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是“邓毛谢古”之首，属于被错误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不可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王稼祥年谱》对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处分后的任职有如下记载：

1933年6月，向博古提出，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任秘书长。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统治下，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受到错误批判。五月五日，江西省委作出决定作出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往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不足十天，又令他回省委。王稼祥负伤后，实际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贺昌，过去同邓小平共过事，彼此非常熟悉，他出于对邓小平处境的同情，总政治部工作又很需要这个非常能干的人，于是提岀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贺昌的建议得到王稼祥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约两个月后，改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从八月六日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共出版六十七期，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又出版七八期，这七十多期《红星报》都是由邓小平主编的。[1]

请注意，邓小平同志此间任职为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红星报》主编，而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所谓“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长征行军序列中的“中央队”（中央领导同志均编在此队）的秘书长。据接替邓小平这个任职的刘英同志回忆，当时因“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去前方”，中央领导同志决定由她接替邓小平的“中央队秘书长”。而中央队秘书长的职责是：1. 照顾中央首长生活；2. 给警卫员做思想工作；3. 开会作记录。[2]

《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提供的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单中，也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出现[3]。所以，邓小平同志与会的身份，应该是“会议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长征期间，无论是在遵义会议前还是会议后，邓小平同志都没有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所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和其他党史文献资料中均找不到长征期间“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记载，也是正常的。

另外，遵义会议选出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毛泽东进入常委，“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4]。如果邓小平同志的确在此间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那也只能是协助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而不是毛泽东。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此间事实上起到了军事指挥者的作用，是事实上的领导地位，那还是得到了所有当事人的公认的。

宣传是一时之需，治史是百年大计。治史者，史笔先得如铅，才能如椽！

史家嘛，且得托着下巴颏儿，说话！

注释：

[1]《王稼祥年谱》（徐则浩著）第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2] 刘英《在历史的漩涡中》第66～第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3][4]《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页，第234～第2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