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毛泽东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当代价值

点击：作者：习五一来源：《科学与无神论》，昆仑策研究院编发发布时间:2015-12-20 10:45:01

　　【内容提要】毛泽东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批示，从国际战略角度提出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任继愈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概括为 “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者。坚持这一学术范式对于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近些年来，宗教研究领域提出的“学术神学”范式，形成对“批判神学”学术范式的挑战。某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绝口不提科学无神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最底层的基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3年底，毛泽东主席作出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批示。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任继愈先生创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者。毛主席的批示言简义赅，高屋建瓴。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研究践行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战略意义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写下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从国际战略角度提出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我们认真分析这一批示，有三个要点：一是宗教研究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二是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宗教；三是要批判宗教神学。

　　第一，宗教研究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请任继愈先生到中南海菊香书屋面谈。毛主席对任先生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第一次对学者提出研究宗教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迷信。”他强调科学世界观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所谓“《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宗教信徒不同，研究宗教，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而不能坚持唯心论和有神论。

毛泽东在延安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就明确指出宗教有神论是唯心主义。他说：“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第二，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习近平同志将其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宗教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能用宗教来说明历史；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中寻找精神生活的秘密；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肯定宗教积极的一面，也批评其消极的一面。

从政策策略上分析，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不矛盾。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共产党人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又要团结爱国进步的宗教界人士，建立统一战线。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第三，研究宗教要批判宗教神学。毛泽东要求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刊物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文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必须坚持无神论立场。批示中明确地要求“批判神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神灵观念是宗教教义的哲学核心，是宗教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宗教神学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毛泽东在延安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指出：“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比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将宇宙万物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有神论观点本身虽然完全不能支撑起宗教的大厦，然而，它是走向宗教的坚硬桥梁。研究宗教问题如果不坚持无神论，不批判神学，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批示，任继愈先生创办当代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宗教。他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分析和研究宗教问题，才是最彻底、最科学的无神论。”科学无神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哲学基础，“它既要揭示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规律，就必须具体研究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历史；它既要说明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就必须具体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教义、教派、经典、理论及其社会意义，具体研究宗教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其他意识形态（哲学、伦理、法律、文化、艺术、科学）的关系。”

　　任先生说：“自然科学认识自然，为创作物质财富提供知识；社会科学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身，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事业的成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体系，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主要是研究自然和揭示自然界规律，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和揭示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科学的特性在于讲实话和揭示真相，“只有在讲实话、揭示真相的基础上，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类获得自由绝不是建立在对鬼神的畏惧、谄媚、贿买和奉献财物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始终坚持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始终坚持科学无神论宣传和批判宗教有神论。

　　在任继愈领导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健康发展，成绩斐然。任继愈总主编的大学教材《宗教学原理》（出版时更名《宗教学通论》）、《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等，成为我国宗教学各主要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华大藏经》影响深远，其“持论之严谨，学术立场之公正”，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是任先生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撰写文章的主标题。这一主题精确概括了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对于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困境

　　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在各种宗教出巨资资助宗教研究的背景下，在宗教研究领域，宣扬宗教的积极作用成为主流话语，而分析宗教消极作用的声音被边缘化。在宗教研究领域，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微弱，几乎成为“绝学”。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宗教，成为主导话语。某些学者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海内外神学家联手推动“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进入中国大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已经形成影响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圈的态势。

　　这种“学术神学”思潮在某些学术权威的倡导下，已经成为影响学术研究方向和制定政策的因素。一位著名学术权威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内地语境及其人们的观念中有着‘批判神学’的影响”，“学术神学”需要“正名”。关于如何界定“学术神学”，他赞同汉语基督教运动发起者的论述，即“学术神学”也是“关于基督上帝的理性化言说，‘上帝’、‘神’或终极之在是神学的主词”，而当其“关于‘神’的言说”已经“形成一套理性化的知识系统”时，理所当然可以“成其为神学”。这位权威人士高度评价“学术神学”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他认为“‘学术神学’是中国内地‘学界’对基督教的重新认知和对‘神学’的重新定义，它对两者在当今中国的定位既造成挑战，亦带来机遇。这也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对其宗教认知，尤其是对基督教的认知的一次重新梳理和鉴别。其思想启蒙乃空前。”在这些宗教研究领域权威人士的大力推动下，“学术神学”学术范式的确形成对“批判神学”学术范式的挑战。

　　随着“宗教热”的兴起，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请外国神学家长期开课，讲授《圣经》。一些境外传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台，组织出版传教著作。北京某著名大学翻译丛书，出版美国威廉.邓勃斯基的《理智设计论》，作者在提要中明确宣布，“本书从考察用圣经迹象指导人类决策开始。”大力推销现代版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教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某些著名高校为传教士向大学渗透自觉不自觉地开启绿灯放行，高校与神学家联姻，成为西方基督教界向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渗透的重要手段。

　　校园基督教传播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建立发展校园团契。而网络传教成为其重要的虚拟形式。校园基督教传播的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很多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信教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高于全国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势。

　　2011年—2012年，我们承担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以北京大学为重点》。课题组调查时发现，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宗教现象逐渐升温。浮出水面的标志之一是，大学生宗教信徒持续增长。根据此次国情调研的样本，大学校园传教的现象比较普遍，遇到校园传教学生的比率高达到60%，基督教势力最为活跃。大学生信徒不断增长，呈上升趋势，其中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田野考察表明，非注册类型的大学生基督教团契增长迅速，其神学倾向，认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参加家庭教会，才能获得“纯正的信仰”。这类基督教团契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较大。

　　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大学讲坛上，有些教师罔顾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教的有神论本质及其消极性，片面强调科学的局限与宗教的优长，忽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教育，不利于培养学生客观理性认识宗教问题。宗教类课程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带有某种宗教倾向性。例如，在一门关于基督教概论的通选课中，教师将“圣弗兰西斯的祈祷词”作为重要参考材料下发，强调“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宗教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类对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说方式”，甚至是“一种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将基督教鼓吹为“西方世界社会群体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站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我们反对宗教信仰向教育领域渗透，是贯彻“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是对宗教信仰者的敌意。信不信教，应当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国家的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

　　我们课题组调查时发现，近些年来，境外基督教势力的大力资助，是著名高等院校中宗教因素日益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邓普顿基金会（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最为活跃。邓普顿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具有基督教背景，其创办人约翰•邓普顿（1912－2008）是一位投资家，也是一位基督徒。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该基金会资金雄厚。据称，2011年捐赠的金额已达23亿美元。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具有明显宗教倾向。就全球范围而言，它资助的研究项目涉及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而在中国，其主要资助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和宗教研究者，目标是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以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学者计划”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于 2005年启动，由美国加尔文学院获得，项目经费为200万美元。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成熟的有关‘哲学、科学和信仰’的交流体制，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具体方案包括：（1）邀请24位中国研究生和9位博士后到贝勒大学、圣母大学和加尔文学院等教会大学和神学院访问学习；（2）提供一万册的有关图书；（3）召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由基督教哲学家协会选派12位学者轮流执教;（4）选24位中国学者到西方国家开密集研讨会；（5）在北京大学召开重要会议，请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到场；（6）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并作为教科书广泛采用。该项目负责人还表示，期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在今后做出“独特而有力的贡献”。这个方案和目标鲜明地指向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教化。

　　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已有多位毕业生到美国教会大学或神学院学习。其中，有些人士成为基督教职业传教者，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展传教活动，组织大学生基督教团契，拒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领导，成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难题。

　　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考察，宗教不只是一种文化，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从当前世界看，凡发生血腥冲突的地方，几乎没有不与宗教相联系的；对大多数地区和国家言，不了解战争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了解战争的文化原因。打着宗教旗号制造事端，在我们国内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对我国潜在威胁最大的，乃是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

　　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资金，长远的战略，以及为扶植和培训宣教骨干的教育体系。与这种强大的宗教文化传播阵势相比，我们科学无神论的声音过于微弱。这种形势若不及时改变，后患无穷。

　　三、“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当代价值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人文主义思想丰富多彩，儒释道多元兼容，宗教处于亚文化地带。在当今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渐深入人心，但同时又受到国际国内各种极端宗教势力和思潮的严重挑战，迫使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挺身应对。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下，研究践行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境外宗教渗透日益增强的影响下，在当前学术界，各种新“有神论”相当活跃，力图割裂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的关系，贬低科学无神论的地位。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精辟地指出：“当前，在宗教研究领域中，一面以奉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相标榜，一面拒绝和反对无神论的研究宣传教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不仅自己离开无神论立场和对神学的批判研究宗教问题，而且反对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斥之为破坏宗教和谐、社会和谐。无神论研究被排斥在宗教研究之外。宗教学成为显学，而无神论成为濒危学科。”

　　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体制下，无神论被划归在宗教学中，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然而，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几乎没有无神论研究机构，自然也没有培养无神论专业的研究生机制。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有关科学无神论的项目，往往空有其名。即使有坚持科学无神论立场的学者申报，在宗教学权威的评审中，也难以通过。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工程中，将科学无神论列为濒危学科大力扶持，是有远见的战略性举措。

　　2009年12月24日，中国社科院批准成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这是自上世纪任继愈先生创建的“科学无神论研究室”被更名后，目前中国再次出现的实体性无神论研究机构。这是具有转折性的重要举措。此举不但组建了一个专业的科学无神论研究机构，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而且必将影响全国有关领域的思想趋势和学术结构向良性转变，对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民族素质的提高，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0年4月20日，中国社科院批准成立“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这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科学与无神论研究”的社会平台。该中心的发展目标，不仅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学术研究中心，开展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地，而且要成为针对宗教意识形态化、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的应对战略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科学无神论重新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在宗教研究领域浮出水面，而且更多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中。虽然科学无神论已经成为中国社科院马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从学术研究领域来看，国内专业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声音十分微弱。

　　当前，在宗教研究领域中，某些号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绝口不谈无神论，力图将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要不要坚持无神论，“研究宗教”，是否要“批判神学”，至今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在纪念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50周年之际，宗教研究学术界各抒己见，反映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种声音是坚持“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范式。《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主编杜继文教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采访时指出，我国对宗教的真正研究，实际就开端于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当前宗教研究繁荣的局面当然与此有关。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宗教研究有许多人和机构走入了歧途，宗教研究的知识性传播变异成了信仰性传播。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扩大，相当一部分人把宗教知识也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创收”与“吃教”的价值法则日益支配着宗教研究的性质和倾向。本应客观独立、力求把握宗教面貌的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蜕变成了为宗教树碑立传，讴歌鬼神信仰的传教活动；有关宗教的科学知识，蜕变成为一些人的信仰对象。在响应毛泽东“研究宗教”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批判神学”方面存在失误。“神学布道”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特别是国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把持着所谓“宗教学”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一种声音是质疑“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范式。一位研究当代宗教的学者在《中国民族报》发表文章认为：“客观地说，50年来的宗教研究，在研究目的上的确存在着重大转向。”“从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堪称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最大的范式转换。”“由说宗教的坏话到说宗教的好话，宗教研究团队的性质也有了变化，逐渐产生了几种类型。一是对宗教持厌恶态度的“批判神学”学者；二是对宗教价值持肯定态度，但本身并不曾皈信宗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因对宗教的好话说得太多而被称为“文化宗教徒”；三是本身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占主流的，是第二种，也就是本身没有宗教身份认同，但认同宗教的现代价值的学者。”这位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宗教供给的严重短缺，荒漠化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加剧了人心的浮躁与社会的动荡，桎梏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背景，或许就是以理解宗教、同情宗教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宗教徒”出现的社会基础。”

　　“文化宗教徒”出现的社会基础的确值得深入研究。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在改革和转型时期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决定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宗教供给的严重短缺”？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需要加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还是需要呼唤宗教道德拯救所谓的“社会精神危机”？的确是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学者需要面对实际问题。

　　我们应当深入分析宗教伦理体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它利用神圣的戒律规范人类的行为，超越人类社会早期的野蛮状态，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宗教迫害赤裸裸地践踏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道德伦理体系将走向更高的阶段,即人文主义道德规范。它能够建立道德准则、道德责任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安康。我认为，人文主义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人文主义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

　　“研究宗教”，是否要“批判神学”，应当百家争鸣，可以见仁见智。我认为，离开科学无神论立场，必然会曲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虽然讲无神论未必是马克思主义，但不坚持无神论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指出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最底层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一切理论的前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宗教研究不只是对宗教观念的研究，它还要研究各个有影响的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宗教与道德、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宗教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宗教的政策和管理等等。揭示宗教观念的实质，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研究。然而，由于有神论的宗教观念在一切宗教中都居于基础地位，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根本特征，所以站在无神论的立场科学地揭示一切宗教观念的实质，对于研究宗教的其他方面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无神论立场对于全部宗教研究来说，都是追求真理、成为科学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毛泽东的批示中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不站在无神论的立场“批判神学”，不能正确认识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对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的科学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做出进一步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高度，对有的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强化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确保主流思想和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文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有关专业课程中充实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宣传教育”。“加强宗教学教学科研机构管理，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贯穿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开展宗教学研究工作。”可见，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出发点。我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形成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宗教必须适应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允许利用宗教威胁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不允许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宗教在信仰层面完全自由；从而把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思想教育要“春风化雨”，意识形态建设要“针锋相对”。宗教有神论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与科学和唯物论相对立的，但它属于世界观思想问题，不能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且主要通过社会的实际变革，由信仰者自觉决定。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是对人民群众讲的；作为布道手段的文化神学，跨越信徒的私人信仰空间，与主流社会叫板，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争夺青少年一代，就需要分辨是非，理论批判，即所谓“研究宗教，批判神学”。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期以来，有种舆论，力图将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当代社会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华民族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注释省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任继愈：《任继愈宗教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本刊记者：《“宗教研究”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5期。

　　5、田心铭：《“无神”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的前提》，《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5期。

　　6、田心铭：《试论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统一》，《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6期。

　　7、习五一：《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8、习五一：《宗教神学应当进入大学校园吗？》，《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4期。

　　9、习五一：《应当重视当代中国大学生信教不断升温的现象》，《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6期。

　　（来源：原载《科学与无神论》，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