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人的发展

点击：作者：丁郁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5-12-13 08:53:38

　　【丁郁：《中西无神论比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人的发展

　　——中西无神论比较的当代启示之三

　　进行中西无神论比较，总结无神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经验教训，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促进当代先进文化的构建以及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9世纪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启蒙思想高潮中形成的。它既是继承西方各种进步思想传统而推陈出新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具有普遍人类文明价值的思想体系。

　　“无神论应该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批判(包括法国唯物论和德国唯心论)的逻辑起点，而终点应该是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为人类理想的命题。反过来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无神论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1]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导”[2]基础上，马克思把无神论思想引向共产主义为人类理想的归宿这一命题。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决，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马克思向我们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宗旨是人本身的自由和解放，它不仅仅是对物的占有，而且是人的主体活动、本质的自由解放。有了人和人的活动本身的解放，才会有人对于对象世界的真正占有。从而，马克思阐明了对于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一个靠别人恩典的存在物，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对这一给定性的不断否定和扬弃，因此，正是在人的现存中包含着人的超越、人的未来。可以说，在对宗教的批判中折射出马克思对全面的、完整的人的生活的憧憬和设定。它既是向内的，又是向外的，因而是统一的，“它驱散了各种超人的终极实体和虚幻的终极目标笼罩在历史进程之上的迷雾和神圣光环，把人的本真状态和真实命运置于人类精神关切的中心，从而把人的每一有限存在境遇同无限超越的创造性活动统一起来，把人的各种具体、合理、有限的目标同人的不断的价值创造统一起来，人真正开始创造人的历史。”[4]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命题中，升华出神圣的人性[5]。由此可见，马克思克服唯心主义以及有神论观点是要把唯物主义从自然和认识领域逐渐推展到历史和社会领域，最终完成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的理想问题，或者说是所谓“终极关怀”问题，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人的发展的成果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所谓“完整的人”，是就人的本质属性而言的。因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劳动形式的不断丰富、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及人的各种能力的不断提升等不同层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类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指的是将人的丰富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以及知、情、意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也就是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智慧，不管不同时代其表现形式有何差异，其直接或间接地总是对人的理性的高扬，人的需求，人所要求的自我完善调节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因此，无神论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无神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成果和动力。

　　(一)无神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成果

　　人的发展，也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地位和主体意识的发展，所以，一定能推动无神论的发展。

　　首先，无神论的产生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结果。在无神论产生的过程中，劳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把人变成了自身的创造者，劳动过程是主体能力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对象的外化和实现;劳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7]。“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和自然相对立。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脚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力量发挥出来。”[8]在无数次实践的基础上，人们慢慢认识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按照自然规律改造大自然，而求神则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上帝不会消除干旱，也不会制止洪水，而人兴建的水利工程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神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无神论便产生了出来。由于人通过劳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不断提高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样，他们即使没有成为公开的无神论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潜在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自发的无神论者。

　　其次，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提高了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促使无神论发展。人类的历史，是人摆脱大自然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强大束缚而获得对大自然和社会的正确认识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逐步认识人类自己处于其中的“自然客观性”和“社会客观性”的历史，从而，也是人建构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一致的合理性的自然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社会体制的“客观性”的历史。人在什么事情上有了理性的认识能力和建构能力，这些事情上的神秘性和人对它的依赖意识和依赖关系就消失了，从而，神话和迷信在这些事情上也就消失了，现实的理性的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在人与这些事情之间建立起来。

　　“人是什么”与“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正是从宗教批判开始创建自己的人学理论的。他把“人”从神的统治和奴役下拯救出来，在价值上将神的维度彻底还原为人的维度。这就将无神论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9]他认为，人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体现，就是“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并称这场革命为“人的高度革命”[11]，其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把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是人的本质的深度复归，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2]。倡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就解除了强加在人身上的神学枷锁，唤醒了真、善、美等往往以潜能形式沉睡于人体内的各种本质力量，确立人之为人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使人和人性沿着合规律性、合道德性、合情意性的轨迹丰富、发展和完善，其结果必然是人性战胜神性，从而有助于无神论的发展。

　　再次，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使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意识提高，从而有助于摆脱神学束缚，促进无神论的发展。所谓个性，就是一个人在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的兴趣、爱好和各自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个性是人的本质在具体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是人的一般本质的个别形态。没有个性，也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个性体现着共性，抹杀了个性，也就否认了共性。个性最大程度的展开，就是共性最大程度的实现。实现个性自由就是一个人的真正自我实现。个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即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等特征。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就能更有力地推动无神论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动力

　　无神论的发展过程，就是神的地位不断下降，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首先，无神论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为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力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有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两个标准。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趋势来说，两种尺度是一致的。从历史的观点看，以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马克思之所以非常重视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的研究，就是因为他富有远见地看到了人类的自由、财富的创造，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共产主义如果离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就如同只在抽象的哲学等意识和观念中大谈人的解放一样空洞。而无神论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意义重大。无神论的发展进程，就是人在自然力量、统治者的神权力量的阴影控制下不断解放、不断推动生产力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进程。

　　其次，无神论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进步，提高人的主体地位。无神论使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以主体性思维方式逐步取代和超越了原初社会人神交感的思维方式，冲破宗教权威、愚昧盲从的传统观念，极大地推动了人化世界的发展进程。在无神论产生之前，人在强大的外界自然面前，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个体或群体行为上，几乎还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人们还没有力量揭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还没有发现自身的主体需求和存在价值，还不能把自己从外部自然中完全“独立”出来。人类像动物那样慑服于自然的威力之下，他们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sympathetic)”[13]。他们以素朴的整体主义观念理解宇宙，把宇宙看作可以通过某种超感觉的方式(巫术、禁忌、图腾崇拜等)加以支配的对象，宗教神学的态度是那时的人们掌握世界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避免地依附于神或他人，人的发展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性。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被自己创造的上帝所束缚、所主宰，神性压抑了自身的主体性。费尔巴哈认为，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宗教所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即这种外部力量不是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而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一般地说，当一种外部力量已经为人们所掌握和支配以后，它就不再主宰人们的生活，反过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人们是不会将其奉为神圣而对之信仰崇拜的;只有当外部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即对人成为异己力量的时候，也就是说成为人们不能掌握利用的力量时，人们才有可能和有必要把其当成生活所依、生存所系的主宰，幻想成神圣之物而对之崇拜信仰。无神论则标志着人类真正以主体的力量谋划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发展，真正使自己从神和自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宇宙的中心从神和自然转移到人自身。它以科学的态度来掌握世界，激发人们探索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及其规律，创造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化世界。在从神性至尊到神人互补再到人的地位的凸显过程中，无神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再次，无神论的发展有助于教育发展，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任何个人的第一职责、使命和任务就是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能力。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14]。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人的素质的综合体现，只有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更好地发展完善自已。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改变气质”。我们说，学习改变命运。在实现社会自我的过程中“我”是什么样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学习程度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学习和教育是发展自己、形成自我的重要途径。“人天生是一种学习的动物”，这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大脑)和文化属性所共同决定的。学习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正是学习和创造这一本质属性，让人类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动物界，成为世界的主宰。人越来越有文化、越有理性，神学迷信的东西就会在人的生活中逐步消退，神鬼巫术意识就日益成为可笑的现象。

　　最后，无神论的发展有助于人的个性张扬。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它不再受到压抑，不再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或某些阶层身上，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完善，他掌握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而“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5] 所谓“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可以理解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马克思这句话也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现实生活的人由于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才会产生对神的信仰的宗教意识。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马克思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幻想的现实性”也就是神;“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就是丧失了人性。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神的本质，也就是说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而无神论的发展是人的地位上升的体现。无神论就是探讨人的真正地位的学说，是“透过人的心灵的价值体系，如果不事先估计到这些价值，这个体系是无法摧毁的”[16]。这一观点并非来自无神论者，而是出自著名天主教哲学家、新奥古斯丁僧团的让·拉克鲁阿。在他的《论无神论》一书中，拉克鲁阿宣称无神论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形态之一，并将它与科学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人道主义相提并论[17]。无神论所内蕴的理性、怀疑、创新、公正等精神气质和诚实、严谨、执着、无私、自由、宽容等普遍性品格，也不断使人们的思维从神话、盲从、专制和偏私中解放出来。在“真”的追求中也致力于“善”和“美”的追求。无神论的普及，不仅提升人们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提升主体内在的德行与情感，极大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内涵。

　　二、无神论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人类社会摆脱蒙昧进入文明以后，知识群体随之而生，并不断壮大。它是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总结知识、探求科学、传承文明、呼唤未来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无神论发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18]。

　　知识分子在传播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培养一批专业水平十分高的科技知识分子队伍，和培养全民普遍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是检验一个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科技政策的有效性的最重要的两项标志。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比较重视自然科技的专业研究，而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全民普及工作，下的工夫则不够大。因此，我们要格外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普及无神论中的先导作用。

　　(一)建构无神论理论的专业队

　　知者，智也;识者，思也。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与睿智和卓识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从来就是道德与知性的中介和载体，也从来就是民族的觉醒者、社会的先驱者和历史与时代的精神驾驭者。知识分子是全社会中文化素养最高的阶层，最先觉悟、最能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阶层，也是对无神论认识最早、把握最深刻的阶层。

　　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他们首先高举无神论的思想火炬。历史是民众创造的，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是民众中的才俊与精英，都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最具活力与魅力的代表，都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精神砥石与前沿力量，都是知性、理性、创造力和进取力的集中体现与本质展示。因为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智慧与灵魂，而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才彦，则永远都是铸成这理智与灵魂的参数与元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就尤需自觉地不断地升华自己的精神、纯化自己的情操、淬冶自己的意志、守望自己的目标，真诚而果敢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作为知识精英阶层的中西无神论者们都能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启蒙使命，自觉地为发展无神论做出贡献。“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知识分子社会道德功能的生动表现。“明大节于当时，立青风于身后”，唐太宗的这句话之所以会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和理想追求，就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负有的责任感与荣辱观。所谓“明大节”，就是要以国家、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重，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全力以赴。所谓“立青风”，就是要以自己的懿言嘉行留下做人的楷模和彪世的榜样，对社会、对后人产生积极的影响。知识分子中的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在不同领域批判宗教神学和迷信的荒谬。“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兰死不改香，镜破不改光”，这些格言名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真实写照。熊伯龙深疾当时神学迷信根深蒂固，禁锢人心，著《无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猖獗的时候，写了一本名叫《正蒙》的书。所谓“正蒙”的意思就是订正蒙昧或正确启蒙。“蒙以养正，教人者之功也。”意思是说，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启蒙，是教育工作者的本分，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功绩。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名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知识分子们为社会建功立业，为发展无神论勇敢冲锋。

　　(二)宣传无神论思想的急先锋

　　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就是知识的负载者和创造者，是传播科学知识的主力。科学是迷信的“克星”，是破除迷信的首要武器。在中外历史上，知识分子以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对无神论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性地认识大自然，就形成人类的自然科学;理性地认识社会，就形成人类的社会科学。理性地认识人脑及其功能，就形成思维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哲学能够在自己的历史发展水平上，以理性的方式为人类论证和解释各种现象，论证和解释人们关心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并以自然现象的确定的表现形式和人类社会实践的确定结果，证明或者检验这些论证和解释的合理性。所以，各门科学给人类提供人能够理性地逐步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逐步改造世界的具体经验和实例，同时也就是给人提供了确证人自身的能力而确证神鬼巫术荒谬性的经验和实例。自然科学家更多地从操作和功用角度，以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伟大理性力量，反对天国神权、迷信愚昧和歪理邪说，显示其彻底的实事求是的崇高人格力量;人文、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则更多地关注知识的人文底蕴，发挥其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文精神。凡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说服了人的地方，神鬼的神秘性就烟消云散，迷信神鬼巫术的现象就会“不攻自破”。因此，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都在对社会大众进行各种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普及，以及反对和消除神学迷信的工作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主张无神论，唤醒国民，图存救亡。辛亥革命后，沉渣泛起，封建迷信势力甚嚣尘上。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激进的知识分子满怀豪情，予以反击，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是这场运动的闯将。他们撰写的一系列光辉名篇给宗教神学与封建迷信以沉重打击，对冲决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发展无神论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革命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不仅投身革命运动，而且还投身到工农群众中去，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工农群众，在普及无神论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科学素质。

　　知识分子对民众科学精神的普及是防止社会上伪科学泛滥的重要环节。科学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科学过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为科学家一致认同的一些传统规范、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竺可桢先生于1941年发表论文《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总结，认为科学精神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不盲从，不附合，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19]。

　　知识分子引导人们掌握科学方法，从而更有效地与宗教神学作斗争。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人们探索自然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正确手段、途径、程序和技巧，或者说是把人的“力量”过渡到客体对象上的“中介”和“桥梁”。人的知识不是来自玄思、宗教经典、上帝的启示，而是来自于实践。要获得关于自然的真知识，就必须有适当的方法——观察与实验。通过观察与实验获得的知识才能指导人们的生活，才会变为物质的力量。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还在催动着人们进行不懈地探索。但获得知识还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培根的归纳法就是一种求真方法。这种求真的方法被西方现代哲学家所发展。孔德的实证哲学也试图摒弃一切虚妄，把一切知识建立在可证实的基础上。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实证哲学。他们把一切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都归为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正如波普所说：“证实主义者渴望维护十分重要的理性主义传统——理性反对迷信和专横的权威的战斗。他们要求，一种信念只有当它能由确定的证据所证明，就是说，只有表现为真，或至少是高度概然的，我们才能接受。”[20] 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伽利略创立了系统的实验方法。一个完整的科学认识是科学认识主体的探索性、创造性与科学方法灵活运用的结果。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社会的科学民主化进程，知识分子在长期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越来越具有超出科学活动本身的价值，往往成为无神论战胜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最可靠最有效的思想武器。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在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信中号召：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使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知识分子在研究宣传无神论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一批无神论水平较高的科技知识分子队伍，是提高我国精神文明水平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国在无神论的宣传和普及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大，因此，我们要格外重视发挥知识分子自研究和普及无神论中的先导作用。

　　(三)坚守无神论阵地的殉道者

　　古今中外的无神论者们坚信，宗教神学、迷信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抱定消灭一切神学迷信的决心，不受威胁利诱，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同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势力斗争，表现了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

　　中国古代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写作《论衡》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受着饥寒的威胁，生活上处于非常困厄的境地。在这样的困境中，王充经过十几年的奋笔疾书，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杰出的著作;唐初的无神论者傅弈敢于在一片“阿弥陀佛”的喧嚣声中，大胆举起“神灭”旗帜，敢于抗拒潮流，大胆坚持真理，为后世所赞。韩愈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无畏精神，坦然地说：“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21] 这种大无畏精神和远见卓识也为后世无神论者树立了榜样。

　　布鲁诺至死宣称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以大无畏的勇气反对中世纪教会，他热爱和捍卫自然科学的战斗精神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批判了盖伦关于三种“灵气”的神医学生命观，把超自然的神灵归结为自然物。他的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直接否定了教会关于圆周运动是只有天上世界才有的、最完善的运动的观点，因而遭到教会的极端仇视，被加尔文新教逮捕并以异端判处死刑，死前还被活活地烤了两个钟头。他们捍卫科学思想、批判歪理邪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品格永远激励着后者，推动着无神论思想和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三、发展无神论的根本在于提高广大群众的自觉性

　　正如法律不被信仰，就形同虚设一样，无神论若不被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信仰，就不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无神论发挥作用的真正载体。削弱有神论的影响，肃清封建迷信的流毒，扩大无神论的阵地，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

　　(一)无神论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步

　　中西无神论发展史表明，凡是注重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用无神论的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无神论发展就快，在现实社会中的进步作用就越大。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无神论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鞭挞鬼神信仰的理性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民众的意识，其原因就在于先秦诸子冲破王官之学的束缚，将过去藏于秘府的文化典籍下传民间，使受教育者由过去的贵族子弟扩大到广大民众，起到了启发鸿蒙的思想启蒙作用。五四(此处所谓五四运动，包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与在此前后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运动的精英们认识到了文化水平对无神论的制约作用，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下移，他们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以批判旧文化为起点，以创造新文化为目标，以建立新社会为理想，立足于民众的风俗改良，为无神论的普及提供了与之相应的受众的文化基础。白话文还为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初识文字的人增加后，不仅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对克服迷信风气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无神论，却是“精英在觉醒，民众在沉睡”[22]，普通民众很少受到触动。因而，对于鬼神的信仰仍然极为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由于民智未开，迷信心理严重，种种低级的巫术、法术及迷信等仍在底层社会具有广大的号召力。

　　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里，是没有可能根除官僚主义和偶像崇拜的。只有提高广大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树立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无神论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造神运动之所以容易死灰复燃，专制暴政的阴魂之所以能够借尸还魂，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之所以仍广有市场，与民众的没有觉悟是分不开的。“文革”中的造神运动以及20世纪末的法仑功事件，都表明普及教育、推广科学、开发民智的重要。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扫除文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推广应用技术成果、宣传科学思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起点较低，我国国民科技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无神论的发展。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千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欧盟的1/15。从社会层面看，缺少科学文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进步。社会公众如果缺乏对当代科学的基本了解，必然会导致对周围的事情缺少鉴别能力，从而为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提供社会土壤。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现代化。我们要从提高民族素质、实现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性，把宣传和实践无神论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是无神论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神论和科学的世界观并不是靠灌输才形成的，因为所有灌输的东西都不会令被灌输者产生强烈的信任。只有将科学无神论的精神具体化为人民群众的切身体验、心理习惯，使之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才能有效抵制宗教神学和迷信邪教等有神论思想的侵蚀，推动无神论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自觉的能动性”这个科学概念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23] 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过程就是贯彻群众史观的过程。人民群众是自觉能动性的不可穷尽的能源，是实践和认识的真正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在发展无神论的问题上，同样要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

　　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性，首先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宗教，明辨合法宗教与邪教、迷信的区别。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只有对宗教本身的教义教规、理论观点、发展历程、正反两方面作用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对宗教进行批判与改造，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无神论。

　　我国无神论发展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宗教的无知和误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根源。西方有宗教教育的传统，西方大众的宗教信仰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主张无神论的人往往已接触过各种有神论的观念，经过思考而选择无神论，这样的无神论者是坚定的理性的无神论者。反观中国，学校的通才教育中并不包括宗教知识，一般学生都缺乏宗教常识，又由于怕引起宗教争端，错误地以“尊重宗教信仰”为由，报刊都不刊登系统批判宗教神学的文章，造成了有传教的自由却没有批判宗教神学的自由的奇怪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没有研究过宗教神学，也没有思考过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这种人一旦接触到宗教或面临现实各种压力和诱惑时，很容易倒向有神论的一边[24]。法仑功猖狂泛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民众缺乏对正统宗教的理解。这就为李洪志盗用零零碎碎的佛教理论和概念来伪装其歪理邪说，欺骗缺乏宗教知识的群众提供了机会。因此，发展无神论，除了加强科学普及，还应加强宗教知识的普及，这并非是在社会上普遍进行传教，而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信教群众的宗教知识水平，提高鉴别正邪宗教的能力，认识到邪教的伪宗教本质，增强抵御邪教的免疫力。

　　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还要认真总结中西无神论发展的经验教训，改进我们的无神论宣传普及工作。

　　无神论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信仰，它与作为人们安身立命之地的信仰有层次上的高低区别。前者是社会共同体的统一的价值理想，后者是个人的、多元的精神生活。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就是要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以价值信仰取代宗教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消灭宗教，而只是让宗教信仰退回到个人性的精神生活领域之中。以往，我们常常混淆这些区别，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来处理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信仰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而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反思我党这些年来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如何避免教条式的灌输，而使科学无神论变成民众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关系到无神论发展的根本问题。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用行政的手段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是对神的最好效劳。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反而使政治意识形态与民众精神需要的现状之间发生了脱节。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明确提出，目前首要的是领导农民极力做政治斗争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不要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迷信观念的破坏，而要实行“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宣传政策。毛泽东认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那么，如何使农民自己动手推倒菩萨呢?毛泽东指出，要向广大农民宣传、解释封建神权是造成农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因素，要让农民明白，欲求得解放必须打破封建神权的枷锁。简单地用无神论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特指对宗教现象有客观、公正认识的教育)的做法，使得受教育对象对宗教信仰缺乏一种开放、理解、正确看待的心态，不仅无助于坚持无神论，反而会使广大人民群众混淆邪教与正教的界限，为邪教所利用。

　　提高人民群众的无神论觉悟，关键在于青少年群体。青年时期正是追求发展个人价值系统的关键时期，帮助青年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念，逐步树立起健康向上的信仰，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发展无神论意义重大。胡适11岁时无意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读到范缜反佛的一段话：“形者神之质也，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于之刃。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大约30年后，胡适这样评论这段话：“他决没有想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25] 由此可见，及时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无神论教育，是多么必要!

　　倡导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启发群众自觉的重要途径。要在全社会倡导和确立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意识，把科学精神当作一种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信念去追求，把文明看作是内在文化素养的表现，把健康理解为人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相统一的整体[26]。只有这样，任何迷信才无法侵入。

　　党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之一的“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对于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也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要指导，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的价值尺度[27]，是反对愚昧无知、各种迷信、伪科学、反科学和邪教的思想武器。当今中国，卜筮、算命、巫术、偶像崇拜等神学迷信还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流行，甚至在都市中仍有一定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无神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朝奔小康的目标迈进的征途中，把无神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本文选自丁郁著《中西无神论比较研究》第六章“中西无神论比较的当代启示”第三节;作者是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注释：

　　[1]宛小平：《从无神论到共产主义》，《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32页。

　　[2]贺麟先生强调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不是“批判”，而是“批导”，强调马克思不是一味抛弃德国古典哲学，而是侧重其精神的发展，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是如何开出社会主义新路子的。参见宛小平：《从无神论到共产主义》，《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4]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5]参见王志军：《从马克思早期对宗教的批判看哲学的根本变革》，博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1年，第48、51页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9][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