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郁：无神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点击：作者：丁郁来源：节选《中西无神论比较研究》发布时间:2015-12-09 1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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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郁：《中西无神论比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神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西无神论比较的当代启示之一

　　无神论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无神论汇成巨大的进步思想潮流，为人类历史从野蛮、蒙昧走向文明、智慧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代世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已成为两种不同人文精神的主要代表。通过中西无神论比较，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示，这对于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社会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无神论作为一种进步的世界观，一种引导人类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使人类摆脱自己制造出来的虚幻权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激发人们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和肯定，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能力，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一、引发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对无神论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另一方面，无神论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调节着人们的经济生活，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神论世界观本身不会创造财富，但它可以使人摆脱思想枷锁，自由、如实地认识世界，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首先，无神论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有神论是愚昧无知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大敌，而无神论倡导知识，反对愚昧，可以为经济发展扫除思想障碍，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及相关知识。知识是技术和生产力的基础。人类知识是伴随着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积累而增长的。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客观事物的规律逐渐清晰显现时，人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也得到提高。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认识或“知识”不再能阻挡人类进步，“认识革命”或“知识革命”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并为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甚至是生产力革命打下基础。

　　曾经在古代有过光辉贡献的欧洲，到了中世纪则进入黑暗年代。在基督教的摧残下，科学陷入缓慢发展甚至停滞阶段。欧洲中世纪后期，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地心说”和“上帝创世说”的中世纪“黑暗铁幕”，迎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并兴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文艺复兴”运动，从此揭开了世界第二次生产力高潮的序幕。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解除了科学家身上的神学禁锢，为人们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创造发明提供了条件。可以这么说，文艺复兴运动就其人文意义而言是有限的，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科学、对生产力、对人的思想的解放。因为，一般说来，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所发生的飞跃是科学革命；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带来技术的飞跃则是技术革命。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推动和诱发了英国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引导西方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

　　在中国，虽然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科学革命，但无神论思潮对于推动科技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无神论思潮，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铁犁、耧车、旋转式风扇车等农业机具的发明推广和农业、手工业、水利等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人们挣脱封建神学迷信的束缚，大胆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无神论破除迷信，为经济发展扫除思想障碍。迷信神学人为地为人们设置了种种荒诞的禁区，处处阻碍经济发展，而无神论则能把人们从宗教神学迷信的欺骗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

　　中国近现代的无神论者们对迷信风水阻碍经济发展作了深刻地揭露。刊载于《扬子江》第二期的《风水论》一文认为，中国“不特筑室营墓必请地师，即掘井辟门，筑篱设灶，非术士亲观不敢兴举”的迷信行为，危害甚巨。不仅有因风水而涉讼，因风水而停棺，信风水而妄求富贵，从风水而废财失业，而且“今中国地利不兴，矿藏不启，每于开矿兴利之举，莫不惑于风水祸福。阻挠百般，坐待困穷。”为了更有说服力，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因信风水而马路弯曲，借以敛财聚宝，而各国租界因不信风水而马路笔直，“然其商业之繁盛较诸中国街市，不啻星球之与微生物。”[1]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揭示了乡村“神道”对农民的剥削状况。在各种神道当中，“寺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在寻乌“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封建神权是造成农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因素。通过破除迷信，人们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找到了贫穷的根子，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无神论批判迷信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开源节流、积累资金的作用。陈独秀在其《恶俗篇》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年到头，十八省的人，为敬菩萨、打醮、做会、做斋四件事，不知道用了多少钱，耽搁了多少时日，闹出了多少笑话。他认为，庙里的偶像只不过是“泥塑木雕”，用钱去敬神，就好像把钱丢进水里响都不响。他劝导百姓说：“那西洋人不信有什么菩萨，像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来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照这样看来，菩萨是断断敬不得的了。不如将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或是多办些开垦、工艺、矿务诸样有益于国，有利于己的事，都比敬菩萨有效验多了。”[2]陈独秀还对迷信所产生的诸如“害身家”、“国以日贫，交通因之不便”等祸害也详加论述，从而劝导读者说：“信鬼而不讲卫生之学，仍无救于人之死亡，不信鬼而讲卫生，国因之日强，人口因之日众也。”[3] 从人民生计出发，孙中山先生对浪费巨大财物的“祭飨鬼”等迷信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我国人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十七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4]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有神论的迅速传播，不仅促进着腐败现象，而且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干扰着经济的发展。从发展国民经济计，宣传科学无神论是必不可少的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偶然性、变动性增大，流动过程复杂，市场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异己力量。市场经济的这种复杂、模糊和不可预见性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感到无法预料，使个人无法把握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坐标，从而产生孤立无援和飘泊无依感。这时，人们便希望求得一个万能上帝或至高无上的神来保佑自己，使自己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保证成功。在个人的机遇随着时代形势而起伏不定的时候，相面、抽签、算卦之类的东西又沉渣泛起了。激烈的商战中，赵公元帅、关老爷、弥勒佛之类的东西又被毕恭毕敬地迎进了香烟缭绕的正厅大堂。这不仅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增加经济发展的阻力，使之付出更多的成本。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小至自己的日常起居，大至泰安市的大政方针，都得听从算命先生的安排，居然把本应经过郊区的一条国道改线，绕到一座大水库上，在水库中间架起一座大桥，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人类要在自然力面前挺立起来，靠迷信是没有用的；只有靠科学，特别是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才能奏效。

　　最后，无神论批判禁欲主义，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宗教神学总是赞美贫困，把贫困视为美德，总是设法使信徒不受物质利益和个人欲望的影响，把人身的一切物质生活都看作是不得不有的“弊”。这种无视人的正当需求的观念决不会把发展经济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目的去追求，因而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无神论则号召人们从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勇敢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在真实的世界中摘取“真实的花朵”，实现“现实的幸福”，因而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维护社会稳定，催生政治民主

　　中西无神论的发展史表明，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政治民主方面，无神论有着重要作用。

　　首先，无神论能够起到防止妖言惑众、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反宗教神学的传统。这一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战国时，魏邺令西门豹“以巫治巫”，戳穿了当地官吏与巫婆利用漳水泛滥而编造的河伯娶妇的谎言，进而改革政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宋人吕本中《官箴》提倡：“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以清心省事为本。”要求为官者坚决不信巫、不尚巫、不师巫，坚决不与迷信职业人员接触。明人吕坤《治道》明确提出“禁邪教之倡”，严禁官巫合流，严惩巫书，严惩巫者干预政治的言行。元人张养浩《牧民忠告》主张：“当官戒巫，以义处命。”为官处理政事，应以直道为先，应以戒巫之心为先，处处警惕巫婆、神汉等人的险恶用心，努力揭露他们的欺骗本质和社会危害性。元人赵素《为政九要》认为：“为官戒巫，风化自兴。”戒巫可以促进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尚。这是当官者的使命和责任。[5]这些既是政治官员又是无神论者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神学理论和现实迷信的批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于防止妖言惑众，促进社会稳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其次，无神论反对政治天命论，为民主理念开辟道路。

　　民主需要公民的智慧，需要公民成为独立思考、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主体；而宗教神学提倡愚民政策，妄造“天命”，把当皇帝做君主说成是“神授”，而反对帝王君主则是“逆天”。人民被这种骗局所迷惑，容易受骗上当而产生迷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加固专制政治。无神论要求人们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凡事独立地进行理性思考，不搞盲从，不随波逐流，这就逻辑地导出要求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自由民主。从历史上看，具有民本思想的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是反对政治天命论的理论武器。无神论促使了教权与王权的分裂，给科学、理性和教育独立以至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等开辟道路，也为每个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提倡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的旗帜，奠定了民主文化生长的坚实土壤。其后自由平等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科学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宗教神权和迷信盲从。在此后的启蒙运动中，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又冲破神学迷信的禁锢，使民主形成了至今仍在显示其价值和意义的政治理念。

　　在中国古代，专制君主推行“君权神授”、政治天命论的愚民政策，处处防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使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开阔的视野，扼制了群众参与和批评政治的欲望，使得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的最高境界只能是“开明专制”，而不可能有“民主自治”。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们把对封建君主的批判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对“三纲”和迷信的批判与建立民主、人权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封建文化的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了对天命神学和封建迷信的总批判，认为国家权力不是神赋予的，而是代表民意的，国家的管理者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由有神论信仰者所组成的团体，也就是宗教组织，不得干预国家政治。这就为发展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提供了前提条件。

　　无神论还是培育民主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途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述了无神论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性。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6]民主革命时期对封建神学的批判，打掉了封建地主阶级为王权专制编织的神学光环，增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为动员民众参加民主革命、推翻封建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以及神权思想的深重影响，许多民众（包括不少党政干部）对党的领袖产生了个人崇拜，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进程。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批判神权迷信，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

　　三、培育科学精神，促进文化繁荣

　　无神论作为一种文化，它的萌芽与发展是以社会文化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重大进展，无神论都要提高自己的水平，都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无神论有助于人们摆脱愚昧心理，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首先要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无神论的科学信仰。

　　无神论的基本要求是反对一切主观臆造的神学迷信，老老实实地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按照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这也是文化创造与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固然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但也与当时无神论思想的长足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是有了西周末年以怀疑、诅咒、否定上帝（天）、重人轻神为特色的无神论思潮，有了老子、孔子等一大批思想家从传统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解放，学术大发展，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

　　从秦汉到清代，正是因为以实践理性为思维特色的、具有鲜明无神论色彩的儒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无神论思想十分活跃，遏制了宗教神学迷信的发展势头，才使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无神论也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一批倡导无神论的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三大支柱，即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陆续得到重视和传播。1915年开始的具有战斗无神论色彩的新文化运动以更为猛烈的文化冲击力，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条件。当时的科学家和无神论启蒙思想家一道，利用《科学》和《新青年》这两个主要阵地，在进一步倡导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同时，首次广泛地开展对科学精神的探讨和弘扬。任鸿隽在1916年《科学》第一期开篇赫然而发“科学精神论”，认为有一个“不可学而又不可不学”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精神”。他解释说：“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为科学精神必须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崇实”和“贵确”[7]。胡明复也认为：“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和“去伪存真”。“此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盲从。”[8]科学旗手陈独秀进而指出，在欧美文化中，“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别是非，明真伪而已。”[9]这种科学精神的揭示和倡扬，冲破了长期以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闷空气和精神枷锁，为科学进一步在中国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无神论反对偶像崇拜，摒弃神学教条，有助于培养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激发大胆探索的创新勇气。

　　科学思维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追求真理，敢于怀疑。李约瑟曾对王充的怀疑精神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王充是中国任何时代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非不恰当地常被称为中国的卢克莱修。”[10]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懂得，怀疑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寻求真理起点的思想的第一步，现代科学的运用与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批判精神，还应有其他必要条件，例如缜密的分析推理和实证主义精神。而我国传统无神论缺乏严密的实验验证与逻辑分析，不够严谨，这就影响人们对于客体进行精确的认识，堵塞了实证科学的发展道路，也限制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完善和分门别类地深入发展。所以必须融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分析方法和实证精神，才能更好地完善科学发展之路。正如胡适所倡导的，应将这种“无征不信”的态度和“思起于疑”的怀疑批判精神蕴于科学方法论之中，注重事实和证据，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注释：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4]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5]杨建祥《中国古代官德的反巫传统》，《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3期，第25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7]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

　　[8]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科学》第2卷第7期，1916年。

　　[9]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0页。

　　[1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转引自欧阳雪榕《略论王充的怀疑主义——李约瑟谈儒学之科学批判精神》，开封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