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其达到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未来发展战略需要。

坚持正确导向，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应该多宣传国有企业在改革大潮中自觉担当、主动调整、改革增效、发展壮大的事例，让人民群众在国有企业身上看到希望和力量。

国企问题是激励机制问题和经营者本身放弃了“群众路线”，这才重症缠身！我们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二是要大力强化国有企业群众的监督管理。

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加强中央企业党的建设与落实国企国资改革重点任务结合起来，高举改革旗帜、激发改革动力、迸发改革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些基本问题缺乏共识，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起来步履维艰。既害怕国资流失要承担政治责任，更害怕推行私有化承担历史责任，共识就成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

中国的住房价格越高，中国的价值观体系就越扭曲，中国的意识形态就越危险。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表现。所以，去杠杆必须去房地产杠杆。

曾经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种种责难，利润高的时候攻击国企垄断，效益差的时候指责国企低效，肆意抹黑、诋毁、妖魔化国企。

从经济管理角度看，根据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国企改革有必要抓好两个基本环节：其一，国有资本整体性管理环节。其二，国有企业管理环节。

作者这篇文章曾于2014年3月以昆仑岩笔名发表于《环球时报》，当时率先在官媒上公开提出反对国企私有化问题，影响很大。现在看，仍然很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提出了两个性质。一个是它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性。认为“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

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国企治理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是用人。要“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这些问题都是从党内的法规政策和行政上的法规政策实现非常好的衔接。

在党中央领导下，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让中国的国有企业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党和人民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当下的深化国企改革，社会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一些人借机炒作“国进民退”、国企垄断，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利益集团，以利于私有化削弱国有经济。

有人把国企当作腐败根源，称国企私有化是从体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实，国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企改革的总目标。“重要的话说三遍”，习总书记讲了四五遍不止，但有些人总把这个基本目标忘了，好像不把国企“混”没了就不是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要调动全党全国力量，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振兴公有制经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深化改革中的指导地位，排除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干扰破坏，反对私有化。

社会主义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资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企如何经营和发展，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关乎国家政权和经济基础的支柱和命门，必须坚持党管国企。

在国企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不能只有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西方公司制的机构，还必须建立使企业党组织成为核心领导主体，对其他治理主体实施领导职权。

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是如法国电力集团的高管在内的数位西方企业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在肯定国企的作用，但是中国媒体经济学家仍在极力批判中国国企。

1979年的放权让利和1958年的工业企业下放是有本质的不同的。1958年在工业企业下放的同时，大力推行工人民主管理，而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那是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的问题，而不是需不需要国企的问题。说得轻一点这是改革的问题，说得重一点，这是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