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扳倒中国的“思想启蒙”活动
——再谈“翻译外交”扭曲了中国外交

点击：  作者：侯峰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6-06-07 09:56:23

 摘要

翻译出身的外交官有好样的，如王毅、傅莹，但不正常的是所有外交高官几乎清一色都是外语专业出身，一条仕途走过来构成中国外交团队，而外语是极易与国际接轨，西方极愿意资助、辅导的学科，且正被吴建民、袁南生、资中筠这样西化头脑的院长、所长、教授所把持，其后果就是中国外交成了中国国家意志最薄弱的地方，被西化洗脑的翻译人才本身也成为这种体系和制度的受害者。

 

 

【2011年春所谓“北京茉莉花”运动期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自称“散步”到王府井，现身“板倒中国”的第一线，现场操纵“扳倒中国”的所谓民主运动。尽管北京茉莉花没有如洪博培所愿成功，但是洪博培在中国做大使的经历却让他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无比自信。离开大使任回国的洪博培于2012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总统竞选的电视公开辩论中特别强调，“没有必要进行中美贸易战，那会损害美国小企业主及进出口商的利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伸出双手拥抱中国国内的亲美一族，我们应当接触中国内部的盟友，他们被称做‘年轻人’、‘互联网一代’——他们是五亿网民以及八千万博客主人，美国必须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国，只有中国倒下去，美国才有夺回制造业的机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016年6月25日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把美中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50年的冷战对峙”，并扬言：“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划上句号”。显然美国正在全面采用冷战时期搞垮苏联那套办法颠覆中国，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内部逻辑”上。

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十分高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不费一兵一卒扳倒了超级大国苏联。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刻曾欢欣鼓舞，认为从此将过上和西方一样的美好生活，然而25年后，苏联瓦解及东欧巨变形成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过上他们当初梦寐以求的西方水平的美好生活，甚至没有一国像中国改革一样，经济社会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更多的就是像乌克兰那样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社会腐败，苟延残喘着。然而中国理论界、所谓改革顶层设计的专家、权威中不少人朝思暮想苏联那样的改革。这些自认为取到西方真经，胸怀“普世价值”的民主志士，实际上不是幼稚，就是内心深处已经站在美国“盟友”的阵营里去了。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出乎意料轻松地扳倒了苏联。冷战结束后一超独霸的美国开始了更加肆无忌惮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战争，西方从科索沃内部培养“带路党”里应外合，开始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型战争战略;紧接着在“人权高于主权”大旗下，堂而皇之地践踏国际法，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美国还搞了一连串“颜色革命”，从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到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然而这些革命除了给这些国家带来动荡和分裂，当事国人民没有感受到什么进步意义;席卷中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波及数十个阿拉伯国家，从突尼斯小贩与警方冲突引发的本.阿里政权倒台，迅速蔓延到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毛里塔尼亚、吉布提、阿曼、埃及、也门、苏丹、巴林、沙特等国，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西方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借机干预他国内政，导致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战火连绵，国破家亡，中东地缘战略平衡被破坏，恐怖主义烽烟四起。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凡是美国插手的地方，既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繁荣富裕，也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美军染指的地方，不是兵连祸结、恐怖活动猖獗，就是政局长期动荡，民不聊生。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灾难制造者。然而西方及西方的追随者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想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而令美国无比欣慰的是，中国确有那么一大批人，心甘情愿地追随美国，不辞辛劳地在中国从事着扳倒中国的“思想启蒙”活动。】

 

“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资中筠为谁启蒙?

 

看见资中筠这句话，第一个映入脑海的是中华民族独立，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面临事业未竟身先死前的弥留阶段留给党内同仁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嘱。那么仍然健在的资中筠，这句颇有领袖风范的“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是要继续什么样的未竟事业，是“谁”交给她的“重任”，之中的“我们”又是谁，启得什么蒙呢? 

 

1

“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中国一夜间土崩瓦解的后果，想过吗? 

尽管美国的恶行世人皆知，但仍然有那么一些人把推销美国价值观，实现美国的战略图谋为己任，其中另一个“翻译外交”的典型人物，英语专业毕业，做过最高领导人翻译，译而优则仕的所谓”大家”，资中筠，毫不掩饰，可以说十分露骨地在其《希望中国外交恢复到理性》一文中表示：“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中国政府花钱供养着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作为所长的资中筠，花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长年累月从事着她自己称的“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的推翻中国政府的工作。资所长，即便你认为你是正义的，你是否认真想过，“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吗?“苏俄的那种变革”导致苏联瓦解，十五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别的不说，这一幕如果在中国上演，西方一定会借机把台湾、西藏、新疆、港澳、内蒙、以及其它自治地区从中国法理“独立”出去，届时中国还是中国吗?退一万步如果“苏俄的那种变革”为当地人民带来幸福生活，或许这个代价是值得的。然而，当年中国人民曾经长期无比敬仰的苏联老大哥，尽管能靠出卖丰富的资源撑着，如今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原苏联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就更惨了，国破家亡、民不聊生，2015年人均名义GDP为46382格里夫纳，约合2115美元，仅相当于1990年的60%。资中筠，为了推翻你心目中的所谓“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旧权力”，就可以不顾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国家安危了吗?假使真如你所愿，“旧权力”被推翻了，中国“宪政民主”了，那么中国会走向何方?

· 中国会变得更像依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鱼肉世界，占世界人口5%，却糟蹋地球1/4资源，奢侈富裕的美国;

· 或像英国要脱欧，法国无限期罢工、希腊要输血、土耳其裹挟着百万难民要加入，一团糟的欧盟;

· 或像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拉美、东南亚宪政民主几十年仍然政权更贪腐、文化更落后、经济更低迷的民主国家;

· 或是更像苏联瓦解后形成的大大小小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几十万人口的小国;或是苏联、乌克兰这样的大国?

发达国家除外，以上这些国家战后都先后实现了宪政民主，经济上采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他们的政权比中国更清廉吗，经济发展更快吗，国家更强大吗?其实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资中筠这些西方崇拜者有当年柏林墙倒塌时苏联人民一样的幼稚，梦想中的“旧权力”倒台，中国就一定会像美国一样好，却从来不想中国有可能比俄国、乌克兰更差。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举世公认成功的改革道路，资中筠们却丧心病狂地要中国回过头来走“苏俄的那种变革”道路，是无知还是居心叵测?这事恐怕需要洪博培帮忙才能说清楚。

的确，“苏俄的那种变革”令西方兴高采烈，并因此给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那种变革”给俄国、乌克兰等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不仅是变革初期的经济、社会、科研、文化、甚至人均寿命的全面倒退，而且许多方面至今没有恢复到苏联鼎盛时期的水平;最为严重的是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工业体系，被西方设计的“休克疗法”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几乎连根拔除，现在除了军工还可以吃些老本外，其它恐怕就只剩下出卖资源维持生计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如今在西方的制裁下经济显得如此脆弱，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竟然连自己吃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如果没有能源牌可打，俄国经济早已经崩溃了。乌克兰这个前苏联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如今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惨不忍睹。他们倒是民主了、宪政了，颜色革命了，经济却更差了，政府更腐败无能，难道资中筠就是想中国再现苏联那样的亲者痛仇者快，“苏俄的那种变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吗?

资中筠的“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的理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满足西方的战略利益，令西方兴高采烈，让中华民族遭殃的所谓“理性”吗?的确，当年苏联没有“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没有“爱国贼”，没有“愤青”，“没有一个是男儿”才造成普京所说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颠覆性错误。那些西方的迷信者们应该到今日俄罗斯去认真调研一下，如果让“苏俄的那种变革”在俄国重来一遍，俄国还会“竟无一人是男儿”吗?

苏联崩溃了，普京还可以通过卖资源一点点恢复俄国起码的尊严，中国一旦崩溃，西藏、新疆、台湾无疑在西方操纵下率先分裂出去，失去广大战略纵深和沿海门户，2/3国土资源。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靠什么再回到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小康社会。但凡有一点理性和爱国心的中国人谁也不愿把中国推到俄国、乌克兰的悲惨境地，除非他骨子里已经是美国人了。

洪博培为什么对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扳倒中国那么自信，显然就是因为在中国体制内部有那么一大批人，心甘情愿地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他们更看重的是所谓“普世价值”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利益，百姓的死活。他们无怨无悔地在中国从事着念慈在慈的所谓“启蒙”工作，却或许从来没有想清楚他们努力的后果会是什么;或者他们很清楚后果，只是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所谓“狭隘民族主义”，会说洋话，会用洋人的思维方式思考，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而已。必须指出的是，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研究都是想方设法同西方“接轨”，却无人把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被西方和戈尔巴乔夫政治“启蒙”，经济“接轨”的悲惨结局认真分析总结一下，以示后人，以至于苏联垮台20十多年了，还有不少人停留在柏林墙倒塌的瞬间，做天上掉馅饼的春秋大梦。

当洪博培看到资中筠等不辞劳苦、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在中国为西方从事“启蒙”教育，看到资中筠《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的美国情怀，定大受感动，恐怕死都彻底瞑目了。可见某些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却唯独缺失了中华文明的滋润，因而缺乏最起码的民族自信。奥巴马宣称美国绝对不做世界老二，资中筠坚信“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她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把美国神圣化、天堂化、真理化后，即便在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伟人身边工作过，也再难改变。

只注重西方文化教育，不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外语专业高等教育，以及其它几个西化严重学科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不少骨子里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站在西方立场，自觉维护美国利益的黄皮白芯的香蕉人，这些西化了的外语专才进入外交战线，一旦“译而优则仕”，掌握外交大权必将对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埋下巨大的隐患。这些人从事教材编写就会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撤掉《南京大屠杀》而加进去《圣经》的故事。毛泽东主席提醒我们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绝非杞人忧天。

 

2

资中筠的志同道合者们在中国已经拥有巨大影响力

除了外语专业，经济、法律、新闻、教育等西方热衷，不惜血本替中国免费“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领域，已经为西方培养出不少资中筠这样的接班人。八九十年代不少由美国政府暗地资助的，通过所谓非政府组织出钱到西方培训过的学者，看见繁华无比的西方，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的震撼，更是意识形态的颠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依据自己对西方华丽表面的粗浅印象，把西方理想化、天堂化，神圣化，进而把西方教科书学到的东西真理化，以为自己取到救中华于水火的真经，终身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传道者。一个典型的代表性人物，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美国进修一年多并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便对新自由主义坚信不疑，几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宪政民主西方体制的改革。吴敬琏在其《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一文中讲：“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那么吴敬琏性命攸关的改革是什么呢?作为国务院的高级智囊，吴敬琏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在其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国应当走向体现“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即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宪政化。他认为，实现这“三化”，中国就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彼岸。和资中筠的“思想启蒙”一样，吴敬琏也把新自由主义启蒙当作终身事业。吴敬琏及追随者们的所谓改革“顶层端设计”，有纲领、有组织、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有财团资助、有外部势力的积极配合、有世行的鼎力相挺、有他们所控制的众多财经网络平台的烘托，经过多年来的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广泛共识，按吴敬琏语“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与资中筠的“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可谓异曲同工。吴敬琏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资中筠的“苏俄的那种变革”，“明白的人多起来了”，“90%的人赞成”意味着什么?洪博培心里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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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中国顶多就是一个车间”

另一位外语专业毕业，译而优则仕的典型，中国政府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2004年以来在多种场合阐述他的观点：“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事实上中国顶多就是一个车间”。龙永图提出，要“先在国际分工中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再说平等竞争的问题”。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位置呢?就是“要有再为外国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按这位高级翻译的逻辑，中国只适合做西方的产业殖民地，这和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有得一比。可悲的是，或许正是在龙永图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产业政策指导下，中国的汽车产业被龙永图的“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一语成签，中国三大三小国有汽车企业挟雄厚资本，广阔的内需市场，政府扶持，从事着被厉以宁们吹的天花乱坠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所谓市场化、国际化、半私有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至今拿不出一款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轿车。充斥中国大街小巷的万国品牌汽车意味着中国利润最大的产业，每年成千上万亿的财富被西方跨国公司卷走。相比之下，纯国企的高铁，纯国企的军工，纯国企的航天卫星，纯国企的核电，国企超级计算机，国企的造船、国企的工程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进步远远把混合所有制，私有化的汽车行业甩在后边。可见错误的改革路线，殖民地化的产业政策，对民族产业是灾难性的。可悲的是被厉以宁、吴敬琏等把持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没有人反思私有化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危害，反思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给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经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及给西方跨国公司带来的无限利益，坚定认为只有用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改革国企，掏空公有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改革顶层设计。他们似乎已经彻底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的效率，图利国际资本，而不是百姓的福祉，国家的经济安全。

龙永图殖民地化色彩的产业政策思维受西方优越论影响甚深，在中国主流经济学也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撑。迷信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化、自由化，以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体制内外的高官专家们从来不愿承认公有制的成功，吴敬琏甚至颠倒黑白地在《高铁危言》中撰文“就高铁而言，虽然开通了8千多公里的营运里程，其中有些线段也的确具有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无论从成本效益分析还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都显得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事实还表明，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厉以宁面对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声称计划经济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要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地方困难很大”莫须有的罪名对国有企业动刀。显然这些所谓经济学博士、专家、官员对于西方跨国公司轻而易举地利用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攫取汽车产业数以万亿的高额利润，造成中国百姓的血汗巨额外流的现象不仅不反思，反而对这种混合所有制推崇备至，定做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向，极力要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标杆全面推广。却对造福于人民，提升中国现代化水平，拉动经济的公有制高铁恨之入骨，不惜捏造罪名抹黑高铁，妖魔化公有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所掌控的所谓改革顶层设计，贯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把中国经济拉入产业殖民地化的死路上去。

举世公认中国高铁的成功让吴敬琏不择手段抹黑公有制的言论成为笑柄，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吴敬琏、厉以宁等通过其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要害部门的弟子门生对改革顶层设计控制权和改革话语权的影响力，也就是吴敬琏无比自信地声称的“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这股强大的势力正在全面推动所谓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即私有化、变相私有化改革，也就是要名正言顺地掏空公有制经济，资中筠口中的“苏俄的那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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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保佑美国”才是美国人心中真正的“普世价值” 

中学不姓中，党媒不姓党的根源是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外语、经济、金融、法律、新闻这些极易与国际接轨，西方极愿意资助、辅导的学科，被吴建民、袁南生、资中筠这样西化头脑的院长、所长、教授所把持，学术圈、改革圈被迷信西方的吴敬琏、厉以宁、资中筠这样的专家、权威所垄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超越了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具有普世价值，美国情怀的资本主义接班人。如今在俄罗斯人民亲手埋葬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筑起的社会主义大厦1/4世纪后，终于在普京的领导下幡然猛醒，在血淋林的教训中认识到民族主义仍然是自古以来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石。尽管克里米亚事件令西方十分不高兴、在美国领导下实施了残酷地封锁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不过这次在艰难中度日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再天真，不再迷信“普世价值”，坚定地和普京站在了一起，共度时艰。2016年俄评选百年最伟大领导人:普京斯大林列宁并列第一，而西方的恩人戈尔巴乔夫垫底。资中筠应该去俄国看看是不是俄罗斯人民还是“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吴敬琏到俄罗斯民调一下是不是“这次90%的人赞成”西方“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事实上尽管西方善用“普世价值”忽悠世界，但是西方从来就把世界分成三六九等，包括德法日这样的美国的盟国都在美国政府的监听下，不管吴建民多么真诚地向美国表达“愿做负责任的国家”，美国也不会相信你。美国文化就是一个超级自私的社会追求表面公平的文化，美国总统宣誓时从来只说“上帝保佑美国”，绝不会说保佑中国或其它美国以外的国家。同样西方的难民救助永远不可能对待难民真正做到“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除了财力允许的范围进行慈善性质救助外，永远也摆脱不了所谓袁南生口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些习惯站在西方立场思维的人最不愿承认其背离民族利益的动机，所以只有通过贬低别人“狭隘的民族主义”，让自己阴暗的心理占据道德制高点，为自己只爱西方的“普世情怀”找借口。资中筠在“启蒙”别人的时候，如果身体状况还许可，真应该到西方、苏东后社会主义国家去体会一下世道的不公，特别是应该认真接受西方虚伪的人权双重标准的“启蒙”教育。

 

5

希拉里•克林顿告诉你什么才是西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上述这几位翻译出身的所谓“著名外交家”不应该没有注意到你们的美国同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和赤裸裸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人民网堪培拉2012年11月15日电，到澳大利亚参加澳美部长级年度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5前往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访问。在那里，她参观了具有3亿多澳元的潜艇制造等国防设施。在阿德莱德发表演讲时，克林顿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在牢固的澳美关系和新兴的澳中关系上作出“错误的选择”。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是“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她说：“我知道，有些人提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即澳大利亚需要在其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和与中国的新兴关系上作出选择。”

希拉里·克林顿说：“这种零和思维只能导致负和结果。我们支持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强健的、多方面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我已一再表示，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纳我们大家。但是对于我们两国——美澳同盟来说，好处显而易见，但这不是一种计算，或成本效益分析。这里面有更深层的意义。这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它植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我们克服逆境，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和后代建立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奋斗目标”。如果吴建民、袁南生、资中筠还看不见西方“普世价值”基因的虚伪本性，只一味指责中国“愤青”“狭隘民族主义”，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世界观和立场问题了。希拉里·克林顿如此资深政客，活跃于国际舞台唯一超级大国的二号人物，在如此公开国际场合都能厚颜无耻地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你等都能坦然接受，中国“愤青”发几句牢骚就惹得你们发出天大的感慨《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才是应该认真扪心自问的原则问题。

行笔至此，说我对“翻译外交”有什么偏见，我只能说我对于“翻译外交”的认识还仅限于文字报道基础上的看法：一个自称在美国呆过十年的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一个在旧金山当过总领事和在几国当过“博士大使”，外交学院的中国共产党党委书记，博士副院长;一个美国研究所所长，还是《美国研究》的主编，却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让人不得不一次次思考“翻译外交，扭曲了中国外交”的深层因素。他们这些翻译出身的外交家在中国外交战线具不具有代表性，有待于深入探讨。希望有机会亲自到外交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部调研，看他们在教什么、研究什么、干什么工作，但愿他们能用事实推翻我的“偏见”。

吴建民：

· 1959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

· 1965年到1971年，外交部翻译室，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领导人做过翻译。

· 1985—1989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 1998—2003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 2003.7—2008.4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龙永图：

· 1961.08——1965.09贵州大学外语系学习

· 1974.08——1977.09经贸部六局翻译;

· 70年代给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当过翻译

· 1997.02——2002.03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 2002.03——2003.01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 中国人寿股份和阿里巴巴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资中筠：

·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 1959年，回国后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 198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 1988年~199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1992年~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

· 2006年，中国社科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

袁南生：

· 1980—1987自学英语担任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英语教师;

· 1987—1990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

· 1990—1994湖南省第二轻工业局科员;

· 1999-2000湖南大学衡阳分校(现为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

· ?博士学位何时获博士学位，不详;

· 2000—2002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

· 2013.03-2014.1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

· 2014.11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无容置疑，行行出状元，翻译出身的外交官也有好样的，比如王毅、傅莹。批评“翻译外交”不是跟翻译过不去，翻译工作是外交部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有译而优则仕提升到领导岗位也属于正常，不正常的是所有外交高官几乎清一色都是外语专业出身，一条仕途走过来构成中国外交团队，难免出现翻译出身近亲繁殖，其后果是中国外交成了中国国家意志最薄弱的地方，其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潜在损害说多严重都不过分。反思所谓“翻译外交”实则是对我国外交体制的反思，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反思。其实不少被西化洗脑的翻译人才也是这种教育体系和人才制度的受害者。希望外交领域外语专业出身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身居要位的“外交家”们努力弥补先天不足，放下身段，主动和“愤青”及其它各行各业的人民交流，才能在外事活动中充分反映中国人民的声音，代表中国国家的利益。反之自视甚高，唯我独尊，骂这个“愤青”，骂那个“狭隘民族主义”，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甚至立场和世界观有大问题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国家利益的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