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大使3月30日重回他曾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并发表演讲，其中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一些“很极端的”文章，批评我本人眼里没有全局，搞不清楚（世界的）状况，看不到世界大势，抓不住主流。最早听说这事，我没准备回应。但因此演讲流传很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几句。得罪这位大使先生了。

        我觉得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他们希望媒体突出报道中国的“外交成就”，只报道中外友好合作的进展，别碰问题，说话严格以外交部表态为基调，鹦鹉学舌就行了。他们遇事最希望媒体不报道，低调报道。

        吴大使当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他之前的新闻司司长是李肇星。吴说话中规中矩、让人感觉像“背稿子”的发言方式与李之前的开放式发言形成强烈反差，给当时跑外交部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这么“懂外交”的人都这么说话，不希望媒体“乱说”也就可以理解了。

        环球时报这些年刊登了一些与“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包括同样遭到吴建民批评的罗援将军的文章，以及被认为观点“强硬”的一些学者文章；也包括王占阳等反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还有主张中国应警惕民族主义膨胀的文章等。吴大使本人也多次在环球时报上发文，最近一次是今年2月15日，再早一次是今年1月19日。他反对的是前一类文章，认为它们“极端”。

        吴大使自己通过环球时报发声的同时，反对环球刊登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与民主、多元的时代精神不符。我们注意到，吴大使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他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有种高高在上的严厉。

        环球时报能够在中国的现实舆论环境下发出一些多元的声音，是中国外交的正资产。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而吴大使这样的外交官不善于使用媒体的这种资源，也没想把它们与“外交部基调”的距离变成中国外交的新空间，这很可惜。

        说个小插曲。早年我在国外当记者时，有一次开车过一个小国的边界。我持公务护照，根据两国协议免签。然而该国边防将我拦住，要求我回出发地办签证，很蛮横。经艰苦交涉，我进入了该国。我对中国驻该国大使表示，我要向该国媒体投诉，促该国重视，以防今后持公务护照的中国人过境时再有我的遭遇。这位大使是这样对我说的：过来了就好，千万别招事了。别说你了，连我过边境也经常被拦住不让过。我愕然。吴大使让我想到了那位大使。

        我想说，今天的外交部开放多了，我几次受邀去外交部做交流，陈述媒体与外交的不同之处，希望外交部主动适应媒体的多元。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说法报以了积极的态度。环球时报能够在外部的大量争议中生存下来，这是国家开放和政府转变作风带给我们的幸运。

        听编辑说，吴大使又给我们发来一篇文章，我们会很快刊登出去。争议不影响我们继续视他为一位我们的重要作者。吴大使一惯主张准确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很赞同。只是我们认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