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高耸立的青藏高原，就不可能有珠穆朗玛峰的巍峨。军人的血性不会凭空产生，它离不开强悍坚韧的民族性格和崇军尚武的文化土壤。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一支军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气概，一定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文化血脉之中。

　　从炎黄到春秋，从秦汉至盛唐，中华文化在主流上一直是刚健的、活泼的、向上的，有着深厚的尚武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就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也曾是一片民风彪悍的土地。班固在《汉书》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我国古代的君子之学，“八岁入小学”接受童蒙教育，就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小六艺，其中射箭、驾车就属于军事技能。千百年来，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在中华大地上持久盛行，一诺千金、重义轻死、蔑视名利、崇尚自由的豪侠之气，受到广泛的社会尊崇，《史记》就专门记有《游侠列传》。就连文人儒士，也大都崇文尚武，出入佩剑：“苏秦背剑”，游说四方；屈原“挟剑而歌”，以剑托志；李白“十五好剑术，击剑为任侠”；杜甫亦曾抒发“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甚至推崇出世之道的佛家，也不乏“断臂求法”“为法忘躯”的大德高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尚武文化传统，为汉唐的盛世辉煌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尚武之风的衰落，主要肇始于宋代。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宋朝采取“以文抑武”策略，而且禁止武器的法令非常严苛，连民间祭祀时所用的仪仗刀枪都被禁止。在文化上，程朱理学把儒家思想绝对化、教条化，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思想的禁锢开始收紧。文人不再佩剑，女人开始流行“裹小脚”，男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而是沉醉在书牍文案和诗词歌赋之中。宋朝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尚武精神的失落和武备的废弛，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饱受欺凌。历史的教训，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当前，我们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上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十分严峻。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诬蔑领袖、歪曲历史、嘲笑英雄、调侃烈士的现象。一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用西方的价值标准重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一些早已盖棺定论的卖国贼翻案。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全民都习惯于过“太平盛世”的日子和安逸享乐的生活。在文艺领域特别是影视作品中，也出现“泛娱乐化”的倾向：“脂粉气”过多，“阳刚气”不足，充满阴柔美的“反串”男星受到热捧，国产动画片中那个缺少“血性”和“狼性”、动辄被妻子暴打的“灰太狼”成为很多儿童的偶像……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解构华夏历史，泯灭爱国精神，消解尚武文化，这是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最大危险。

　　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打造强军文化”的重大命题，并多次强调 “军人要有血性”，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推进强军文化建设”，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清醒的文化自觉，抓住了强军兴国的关键和要害。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应对，应当主动出击，锻造文化利剑，构筑精神长城。一要切实把推进强军文化建设、重塑中华民族尚武精神，作为一项全民工程和战略工程紧抓不放，常抓不懈。二要高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能听任那些在网上公然叫骂“爱国贼”、甘愿当“带路党”的人占领思想和舆论阵地，决不能允许卖国文化和汉奸文化改头换面、死灰复燃。三要积极繁荣和发展“向上”“向善”的先进文艺，反对和抵制“泛娱乐化”和“唯票房论”的倾向，多出《红岩》《苦难辉煌》《亮剑》《士兵突击》那样给人启迪、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四要注重从青少年抓起，从小就培育他们刚毅果敢的品格，从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培塑他们的勇武气质，补足精神之“钙”。五要健全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保障机制，探索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落实好拥军优属政策和烈士褒扬抚恤的法规，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善待军人、尊重烈士、崇尚英雄、关心国防的浓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