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背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

　　一、两个“互不否”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定海神针

　　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我们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基本表述目前在体制内已成基本共识，两个三十年的互不否也揭示了二者基本的辩证关系。即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的基础，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发展，二者当中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出现的矛盾和成就;均为我们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史中的宝贵经验与财富。如果说后三十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呈现的曲折性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就比起今天“摸着石头过河”的难度更大，其中的曲折就今天的条件来看完全比起后三十年要复杂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换毛泽东前后我党任何一个领袖摆在前三十年的世情、国情、党情与民情下，有谁敢说其成就能够超过毛泽东?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这就好比如没有那个时期的屠呦呦怎么会有今天“青蒿素”的令国人无比骄傲的伟大成就?诸如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以及遍布全国乡村的水利设施;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实践所不可或缺的强大基础。更别说那个时期所树立的外交成果，没有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战以及中美破冰的历史基础会有今天昂首挺胸地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吗?因此对过去条件下所出现一些矛盾可以通过实事求是地批判以及对那样条件下所作出的伟大成就同时加以提升总结，只有两方面的共同认识与升华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基本的态度。

　　同样也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当今改革开放也出现了许多尖锐地矛盾，有些甚至是旧中国所出现的被过去三十年里早已被消灭了的矛盾。比如两极分化中的跨代贫穷;官吏腐败导致地酷吏横行;党群脱钩;意识形态松垮;党建稀松;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的文化软环境消失殆尽，这些现象相对过去三十年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批判起来完全到了万恶的地步，但是这也不会是我们今天进行妖魔化后三十年的理由。换句话说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比起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大，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科技哪方面比，今天我党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相对过去那种条件下我党取得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因此;习近平主席两个三十年互不否的表述完全是得民心、得党心之重大举措。而过气的贪官于幼军何以来的底气逆行而妖魔化“文革”呢?按照他的逻辑，笔者敢于断定妖魔化我党之“改革”的现象迟早有一天同样会在“于幼军们”身上发生。因为他的《社会主义五百年》的背后就是其《求索民主政治》所要讲的原形，完全一副美国茉莉花指引下的叙利亚战前“反对派”的做派，只要妖魔化毛泽东的前三十年这颗参天大树，那么妖魔化后面我党的领袖那就显得容易多了。如此国内前后三十年相互掐架的“反对派”种子生根发芽就算大功告成，而这一局面恰恰就是五角大楼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梦寐以求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笔者不禁要问这种试图把中国思想搞乱往叙利亚方向带的行为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二、关于于幼军所说的“反右扩大化”基本史实

　　历史有两次反右过程;第一次实际上是以针对各级领导官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双百运动引发，由于运动宗旨是要实现“开门整风”，这遭致了实施该运动的官僚主义者自然的恐慌。只要查找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世情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已经开始制定与实施了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平演变”的战略，而作为打下社会主义江山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一局势自然异常敏锐，加上正在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导致了一场双百运动被执行官僚主义者合理引导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基于上述世情的存在同意了当时一线领导层的意见，将双百运动针对官僚主义者的“整风”转成了“反右”。为了防止“反右”的扩大化，毛泽东还特地对当时中央的“反右”办公室告诫说：在“双百”运动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右派;全国500名都不到;即使对于右派也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也就是说;最终一场轰轰烈烈的“双百”运动就这样突然以“反右”运动而结束。这里可以发现毛泽东针对官僚集团的打击被无形地扩大化“反右”所替代，最让人无奈的是号召又是毛泽东所发起，反右扩大化的结果只有毛泽东来承当。而事实是发起第一次反右运动并非毛泽东本人，同时毛泽东主席还对“扩大化”防范向当时身居一线的中央领导层作出了告诫。

　　而第二次反右运动则是由“四清运动”引发，毛泽东与党内当权者的争议是该运动只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实施组织者认为要扩大，认为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主张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理由是不只党内，而是全面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和做法。结果四清运动的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再次被扩大，目标又一次转移，这对毛泽东而言是很难不去怀疑主要矛盾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判断。值得注意的史实是，两次反右运动，毛泽东主席均是处在退居二线的状态。

　　于幼军的关于对反右运动“错划右派比率竟达99.99%”的描述，暂且不说其明显地毫无根据地夸张，其目标显然是指向毛泽东。这一方向是恶毒的，完全符合美国五角大楼通过妖魔化他国主要领导人来达到颠覆他国目的的套路。至于其对大跃进的描述，首先提醒各位网友只要去认真查找资料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并非毛泽东本人发起，相反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对此进行了批判。笔者针对于幼军的描述里所出现的“无论是(饿死)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这段话表示强烈愤慨!这已经被党内一些权威人士做了澄清，并指出了这一“谣言”的炮制细节与出处，是属于极右翼妖魔化毛泽东的典型之历史恶意谣言。一般的网民只要用脚去想象一下，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与惨烈地侵略;所造成中国军民的死伤共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1800万。而更为惨烈地前苏联抗击德国纳粹侵略死伤6000万，其中牺牲2700万。那么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假设饿死1000万到3000万，这该是多大的“战争”事件?这与消灭黄赌毒黑、赤脚医生、遍地雷锋、两弹一星的清明社会如何挂钩?因此，极右翼的造谣无非是想将毛泽东妖魔成类似“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的“纳粹主义”，只要让中国人相信这个谣言就自然会把毛泽东与上述类比，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就变成邪恶的了。这种险恶与卑鄙的历史虚无真的是令人发指。而需要提醒各位网友的是，美国颠覆他国的主要手段均是从妖魔化对方主要领导人开始的，伊拉克、利比亚的灭亡和叙利亚巴沙尔的今天，以及长期被妖魔化的伊朗与朝鲜领袖不正是按照这样的途径进行吗?于幼军的这个描述是极其邪恶与卑鄙的;完全属于严重地造谣事件!

　　三、关于文革

　　文革的本义是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而非是解放前的“暴力革命”，所以简称“文革”。首先谈谈文革发生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世情是我国正处在抗美援越的过程中，而且美国此时已经基本确定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战略，而前苏联的批判斯大林运动和波兰以及匈牙利事件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这些国际因素在国内的反映就是与前苏联思想界的理论争辩，防修防资则自然被提上了政治议程。而国内的情况是，双百和四清运动被不同程度的转移了目标后，毛泽东意识到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把人民大众再次推向资产阶级怀抱，只会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为此他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 了……”

　　因此整个逻辑上可以这样概括地说，毛泽东在退居二线的过程中，发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出现，而且从他们“分田单干”的主张中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不加以阻止就必然让人民大众回到解放前的生活状态，那么革命的解放战争则失去意义，将不幸成为黄炎培周期论里千古更替的结果。由于退居二线的约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由上而下达到目的，毛泽东最后只能以自身威望和影响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方式正式由下而上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需要提醒的是;这是全球执政者的历史中首次出现由政权创建者带领和号召自己的老百姓向着自己建立的体制进行的一次勇敢地大面积的革命，这恰恰符合了毛泽东一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与一切强权;反动力量敢于并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否则那就不是毛泽东了。代表弱者向强者提出和展开革命，哪怕是自己亲手建立的，只要他不利于人民，人民就有权力造反!这就是流行于当时并影响海外，让所有官僚和其他与人民为敌的强者所恐惧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中国的管子曽指出：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站在当今人性自私的角度来看，当时无论在声望和权力上毛泽东都不需要这样做，正因此许多人是不会理解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恰恰相反国内外许多小人居然以自己小人之心来度伟人之量，硬要说什么为权势斗争。试问历史上有几位当政当权者能有毛泽东这样的魄力?有几人能象毛泽东一样具有为人民大众利益的坚定立场?又在历史上发现当政者当权者中有几个这样敢为人民甘于向自己建立的体系而开刀的“傻瓜”?正因为亘古没有，所以才让人民觉得他伟大，是几千年难得出一的伟人!无论是在国内外，凡理解到这一点的，无不心服的赞同。正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您改变了世界!

　　既然是一场由下至上的文化革命，作为革命对象的“上”不可能坐以待毙，于是在文革的实施过程中，很自然地出现了以人民群众和正义干部组成的“造反派”;与被革命对象的官僚子弟以及被煽动地其他群众组成的“保皇派”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在初期，代表革命性质的造反派先声夺人，掀起了向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们“造反有理”的斗争，这一态势让官僚们不住地颤抖，怎么办?如何才能自保?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官僚们终于找到了办法，就是利用他们子弟和社会其他闲散以及知识精英的子弟一起穿起了造反派马甲，同样也举着三面红旗打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于是分化瓦解拉拢在队伍里蔓延，为全国混乱埋下了阴谋的种子。红卫兵队伍空前扩大，毛泽东接见时候真的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此时红卫兵在“上”的作用下自然分成了两派，革命派与保皇派在实践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走向了对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了一般干部和群众，以至发展到公开两派的械斗，不可控制的混乱越演越烈，当这一混乱残酷地展现在毛泽东面前，这个饱受革命辛酸的人民领袖不得不面对独自承当的结果，但毛泽东并没有后悔。他知道这种“混乱”仍然是他脑子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在文化革命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死敌斗争的历史延续。总之，其结果就是被掌握了国家机器的“上”的力量最终革了“下”的命，这就是文革发展到中后期必然出现内乱的一切秘密。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在那时期对全党发出震聋发聩的警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我们在来看看美国的学者施拉姆所言：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全何面评价“文革”，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作者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是的，在毛泽东看来与一切剥削阶级的物质与精神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时刻要为人民大众也就是他在20世纪初所看到的“劳苦大众”们站好无产阶级立场的岗，否则他将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的拥戴。今天，我们看看当前的世情、民情、党情，毫无疑问我们的党正在吞噬毛泽东当年预言所预判的某些结果，好在在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的政治主张。这也从侧面说明，毛泽东当年被迫发起的文化革命恰恰就是今天我党由上至下进行反腐整肃;以及四风八项举措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根源，说到底就是文化革命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而从意识形态上看，今天全球资本色变中国的图谋不正是当年文革所要防止的吗?因此站在今天的现实来看，当年的文化革命已经毫无争辩地证明，文革客观上阻止了;至少是迟缓了全球资本色变中国的步骤。悲哀的是，这一伟大意义直到今天才被人们所参透。假设没有当年“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化革命”，就凭十八大以前实质上是被“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占据主流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像前苏联一样被全球资本渗透成功而被肢解呢?

　　只要看看今天无处不在的“于幼军们”，任何一个正义之士和合格的中共党员不得不在倒吸一口凉气中;感叹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感叹毛泽东的伟大无与伦比。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在执行战术上虽然给中国带来一些损失，但客观上从战略上讲无疑是再一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可以反过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我们不知道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否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的重大政治举措?如果没有，于幼军们的辛苦折腾是否就会“开花结果”呢?冥冥之中，毛泽东主席仿佛下了一盘世界级的前后100年甚至是更长历史时期的大棋局。

　　四、于幼军高调演讲的背景

　　当前的世情是，中俄对抗全球资本的颜色革命正处在异常激烈的历史时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的现状已经证实美国五角大楼正处在下一步攻克伊朗;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中国的战略行进计划中。尤其是当前的南海围堵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进行到中段的战略表现，几个航母舰队在南海的游弋不只是炫耀军事力量，更多地应该是试图达到激化国内矛盾升级的企图。作为这一企图的回应，国内西化右翼集团必将会有所表现进行策应。

　　当前的国情是;反腐整肃的战略目的其实与当年的文化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差别只是一个是由于条件所限由下而上发起，而另一个则是具备条件下的由上而下的发起。而对象均是体制内的官僚主义所丛生的贪腐、酷吏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伪党员”。如此作为被“革命”的一方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化解这一由上而下的整肃攻势的方法则是将当下的“反腐整肃、四风八项甚至是新时期的文艺座谈会”与文革并联，试图通过某些反动传媒掀起巨大的舆论力量，以引导民众将上述一系列方针举措与文革划等号，试图把这一凌厉攻势扣上“余孽”的帽子。即发起政治上的反冲锋是当下被“革命”一方所要极力做的事件，而美国航母的南海游弋则很好地配合了这一点。这就是于幼军首课“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他想说的是：“民众们，请对当下的反腐整肃说不!因为他就是文革。”

　　以上世情与国旗的背景则自然解释了当下的“于幼军”现象出现的内在逻辑，也对传媒界中的某些媒体以及某些大V们迫不及待地“置顶”态度作出了毫不奇怪地注解。而于幼军首课的新闻标题中;“我有任务让大家拒绝文革”的描述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任务”解读空间太大，这是于幼军的真实底气还是虚张声势;亦或是声东击西，这些目前不得而知，但大概轮廓似乎被告知得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