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是有严重错误的伟大领袖，还是专制独裁的卑鄙小人？—

潇湘农夫：是有严重错误的伟大领袖，还是专制独裁的卑鄙小人？——六评于幼军、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点击：作者：潇湘农夫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05-03 1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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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于幼军先生笔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天空是晴天有多云，那么，于幼军先生走笔到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已是雾霾天气，灰蒙蒙的一片：

　　“非常遗憾的是，列宁晚年意识到斯大林不适合接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建议调整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但他只是口述遗嘱，而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否则后来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可能会改写。后来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列宁信中对斯大林认识的深刻与远见，他所担心的问题以及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不幸而言中。”（《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二卷第121页）

　　“而后继者斯大林等人不仅没有继承、坚持列宁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反而逐步走向了个人专制独裁。”（同上第122页）

　　“而且，斯大林给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定的标准，只是偏重于政治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而忽视了生产力的标准，这就不仅是降低，而且是扭曲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列宁继承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由此埋下了隐患，导致苏联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再急躁冒进，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要求，依靠不断强化和残酷进行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强行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同上第135页）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的斗争是“多为争权夺位忙。”（同上第141页）

　　“列宁逝世后，他在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论争中，支持布哈林维护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根本没有真正认识新经济政策的真谛。因此，当布哈林反对派被整倒后，他就公开宣布抛弃由列宁提出，经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这一基本国策。”（同上第155页）

　　“顺我者昌逆我亡，党内唯剩一言堂。列宁挂虑全惊现，徒留遗憾与悲伤。”（同上第157页）

　　斯大林“滥杀无辜”、“残酷斗争”、“肉体消灭”、“个人专断独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上第227页）

　　够了！笔者再也不能当文抄公了！即使就上面例举的，我们也已清楚地知道，于幼军笔下的斯大林，哪里有一丁点无产阶级领袖的气味？分明是列宁主义的叛徒，希特勒式的独裁者，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是，真实的斯大林是那样的人吗？那样的人真的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的主要领导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的主要领导者吗？

　　一、于幼军先生陷入了自己的悖论

　　于幼军先生是特别尊崇列宁的，开口闭口是列宁、列宁的遗嘱、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可是这样一来，在斯大林问题上，于幼军先生便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悖论。

　　于幼军先生口口声声要执行列宁的遗嘱，可是“遗嘱”和俄共只能选择斯大林。于幼军先生从心底里感叹历史的无情：竟然选择斯大林作了俄共领袖！于是他浓笔重彩地描述了列宁的遗嘱，痛惜俄共违背列宁遗嘱、选择了斯大林。然而，出现在列宁遗嘱中的五个人都不是完人，并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且苏共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实际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竞争！

　　可是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先锋队取得政权后，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并由此得出结论：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有赖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同上 128页）

　　这是于幼军先生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简要概括。按照于幼军先生的概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还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吗？没有社会主义的苏联，那于幼军先生只能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理论”，而不能写“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了，甚至有没有机会写“社会主义五百年”还不一定呢！因此，无论是按照列宁的遗嘱，还是俄共的决定，历史只能选择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等人。

　　于幼军先生口口声声要执行列宁的遗嘱，可是这样一来“民主”的于幼军先生竟没有了一丁点民主的气味。按照于幼军先生的说法，列宁的遗嘱是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又按照于幼军先生的说法，斯大林是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是“举手表决”，但是“表决结果是多数委员同意斯大林续任总书记”。这就使于幼军先生陷入了两难境地：“民主的”于幼军却主张以列宁的遗嘱撤换斯大林，结果将民主的列宁置于了党的委员会之上，从而露出了独裁的于幼军的真容！难道不是这样吗？

　　于幼军口口声声说斯大林违反了新经济政策，可是是斯大林的政策加速了苏联的工业化。不管你对斯大林实施的苏联计划经济有怎样的偏见和看法，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苏联在1928——1937年这短短的十年时间，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行，苏联建成了一大批新的工业部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了。并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赶超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最成功的时期。

　　“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16.8%，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迅速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民总消费水平比1913年提高了一倍。”（中宣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第99-100页）

　　这一事实，必然使于幼军陷入两难境地：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可移易的“铁律”嘛，可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情况是：

　　“1925年与1913年相比，谷物总产量恢复达94%，工业总产值恢复达75.5%”，（于幼军、黎元江：《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二卷第105页）

　　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仅用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说斯大林不发展生产力、违背经济规律嘛，可是，斯大林的苏联却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说斯大林发展了生产力、遵循了经济规律嘛，那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于幼军先生口口声声说要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是是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于幼军先生说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于幼军先生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搞10-20年的国家资本主义。按照于幼军的搞法，不知苏联能不能迅速工业化，尤其是迅速重工业化。可是，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高速度和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政策，迅速实现了苏联的重工业化。

　　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量超过1913年11倍，其中机器制造业超过49倍。仅1942年和1943年，苏联制造的坦克就比德国多2.6万辆，生产的飞机也比德国多2万架。苏联正是有了武装的人民，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和中流砥柱，仅仅用四年时间，苏联和盟国就共同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中宣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第100-101页）

　　这又使于幼军先生陷入了两难境地：执行于幼军先生笔下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嘛，那就必然农业和轻工业优先，没有了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苏联不知还能不能屹立在世界上？如果苏联都不存在，那存在的必然是德意日法西斯，于幼军先生的灵魂再怎么肮脏，决不会是法西斯的灵魂吧？

　　于幼军先生在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陷入自己的悖论，没有其它什么原因，原因只有一个：屁股坐歪了，坐到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一边去了。

　　二、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必然造成斯大林形象的天壤之别

　　斯大林问题，从来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天大问题，因为在列宁逝世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而且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人的领袖；并且作为苏联的领导人和国际共运的领袖领导苏联和国际共运达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还是从国际共运的历史来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位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国际共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历史人物，需要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如果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采取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必然就会主观地、粗暴地、别有用心地否定斯大林，甚至全盘否定斯大林。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回避是可耻的，骑墙是不可能的。于幼军先生，一方面将斯大林模式描写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将斯大林描写成残酷无情、专制独裁、卑鄙无耻的小人，其结果自然是斯大林的苏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子了。这实际暴露了于幼军的灵魂是历史唯心主义。

　　三、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待斯大林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必然得出：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总起来看，斯大林不愧为有着严重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人民领袖。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功绩和错误，我们党重要的历史文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斯大林问题》其实已经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这个分析和总结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也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此我们不妨将《斯大林问题》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抄录于下。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四、必须反对用历史唯心主义和歪曲历史的方法对待斯大林

　　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并对历史进行任意歪曲和篡改，必然主观地、粗暴地对待斯大林，斯大林不是暴君也就成了暴君、不是专制独裁也成了专制独裁、不是卑鄙小人也成了卑鄙小人。这样的方法，其实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赫鲁晓夫的方法。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方法，《斯大林问题》同样作了深刻的揭露：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五、于幼军先生为什么要主观、粗暴地对待斯大林？

　　于幼军先生能写出《社会主义五百年》，自然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了然于胸、烂记于心；自然也对斯大林、苏俄革命、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了然于胸、烂记于心；自然更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斯大林问题》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的。可是，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成了残酷无情、专制独裁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不是于幼军先生的历史知识不够用，而是他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打着高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号，一屁股坐到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那里去了。

　　因此，其结果是：于幼军先生自以为客观、理性，但实际却陷入了偏见和狭私；于幼军先生自以为在颂扬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却在消解科学社会主义；于幼军先生自以为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实际却在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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