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7%，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新增就业3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31%。

　　另外，三大产业的结构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第三产业占比比去年同期增长2个百分点，高达56.9%，根据这个数据推断，第二产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占比为34%，比2010年的47%，萎缩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萎缩2个多百分点。

　　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最高超过48%。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以后，头两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每年下降1.35个百分点。2014年和2015年，去制造化的速度每年接近3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个季度，去制造化的速度，依然高达2个百分点。

　　去制造化的加速度发展，有如下几个原因所促成。首先是新常态下的结构性转变，尤其是外部环境对中国传统出口产品需求量的迅速萎缩；其次是中国传统产能的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第三是环境污染迫使中国政府开始注重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成了目前结构性转型的焦点；第四是中国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新产能的培育需要时间，也就是说，新旧产能的替换，正在经受着困难和磨练。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行业)

　　2015年进出口总值出现负增长，工业利润出现负增长，用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出现负增长。2016年的第一季度，虽然GDP增长速度创造28个季度的最低点，但是，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比预想的低，正好落在今年增长目标6.5-7.0%的区间，因此，国家统计局用“开门红”来描写第一季度的经济发展状况。

　　“开门红”由一组积极的统计数字来支持。除了上面的数据以外，今年3月份的经济表现，显示出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迹象。例如，进出口扭转头两个月负增长的态势，出现18%的增长速度；房地产出现微小的去库存，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出现全国性的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正的增长；投资、消费、居民收入都出现积极性的增长；在收入分配方面，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进一步缩小至2.59，这是20年来最好的状况；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出现趋同现象；单位GDP的能耗效率进一步提高5.3个百分点；在工业产品中，高端制造产品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不过，在这些比较令人鼓舞的数字面前，我们不能忽略这是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出现的“稳中有进”。

　　显然，中国崩溃论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但是，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确正在忍受各种增长阻力的煎熬。

　　其中，去工业化的速度可能过快。2010年到2016年第一季度，在短短的21个季度期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跌13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再过5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一样。

　　服务业比例的逐步提高，是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必然过程。不过，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与高收入的距离还有一半的路程，离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却还有四分之三的距离。因此，去工业化的速度不能过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很快就会出现经济增长永久性乏力的艰难局面。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比较谨慎看待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快速增长的现象。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在结构被认为改善的同时，却是中国过快去工业化，迅速失去国际竞争力的无可奈何。我在基层的调查和访问，有太多的人认为生意非常难做，工作很难找，隐性失业现象严重，这是光鲜的统计数据，无法掩盖的残酷现实。

　　另外，中国的基础服务，尤其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主的医疗、教育和生态环境改善的服务，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以后最大的短板。

　　北京看病的专家号，可以卖到3000元，这是为什么？一个好的中学或小学，赞助费用高达10万元，这是为什么？一个破烂的学区房，每平方米卖到30万元，这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不断疯长，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这些古怪畸形的现象，不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发展不平衡、服务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平衡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吗？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把医疗、教育、文化、环境等“软”产品，不当成与房子或者汽车那样重要的“硬”产品来看待。要知道，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医疗事业可以占GDP的15-20%，教育也可以占到10%以上。

　　如果中国在转型升级的同时，能够把这些能够改变人民生活质量的服务，当成今后主要的产业来发展，那么，中国的所谓服务，才是真正的服务。如果优质的医疗和教育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光看服务行业占GDP比重的提高，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从一个自我批评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目前的结构转型，质量是不够高的。

　　那么，说了半天，我到底要说什么呢？

　　首先，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好事，但是，提高太快，却反应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去工业化的严重性。

　　其次，在供给侧改革的“三去”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说供给侧改革，就粗暴的去产能。在新产能没有明显出现之前，在新产能未能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支撑之前，传统产能的削弱速度，一定要讲究方法与方式，讲究其综合的、长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再次，补短板必需补到国家长期发展需要的制造和服务领域。例如，我在下面的调研，地方官员一味考虑工业产业的发展，对医疗和教育的短板，几乎是毫无对策，或者没有系统性的对策。而医疗、教育和环境卫生的建设，才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短的短板。

　　（来源：作者博客，转自CCPLS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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