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始终围绕着“建设”与“斗争”两大主题展开。抗战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与斗争策略的有效性，这些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想资源。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经济封锁与军事围剿的双重困境，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苏区时期经验以应对挑战，一是进行各项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二是建设自主经济来扩大生存空间，三是通过与敌人的贸易斗争减轻经济封锁带来的压力。三项举措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提供重要支撑，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强化经济制度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深入沦陷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变后方为前线，给日寇沉重打击。自1938年起，日本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严酷的“扫荡”政策，导致各根据地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为打破这一局面，根据地经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这一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涉及对敌经济斗争中的贸易统制制度建设；二是建立自主经济体制。

1939年，在华北各根据地遭遇日军围攻与封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完善的财经制度以展开对敌经济斗争。朱德指出，经济作战的目的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贸易统制制度的建设由此开始。在华北各根据地，贸易统制的管理机构经历公营贸易机构—贸易局—工商管理局的转变，管理机构的整合性与职权逐步提高。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相互配合的“一元化”对敌斗争思路。

华北各根据地也因地制宜地出台各种管理办法，如《冀南区征收外货入境税办法》《晋察冀边区出入口税暂行税则》《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实用征收出入境货物税率暂行分类表》《晋绥边区管理对外贸易办法》等。这些规章体现出此时贸易统制的总体原则：“凡抗战军队及人民必需品而又不能自制者，准许入口，收低税”，“凡非必需品禁止入口，或收高税，提倡节约，禁用不必要的奢侈品”。通过税收与行政手段的双重推进，对敌贸易斗争有序开展。因未直接遭受日军“扫荡”，陕甘宁边区的贸易政策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有所不同。1941—1943年，随着封锁压力增加，陕甘宁边区实行计划贸易与食盐等特种物品专卖，加强对外贸易管理。1944—1945年，边区贸易方针更趋严格，“禁止非必需品和迷信品入口”，“坚决执行统销专卖政策，严格缉私”，贸易形态实际上转向与华北根据地类似的贸易统制。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在财政上以“争取外援，休养民力”为方针；皖南事变后，外援断绝，陕甘宁边区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在日军“扫荡”下，华北各根据地的稳固区域不断减少，根据地生存环境极大恶化，“处于空前残酷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认为，此时已经处于“抗日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严重时刻。“暗礁”即指“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的答案就是“自己动手”。于是，依靠军、民两支劳动力量，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开荒产粮，同时推动商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全面发展，边区自主经济体制逐步形成。

图为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纪录片《南泥湾》题写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资料图片

华北各根据地通过调整财政制度推动自主经济体系的形成。其一，将合理负担的征收办法改为统一累进税，负担人口扩大到80%，开源的同时又合乎统一战线的原则。累进的办法为“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符合公平原则。其二，在财政支出上，强调统收统支，量入为出，平衡收支，同时在各根据地先后实施与之相配的一系列具有现代财政特点的制度，包括预决算、审计、金库、会计、检查、汇报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邵文提出，边区的财政建设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模范”。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各根据地为应对日伪军的围攻与封锁而实行的经济制度建设，兼顾斗争与建设两个面向，为根据地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与行动保障。

积极进行自主经济建设

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自主经济体系建设。其中，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最有代表性。长久以来，学界虽然肯定边区自主经济建设的成就，但对大生产运动支持边区建设的财政意义缺乏关注。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管辖人口约150万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耕地约863万亩，人均耕地约5.8亩，但亩均粮食产量只有75斤，以60%的折粮率计算折合为成品粮仅45斤，每年人均粮食产量为成品粮261斤，尚不敷一人一年的口粮，遑论支持边区政府与军队的财政支出。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停发协款，海外侨胞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停汇。边区财政遭遇空前危机，自主经济建设迫在眉睫。早在1939年，随着国民党反共、限共日趋加强，中央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941年，面对空前危机，生产自给成为走出困境的最佳道路，大生产运动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展开。

大生产运动，主要是指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中央各机关、学校、地方政府机关等原来由财政供养的单位，自主开展生产拓荒、商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取得的财政收入除用来供养本单位人员及维持单位运作外，多余部分缴纳至边区财政总库。大生产运动确立首长负责制及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原则，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其一，边区为各机关、部队提供部分生产启动资金。机关、部队依靠启动资金各自经营，解决经费困难。其二，大量生产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统一产销盐价，收入划归军委。其三，成立税务总局，建立税收系统，征收营业税，以全部税款作为中央及边区经费。其四，清理公产，整顿地方税，将公产及牲畜交易税与斗佣费的一半划归各县，作为生产自给的保证。这些措施确保大生产运动顺利进行。大生产运动是生产与供给的融合，生产与每一位参与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有助于激发群众积极性，促进群众运动形成，并取得显著成就。

开荒数量上，1940年至1944年，边区新垦土地约346.3万亩。1944年，耕地数量达到1521万亩，相比1937年的863万亩，增幅76.2%。边区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126万石，增至1944年的175万石。在边区人口浮动不大的情况下，每年人均产粮量达到350斤，比之前的261斤，增加34.1%。大生产还涵盖其他领域，正如边区财政厅的简报指出：“四〇年很多转为经营商业，四一年又开始发展到工业、手工业。四二年更普及到各种作坊与运输业，生产成绩与自给能力大大提高了”，“四三年生产自给的总额竟达财政总支出的64%。”

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边区两个问题。一是减少直接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1941年公粮负担为20万石，1942年减到16.5万石，1944年、1945年基本维持在16万石。二是解决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问题，生活大大改善。以中央直属系统为例，大生产运动前，每人每月可以吃馍6次半，吃肉2.4斤，菜37.22斤；开展大生产后的1944年，西北局每人每月吃馍15次，吃肉4斤，菜45斤。当年，中央直属系统的生产自给率已达到65.6%，政府拨款仅占财政支出的34.4%。

灵活开展经济斗争

在对敌经济斗争中，贸易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方式。围绕贸易统制制度，华北地区各根据地结合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积极开展贸易斗争，并随着战争形势变化调整斗争策略。

贸易斗争以争夺关键物资为核心，以合作社、公营商店为抓手，通过拓展公营贸易网络，拓宽根据地生存空间。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指出：“谁能够掌握物资，谁就能够胜利。”为掌握物资，各根据地纷纷建立合作社、公营商店和边区银行，以掌控边区市场，建设公营贸易网络。从1938年12月至1940年8月，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数量从14个猛增到5614个，社员人数多达70余万。在贸易统制制度支持下，合作社、公营商店基本取代过去市场上的大商人，统一负责收买统制物资，如日用品、军用器材和物料等。

高度集中的公营化制度，促进一体化斗争格局的形成。例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公营商店如任村德兴货栈、谦记货栈、阳邑德庆隆商店等，由工商管理局经理处管辖，下设多种机构，相互配合，一体推进。以德兴货栈为例，至1944年，其组织机构发展到总店1个、分店3个、粮食交易所2个、烟厂1个、山货行5个、敌占区内商店3个、联合经营店1个。货栈垂直管理各机构。1940年德兴货栈刚开设时，主要任务是解决小米、盐的供应问题；到1944年，其任务扩展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进出口贸易，保证军用民需，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通，以对敌人形成反封锁。

开展公营机构贸易，需要开拓与掌控贸易路线。华北各根据地贸易管理局通常在根据地周边交通要道设置关卡，通过缉私与征税的方式切实检查与控制进出口贸易，以调整根据地与游击区、接敌区的物资流动，最大程度掌握物资。1942年，晋察冀边区设置的关卡达82个，管理600多个乡村贸易管理组。关卡与贸易管理组发动群众缉私，“把每一个人民都变成贸易上的稽查员”。

根据行政区与贸易路线，关卡与贸易管理组相互联结，每20里划一段，段内以贸易管理组为基本管理单位，组成点、线、面俱全的贸易路线。公营贸易网络通过卡、段，连接游击区的商业网络，发动接敌区或敌占区的小贩脚户从事贸易，突破敌伪经济封锁。游击区的商店被称为“游击性的战斗化的商店”。这些商店与根据地内的商店，通过贸易路线进行物资交流，将营业范围扩展到游击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接敌区、游击区的政治影响。在贸易路线拓展中，不论是建设乡村贸易管理组，还是动员敌占区小贩脚户，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是贸易斗争的显著特色。

随着日军“扫荡”加剧，在敌我交接区，我方贸易组织与各种力量相互配合，根据不同情形推动经济区域延伸。如在晋绥边区，长距离贸易有赖部队武装力量，短距离贸易则依靠武装贸易小组。更为重要的是，贸易干部在开展工作时，贸易管理局要求他们“社会化”——主动参与游击区、接敌区村级政权建设工作。公营干部通过动员，发动游击区商人联合贩卖货物，通过低价赢得民众信任，进而建立合作社组织民众，以此为基础掌握和改造村政权以开展各种工作。晋察冀边区的蔚阳商店便成为“用经济工作团结沦陷区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示范”。华北抗日根据地对敌贸易斗争，“不仅转变了敌人蚕食和我们后退的形势，而且冲破了敌寇山前封锁”，掌握了游击区及游击根据地的市场，扩大了根据地的经济阵地。

贸易斗争中的“社会化”工作以经济动员切入，使游击区民众转化为根据地的财税人口和兵员，促使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转化，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工作打开了局面，也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为胜利反攻积蓄力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戎伍胜总结道：“考核对敌经济斗争的标准，是看它在整个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具体说来，应该从破坏敌人掠夺，削弱敌人的物质力量上，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克服物资困难坚持根据地上，解决人民困难争取群众，积蓄物质力量准备反攻与战后上来衡量。”

抗战时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始终围绕着“建设”与“斗争”两大主题展开。在建设方面，经济制度建设和自主经济体系的发展成为主要推动力，实现了从非常规经济体制向常规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斗争方面，通过贸易等多种手段，各根据地成功将游击区转变为游击根据地，从而扩大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抗战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与斗争策略的有效性，这些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想资源。

作者：王春英，作者单位：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