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政策争论到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林张之争”看当下学术舆论环境

点击：  作者：《经济导刊》编辑部    来源：《经济导刊》  发布时间:2017-02-14 12:14:24

  

      【摘要】多数媒体在报道中预设立场，联手造势，着力营造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把张维迎塑造为“敢言直言激进自由学者”，“民营企业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为“依附政府”学者。他们在自由派多年营造的“市场化＝政治正确，政府干预＝政治不正确”、“凡政府行为皆错”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氛围下，有意把“发展战略”话题引向关于市场化的“概念”之争；把秉持严肃治学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学者，引入满脑子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派学者们的“口水阵”的围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

 

      2016年8月底以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数个论坛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发文反驳，两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展开的论战持续多个回合，引发学界、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但普通网民中却反映出，多数反对张维迎代表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倾向。这个被媒体放大的争论，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意味，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潮仍波涛暗涌，其“学术批评”所指，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和中国道路。

学术界多回合论战

      隔空论战

      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夏季高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政府不要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随后他又在多个论坛上发表类似观点。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产生无法预测，勉强上马的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他表示，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当产业政策出现失败后，为了掩盖政策的失败，政府更像是一场豪赌，将给项目更多的投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无知”走向“无耻”，投入更大的资源掩盖前一政策的错误。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支持。随后张维迎在多个论坛发表类似的观点，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驳张维迎的观点，林毅夫的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指出，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认为，不能因为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要研究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机理，提高成功的几率;他认为，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必要集中部分资源，优先支持对经济持续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林毅夫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争论进入第二个回合，两人进一步就产业政策的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

      9月17日，张维迎很快进行反击，发表文章《林毅夫的四点错误》，直陈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错误认识：1.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应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展不好是因为缺少自由;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市场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有效制度;3.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精神，这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4.计划经济导致的赶超战略，必然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和个人权利。

      针对张维迎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林毅夫又发表《对张维迎有关评论的回应》一文，逐一反驳张维迎所指的四个错误：1.“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这个解释没有抓到中国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2. 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将会面临很多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及其诸多变化，不是单独企业所能应付的，必须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很关键;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不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在产品层面，或者技术运用方面，这些创新是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这大多是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即使美国今天也是这样，政府要有对哪些产业支持，哪些不支持的战略性选择，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我们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4.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吗?在结构变迁时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

      9月22日，张维迎再次发文《人类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扭曲无人能解决》，提出阻碍创新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政策监管;第二是反垄断法;第三是产业政策。他说，既得利益者通常保护利益的办法就是呼吁政府监管，政府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本质是保护既得利益，大量监管措施都是在扼杀阻碍创新，产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套利地创新更有利可图，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产业政策特别容易误导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他称“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才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制度条件。

      10月17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成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他认为，在深化改革中，中国不断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关系。他指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适用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将其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他说，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他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0月31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和林毅夫在微信群辩论了四小时，讨论的重点从产业政策深入至什么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火药味儿十足，田国强大批林毅夫走极端，批评林毅夫主张的“有为政府”。记者问田国强，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是什么?田国强明确表示，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与上述问题息息相关，其背后也正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11月2日，田国强就此争论发文《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与林毅夫、王勇商榷》，主张“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有为政府”是林毅夫教授所创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林毅夫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对此概念进行了大量陈述。田国强在与他们的商榷中认为“有为政府”定义不清，将会产生误导。他认为，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目标定义为“有限政府”更准确。他说，“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

      11月6日，林毅夫发表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国强教授》，文章对“有为政府”进行了解释，并对田国强提出的“有限政府”进行了批驳，强调政府在调节市场失灵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这场争论的内容已经从要不要产业政策深入到要不要限制政府的作用。

      现场交锋

      10月初，在历经数月隔空喊话后，一些媒体开始进行精心策划，并且放出风声，11月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要在北京大学进行公开辩论，数家媒体将进行直播，并将此场辩论称之为“世纪辩论”。

      11月9日，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了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引起学界、产业界、政府等广泛关注，双方在激辩中争论的内容包括产业政策的废存及更广泛的有关中国改革发展路径问题，而在产业政策争议的背后，涉及更深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现场直接交锋的“火药味”弥漫于辩论现场。

      林毅夫重申了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表明他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把他归类于新自由主义，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称自己信奉的是哈耶克范式。

      会后张维迎发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 11月12日，林毅夫也发表《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张维迎做出进一步回应。

      辩论双方主要论点及分析：

      一、林毅夫的中心论题始终围绕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1)近代经济史说明，后来者追赶先进工业国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例如19世纪美德法、20世纪日韩;在“研究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

      (2)二战以来成功发展的少数经济体，其共同特点都包括“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当代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资金)，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有很多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并不是否定市场，而是主张发挥政策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实现产业升级。他上述关于产业政策的意见，是基于自身多年任职世界银行的经历，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际，在研究和比较国际上多个学派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无疑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二，张维迎的论述特点：

      (1)避开林毅夫的经济史论据，强调双方争论的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讨论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米塞斯关于“市场失灵”概念的差异，称“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2)重申技术创新的来源是企业家，而“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误导企业家”，他引瓦特、本茨、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例为据;

      (3)引用西方某学派“日本产业政策总体失败”之论，否定林毅夫建立在多个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判断;并称改革以来将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他对中外各种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则未提及。

      (4)直接提出废除产业政策。他称，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择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他说，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产业政策。

      (5)批驳林毅夫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他说，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经济自由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家的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的发展战略无关。因而，他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张维迎以上观点，无法驳倒林毅夫以大量国际经验为依据的论点，因为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结论越极端就越难成立，其举例失之片面，多不恰当。

      其实，一些“挺张”言论的字里行间，对张彻底“否认市场失灵、否定政府作用”的偏执观点是有所保留的。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受新自由主义观念及流行思维的影响，使张维迎的极端和武断，能够博得一些媒体的追捧。

      论战中的学者阵营

      经济学界的诸多学者先后加入了这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支持林毅夫：产业政策不容否定，要提高调控水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在《经济导刊》2016年第11期刊文《林毅夫与张维迎:政策见解差异背后的认识论思考》，指出林张争论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的争论，而是要不要政策工具的争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歧，实质上是“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张维迎及其支持者的观点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好邻居”。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教授9月21日提出，张维迎说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难道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张维迎的眼中突然变成了计划经济吗?人家的经济制度没有变，是张维迎搞错了，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恰恰是市场经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通行做法。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哪个技术的发展能够离开政府的支持?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应对办法，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他说，企业家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主体，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否定。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教授认为，张维迎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个认识框架显然是不对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框架上更合理。中国基于“赶超战略”的前提，是“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

      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产业政策对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能发挥积极作用。

      2014年12月14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发表系列文章进行评述，他认为经济学界争论的本质是围绕坚持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他说，现代经济学主流更加关注政府失灵而非市场失灵，从而严格限制政府行为，这集中体现于此次论战中。但是我们对传统的市场失灵关注的是效率方面，而市场失灵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和负面效应，包括以效率失去公平，乃至发展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的极端主张。对公共目标的关注是应有的政府职能，不能把政府作用本身的机制改进问题与应有的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互补性很多，它们的分工一个是生产公共产品，一个是生产竞争型产品，最优配合要通过改革来达到，改革目标不是谁消灭谁。他表示，矫正市场失灵途径都是来自公共产品，因而林毅夫观点更客观。

      支持张维迎：政府干预必然扭曲市场机制

      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邓新华、陈兴杰、江濡山、张曙光、韦森、盛洪、许小年、冯兴元、刘胜军、毛寿龙等学者在各财经媒体发表文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政府的政策干预一定会扭曲市场机制;中国产业政策失大于得，是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本分，不应算作产业政策。

      舆情分析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25日至2016年11月30日，共有涉及林张之争事件的媒体报道1473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1556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8538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舆情走势如图1)

图1林张产业政策之争舆情走势

      媒体“挺张抑林”的鲜明倾向

      从舆情走势图来看，此事件的舆情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发文反驳

      张维迎在2016年8月底至9月初多次呼吁“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但未引发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批驳。9月13日，林毅夫发文驳斥张维迎之后，相关媒体报道大量出现，带动网络舆情升高。

      第二阶段：多位学者加入辩论，林毅夫陷于孤立

      9月13日，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多家财经类媒体纷纷报道，张维迎迅速回应，提出林毅夫四点错误，林毅夫对张维迎的质疑逐一进行了反驳。两轮隔空对战中，双方表达了基本观点，两人的论战引发大量媒体和学者关注。一批经济学界“意见领袖”陆续加入论战，撰文或发表演讲，多数支持张维迎的意见。凤凰、搜狐、新浪等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以及财经、和讯等财经类媒体对此事件长期保持关注，纷纷加入论战，或刊载各路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同时断章取义地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片面报道，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与此同时，张维迎在炮轰产业政策后，又发表演讲，称“计划经济的幽灵不时披着产业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拥戴下粉墨登场”，而一些媒体在此呼吁下，纷纷给林毅夫贴上“政府御用经济学家”标签，林毅夫在这场号称是“学术之争”的论战中几乎是孤军作战。

      第三阶段：媒体炒作和直播辩论，网络舆情激增、态度大相径庭

      10月18日起，包括新浪财经、网易财经、腾讯财经、金融界、凤凰网、财新网、未来网、和讯网、新京报等在内的各大媒体，广泛宣传11月9日将举行的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公开辩论。在此之前，“林张之争”还局限在学术界和财经媒体，11月9日的公开辩论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也出现激增。

      辩论会引发了400多篇媒体报道，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的财经频道以及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均对林张之争进行实时播报，报道力度空前，而传统主流媒体集体失语。然而，该争论引发的网络舆情方面，网民与上述财经和商业媒体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财经类媒体热炒“林张之争”

      各大财经类媒体始终保持对此事件的热切关注，在林张公开辩论一个月前，就提前炒作该活动。

      9月14日，凤凰卫视记者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向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追问，要求其对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意见进行评论，赵辰昕表态称“世界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说:“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要通过相关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随后，凤凰网、界面新闻、大公网等以“发改委谈产业政策之争：确实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以及“产业政策是变相计划经济?发改委:现行产业政策需调整”为标题进行了扭曲报道。此后凤凰财经又陆续发表《历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错了!日本通产省神话终结的警示》、陈立杰《林毅夫与张维迎争论背后的迷惑》、《林毅夫的观点不是务实是迷失》等评论文章，多次攻击林毅夫，力挺张维迎。搜狐财经和新浪财经也密集刊载“经济学家痛批林毅夫”的有关评论文章，批判林毅夫的观点计划经济色彩严重，力挺张维迎的“有限政府”才是“九阳真经。”

      11月9日，林张辩论会后，各大财经媒体迅速跟进评论，第一财经发表《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内在悖论》，搜狐财经发表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文章《产业政策大辩论，林毅夫已经败了》，称林毅夫不理解市场的含义：“政府与市场不是并列关系或对应关系，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部门。”

      媒体报道对林毅夫极不公平

      8月底以来，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论战基本是你来我往，发表文章或公开表态次数相当，但到11月底，对张维迎观点的报道数量远超林毅夫观点的报道。在两人公开辩论的11月9日，以张维迎为主要信源的媒体报道达108篇，以林毅夫为主要信源的报道仅64篇。

      媒体报道的偏向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不平等上，而且对有关报道的处理明显地预设立场，即“扬张抑林”、“挺张批林”。

      一是断章取义，对林毅夫的观点选择性的模糊化。

      媒体对林毅夫的报道多使用“林毅夫承认政府有失灵”、“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就不要它”、“其实我是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等观点模糊或有意歪曲的标题，抹去林毅夫的鲜明观点，制造出林毅夫观点暧昧不清的假象。而对张维迎的报道则使用“张维迎批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张维迎调侃林毅夫一次买4台电扇:当年想不到能用上空调”、“张维迎：林毅夫理论中政府官员无所不能、毫不利己”、“张维迎：产业政策失败第一因人无知、第二因人无耻”等犀利言辞为标题，营造出二人形象的对比，甚至使用“一语道破张维迎：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等带有鲜明立场的标题。

      二是片面刊载或摘录有关挺张的学者观点。

      此事件的报道以学者评论文章或学者观点摘录为主，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刊载的评论文章多以批林挺张为主，在摘录各方观点的综合报道中，也偏重自由派学者的信源。

      三是将学术争论转向对“官厅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

      9月19日，新京报发表邓新华文《林毅夫会“赢”得产业政策的争论》，称“假如从学理上判断……假如从现实影响力来说，那么，林毅夫正在赢，未来还会继续赢”，并评论“林毅夫的‘赢’有很多深刻背景。无论是产业规划部门，还是那些享受扶持的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为产业政策规划提供论证，是一项名利双收的学术生意”。

      新浪财经9月21日发表江濡山《林毅夫张维迎争的是里子还是面子?》一文，文中说：“林毅夫教授是戴着一顶红帽子的官厅经济学家，其名利收获依赖于权力，是政府利益的代表。”“要为政府站好台，唱好调，又要……东拼西凑地寻找‘科学’的理论根据，不至于太离谱，让学界太瞧不起”;张维迎“则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他的名利主要来源于民间的认可和企业家群体的推崇，必然会顺应历史规律和市场化逻辑思考问题。张维迎是企业家及民众的利益代表，政府显然不喜欢他这类从不会看官员脸色行事的顽固不化的自由化分子”。这两篇评论文章脱离了观点之争，不仅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将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将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

      学界自由派和媒体对林毅夫的联手打压

      张维迎、林毅夫的论战形式上是公平辩论，在媒体报道和舆论传播效果上却很不平等。在整个过程中，媒体与自由派学者保持着高度默契。从争论一开始，媒体就大量刊发转载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组织专题采访，并冠以鲜明夸张的标题。众多财经媒体为林张11月9日辩论造势并跟踪报道，多数报道刻意扬张抑林，营造张维迎占优的表象。在林张公开辩论的网络直播中，邀请自由派学者评论，辩论结束后迅速发表“挺张批林”的评论文章。

      林张辩论后，挺张学者组织相关活动，造成批林报道的二次传播。11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以“实体与金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石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辩起”的论坛，声称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的金岩石在政法大学组织专场辩论会，与政法大学教授当场辩论。金岩石在现场声称，林毅夫最大的问题是让政府凌驾于企业之上，并使用很多人身攻击之词。这哪里是他们声称的“学术之争”!

      事后多家媒体对此论坛进行了报道，片面摘登金岩石的观点“政府可以引导，但当市场选择了，政府必须服从，这才是我们要面对产业的态度，而不存在政府决定着产业政策、由市场和企业来执行”。

      这显然超出了对学术辩论的一般报道形式，其中的策划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整个过程不仅包括媒体宣传的议题策划，也包括新自由派学者群的不谋而和，也不排除“有约而同”。

      多数媒体在报道中预设立场，联手造势，着力营造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把张维迎塑造为“敢言直言激进自由学者”，“民营企业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为“依附政府”学者。他们在自由派多年营造的“市场化=政治正确，政府干预=政治不正确”、“凡政府行为皆错”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氛围下，有意把“发展战略”话题引向关于市场化的“概念”之争;把秉持严肃治学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学者，引入满脑子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派学者们的“口水阵”的围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在这场舆论造势中，一些媒体成为挑拨政府和学术对立、政府和社会对立的平台。这是一场新自由主义思潮集体造势、集中发泄的事件。

      主流媒体声音缺失

      从舆情走势看，网络关注度变化基本跟随媒体报道量变化，微博、微信、论坛上的讨论热点也基本与媒体报道一致。可以说，此事件是近年来少见的媒体成功设置网络舆论议程的事件。

      这一方面和此事件的专业性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事件中各媒体报道的步调基本一致。持续关注此事件的媒体包括搜狐、新浪、网易、腾讯、凤凰等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以及观察者网等少量民间媒体。新华网、人民网等传统主流媒体对此事件几乎没有发声。商业媒体占据报道主流，本应代表政府立场的主流媒体却大都缺位，这也是此事件媒体报道出现一边倒的一大原因。

      多数网民赞同林毅夫

      尽管财经媒体设置了关注议程，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支持张维迎的居多，媒体报道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在强大的倾向性造势中，网民观点却未迎合。在社交平台的讨论中，超过六成的网民支持林毅夫，支持张维迎的网民不足两成。

图2林毅夫张维迎之争舆论倾向分布

      多数网民对“取消政府干预”以及“全面市场化”等观点并不买账，两者立场的对立，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新自由主义并不认可。网友@music-dog 说：“张维迎提倡取消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取消一切政府干预，完全市场化。在我们这个大国可能吗?完全市场化，老百姓连药都吃不起，谁还愿意生产几分钱或几毛钱利润的廉价药?”网友@凌风听雨g 说：“张维迎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在经济领域的翻版。在当今资本财团欲垄断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其主张无疑是要把人类社会交给国际资本财团来主宰。”

      各大社交媒体的网民评论关注的焦点，在是否同意“全面自由化、市场化”的问题上。微博网友@minepower说：“不管怎么样演变，要以中国国情背景原则为基础，民生经济必须由国家政府主导，而非所谓西方倡导的自由化经济!这才符合国人的基本利益!”网友@懒虫---橙二妹说：“中国实现完全自由化，目前行不通，将来也不一定能行。我的观点是，有为的政府掌握部分重要产业，其他产业在有为政府的调控下相对市场自由。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网友@文军书屋评论说：“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与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发生了严重的背离。”

      广大网民更认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微博网友@may_-2012- 说：“如果解决不了基本社会福利的经济发展，设想应该已经失去了争论的意义。”网友@法家唧唧歪歪的导演说“所谓经济学家能认清经济本质吗?……以大众为根本制定经济以及企业政策才会有正确方向。”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经济改革不仅事关经济增长，也关系到家国命运。其关键之处在于，国民经济的主导权应当始终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手中，任何改革都应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见，网民认为，林毅夫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愿。

      对论战的短评

      (1)“市场vs政府干预”之争起源于19世纪的“自由贸易vs市场保护”之争，这是追赶型国家运用政策力量扶持本国幼稚工业，向先进工业国博弈的理论表现，这一国家间的博弈延续至今。当代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更新加快，其中包含着发达国家间争夺科技-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以及后发国家追赶先进的竞争。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各国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采用不同政策手段，促进关键领域的科技-产业进步，这和发挥企业家作用并无矛盾。大量事实说明，当代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早已超出“宏观调控，市场秩序”的范围。理论必须服务现实的需要。

      (2)一些自由派学者坚持主张西方市场化理论，而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语焉不详。张维迎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因为政府管的越来越少……目前的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批评“中国目前弥漫着过度自信的气氛，反对普世价值”。彻底否定建国初30年成就，是自由派的共同预设前提;彻底抹黑和否定政府作用，则是他们和众多媒体联手声讨产业政策的本意。

      (3)一些学者的讨论缺乏林毅夫等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观，片面纠结于国内改革、聚集于“市场化、反垄断”，看不到现实的国际竞争态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对改革政策的需求。由于缺乏对技术-产业的系统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对“是否需要、如何实施”产业政策问题作出深刻的判断，只是局限于“市场、产权”范围的争论。而研究产业结构的学者多置身争论之外。

      (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辩证的经济观。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企改革作重要指示，如2016年7月，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耐人寻味的是，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一个月后，“废除产业政策”的声音就冒了出来。这次争论由众多媒体和自由派学者联手炒作、借题发挥，力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学术之争”看不到理性，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集中发泄。争论的中心再次转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争，这也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

 

      【来源：摘录自《经济导刊》2月刊 作者：<经济导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