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中国腐败、无效率的规模还是从中国已经达到的GDP（让我们在这里不去深挖这个指标的严重缺陷）水平看，无论是从中国两次“内需不足”看，还是从未来中国平稳、持续发展的需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是完全言之成理的。资本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具有本质性差异的“最高”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它自己的本质性差异的“中级”或其它什么阶段是毫不奇怪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的政治经济学支撑

　　从术语的名实一致的要求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从新中国建立就开始了。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通过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若干五年计划，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为支撑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从1978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商品化、市场化、利润化进程。也就是说，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衡量，1949年至2017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就已经划分为两个阶段了，并且这两个阶段是以生产关系的两次逆转为特征的（一次是转向公有制，一次是转向私有制成分不断加大）。就是从生产力水平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来看，中国1998年第一次出现内需不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生产力也有两个阶段了：1949到1998年间的中国经济总体“短缺”，即“供不应求”阶段和1998年后的总体过剩或平衡阶段。这种供求平衡关系的变化无疑也是与中国生产关系的第二次逆转相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中国1998年、2008年两次出现内需不足时，就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已经受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了。任何生产力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的，中国1978-2008年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关系格局中发生的。当两次内需不足出现后，就表明，中国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关系格局本身存在巨大矛盾。这种矛盾与西方的经济危机具有相似之处。

　　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对这种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大政府支出，放松货币供给。然而，政府支出扩大、货币供给放松如果发挥作用，就会使原来的生产力进一步扩大，但如果沿着原有的生产关系格局扩大，就必然使人民的收入愈加分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就必然使“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这不仅必然使内需不足周期性出现，而且最终必然使历史周期律再次发生。因此，不仅传统意义上的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且，打着各种旗号的私有化更是加重、加速这个过程。

　　事实上，西方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法，即开拓国际市场、破坏既有资本、扩军备战，甚至发动战争，也只是暂时缓解其矛盾而已。西方发生的种种系统性、根本性的危机说明，[1]中国不能走这条凯恩斯主义的道路，更不用说中国走这条道路的空间已经基本没有了。因此，中国宏观上的供过于求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否则将可能不再是事倍功半、劳而无功，而是南辕北辙、雪上加霜了。

　　从哲学上看，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会引起质变。基于上述的量变、带有向西方资本主义趋同性质的质变过程，如果我们辩证地、动态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就名不正而言不顺，就不足以真正的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就不足以支持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就无法应对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的决策科学化支撑

　　以上是从结果、后果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的合理性。任何结果、后果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相联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了一些带有权宜之计性质的命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利润挂帅；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这些命题在提出时得到了许多赞成，有的甚至写进了书本。而待到实践后产生问题、发现问题试图修改时，却发现积重难返。

　　比如，尽管一些私人企业凭借研发取得卓越成绩等而发展迅速，但也有大量私人企业和受私人企业机制污染的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出大量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并使少数人借助股票发行、房地产、贪腐、贱买国有企业暴富起来。[2]这种现象在十八大以前可以说愈演愈烈，甚至在十八大后都有股票市场的非正常波动。这说明，这些命题不适合作为在整个国家层面时时处处适用、须臾不可违背的指导理论。在经济水平较低时，这些问题还不突出，而随着生产力扩大，经济规模变大，国企数量变少，这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已经到了不改变战略判断就积重难返的阶段了。

　　回首经济发展历程，尽管中国GDP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从执政教训看，如果我们原来不提出那些带有权宜之计性质的命题，我们的发展应该会走得更好一点。这不是假设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寻找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从哲学看，真正的唯物主义既重视现有物质基础、客观条件，又重视未来发展前途和方向，是一种优中选优的哲学，所以，它是在事前排斥简单的享乐主义、在事后排斥为现实辩护的哲学，它是最具有革命性、优化性的哲学，它是成就伟业的哲学；它不是抱残守缺的哲学，不是只在现有基础上仅仅卖出一小步随时还准备抽回脚的哲学，它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本来，在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GDP就过分地发展私人经济成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指导理论中，我们应该也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的实施抱有更为谨慎的态度（比如，不大规模贱卖国企就代表着谨慎地实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这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不能让负面的因素过度发展，以至于影响正面因素，更不能让负面因素起主导作用、支配作用，否则，就可能是饮鸩止渴，甚至在不渴时却来饮鸩（比如，不缺少资本却引进外资；对外资的消极作用早就有西方学者给出明确地讨论）。

　　这种决策科学化的哲学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命题其实早已蕴含在中国已有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相联系的一些实践中了。这毫不奇怪，任何理论在实践中都有可能变形、走样（如大跃进等）。把一些具有权宜之计性质的命题永恒化，就会加重这些变形、走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的政策蕴含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努力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想要环境污染，不想要两极分化（有多少人想生活在奢靡富人的支配、使唤之下？富人越多越富，必然说明和导致富人权力不受制约，最终必然激起民变），因为他们在环境污染后无法移民海外，他们也无法挣到移民海外所需要的资产。即使那些移民海外的人也面临着被追捕、被边缘化的命运，即使毫无良心谴责之痛（他们又会因此而恨谁呢？），也常怀惴惴不安之心。

　　对执政党来说，这就涉及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了。如果不能“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为此，提出新的阶段正是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回应。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许多家庭中罹患癌症，因病致贫。即使没有致贫，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是难以衡量的。毋庸置疑，这种发展的代价本来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产品质量好一点，生产产品的技术高一点（让废水废气废渣少一点），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多处理一点。毫无疑问，这需要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的投入，需要成本的增加。这不是一般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所能承担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普遍地扩大规模的阶段了。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为了就业，就要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普通工人如果从小微企业中得到微薄的工资，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又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就业的利益又有多少呢？

　　实际上，许多人的“就业”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资本主义的资本雇佣劳动。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开口闭口“保就业”的人早应该闭嘴了。除了他们所说的就业外，我们有办法让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增强。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贯彻以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享”发展理念。

　　中国人不仅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更还有兼济天下的雄心。也就是说，在中国优秀的文化基因中，真正优秀的人物不矜其能，不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取非分的收入。就连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都知道要限制自己的收入、享受。而也有西方著名学者（如钱纳里）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20世纪中叶独立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平等化的发展。对比这些皇帝的作为和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事实，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贫富差距也是历史的倒退。

　　在中国大学曾经极度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公然鼓吹“赢者拿走一切”的制度安排；中国有国企领导人公然支持鼓吹“时间就是金钱”的拜金主义（表面上看是鼓吹效率[3]）。中国的贫富分化是与这种鼓吹分不开的。

　　中国应该采取摧毁“赢者拿走一切”、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享。在这里，还应该指出，“赢者拿走一切”、拜金主义价值观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具有相通之处。即使后者的提出者是主观上是好意的，是科学的，但考虑到在实践中可能的变化，就对此应该更加慎重。指出这一点，有助于中国在新阶段避免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

　　历史表明，一个命题是由一系列其它命题支撑的。如果其它命题错了，原命题就错误了。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贯彻以补短板、筑潜力、裁冗余为目标的按比例协调发展理念。

　　前面已经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本身就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协调。而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看，最重要的协调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了。当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应该变革；当生产力更大了，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就应该越高。所谓生产社会化，也就是生产不能只是为了交换从而获得私人利润，而是要共享，要为社会经济的更大发展（考虑条件和需要）预备空间。

　　比如，现代经济发展需要许多社会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是私人企业不愿、不能、不宜从事的，这就需要准备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基金。而按照西方的财政体制，这些基金必然入不敷支。在整个20世纪，西方国家只是由于先行发展而积累起令人炫目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不可能采取西方的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来有效获得、管理这种基金。就连西方国家正在遭受这种基金入不敷支的折磨。

　　协调发展理念决不是只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而是还有其它协调，如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产业协调、劳逸协调、工农兵学商协调。但只有在协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其它重要比例关系才能协调。比如，如果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军队就会发展成雇佣军，工农兵学商协调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贯彻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基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圭皋的开放发展理念。

　　究竟什么是开放？一个可供选择的开放定义应该是毛泽东讲的“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这个定义意味着，中国应该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的东西，而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先进的东西。这个定义还意味着，中国应该学习的是先进的东西，而不是落后的东西。

　　然而，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落实时却有新的因素要考虑：外国和本国容易区分，但先进和落后并不容易区分，在实践中，完全可能把落后的当成是先进的。比如，美国经济发达，可能就被误认为其发展模式先进，由此产生了“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思维，而许多实践就可能变成一切向美国看齐了。[4]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抽象水平看，开放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永远注意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发展理念要对不同模式开放，即允许和必须对不同模式进行不断的比较。如果没有对不同模式的开放（特别是对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的发展模式开放），已经出现的问题就难以校正，而新产生的问题就难以发现。

　　根据这种理解，中国的开放不能是仅仅对发达国家甚至某个发达国家开放。而打破这种谬误，本身就是发展理念的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是一种开放，打破这种全球化而实现一种第三世界的协调、长足发展本身更是开放。这种开放的理念也应该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应有之义。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意味着经济政策必须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的创新发展理念。

　　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不是只有少数人才有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人都有主观能动性，也就是承认人人都能创新。这与西方的本质上属于个人英雄主义、为少数精英唱赞歌的创新理论（即只有资本家才具有创新精神，西方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此）具有本质性差别。而就是从掌握着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少数人来，此创新也不否定彼创新，而且可能彼创新比此创新更好。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十八大后五年来所做的工作很多是开创性的，所解决的问题很多是深层次的，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办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党全国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就为中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提出来一个较高的却又是完全现实的创新要求。这个创新要求将来能否更好实现，就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是否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得人心。

注 释：

[1]王今朝：《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0期。

[2]历史表明，贪腐应该反对，但一些反对贪腐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推翻国家的基本制度。在当前大力反腐的阶段，尤其应该注意防止这个可能性。

[3]在中国实施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战略中，一些人鼓吹效率不就是让自己拿走社会的巨大剩余吗？国企高管、金融高管拿走的高收入就是这种现象，而私人老板拿走的巨额利润就更是了。普通工人的劳动效率的提高不正是给他们做了嫁衣裳吗？

[4]在某个阶段，一个领导人要为中国解决的重大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在这时，不可能所有的国家的模式都进入到这个领导人的视野。于是，理论上的“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就变成向一个国家学习。这是难以避免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问题确实存在的话。在这方面，毛泽东从提出一边倒到破冰中美关系的实践堪称典范！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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