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进行解释，因此能否结合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平台上形成重大理论成果，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作为理论经济学界的泰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卫兴华教授在《资本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在全民所有制内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如何认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若干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访谈人与卫兴华教授展开了深入交流，对卫兴华教授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和严谨学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并深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关论述对于指导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感觉到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重任在肩。兹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提出学习、坚持、发展政治经济学问题，并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请问在当前条件下学习和发展政治经济学，侧重点在于哪些问题?

 

　　卫兴华教授：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三次提出学习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虽然具体提法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和根本内容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侧重点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我们学习、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论著，应该系统深入地学习，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是现在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显然侧重点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通过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我们现在讲的政治经济学，是要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联系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集中论述社会主义问题，但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和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预见，散见于《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

 

　　我们过去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这些特点在《资本论》中就被阐释过。马克思把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称作“自由人联合体”，意指摆脱了剥削与压迫的劳动者的联合体。这里，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由计划调节生产和社会需要的适当比例；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在产品分配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即现在所说的按劳分配。这是为了与资本主义对比而提出的。

 

　　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应遵循和发展这三项社会主义原则。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三项原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全部特点和本质规定的完整论述。改革开放前，我们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主要是讲这三项特点。但是，出现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所讲的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甚清楚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正是与没有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有关。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般规律，以及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没有很好地遵循，办了一些超阶段的错事。强调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曾经有一种绕圈的解读：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公有制！这样认识社会主义，必然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首先阐明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回答了这个根本性问题。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如果概括地讲，根据马恩列的理论概括，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旧制度，能够过上日益富足的生活。用列宁的话讲，就是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1] 。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这个最终的目的。怎样才能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物质条件，就是社会主义要快速地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怎么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另一个是社会制度条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仅有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2]200”。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200也就是现在讲的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搞好社会主义必须紧抓三个环节：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遵循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在当前条件下学习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应该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展开，以这三个环节为侧重点。

 

　　访谈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与概括，那么在实践中，有哪些经验可以被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

 

　　卫兴华教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诸多重要理论成果。[3]

 

　　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位的问题。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而不是动摇、否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3]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理论认识上弄清两个问题：为什么要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怎样搞好社会主义。马恩列告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一是要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二是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理论；党的八大提出的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陈云提出的综合平衡的理论等。其内容主要都是论述怎样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更好地处理和发展多方面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也出现过违反经济规律、人为拔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失、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获得成效，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创新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新提出使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十八大强调“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央新提出的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发展理念；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等。这些都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的创新理论都是围绕怎样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怎样更好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民生为重、缩小收入过大差距，使劳动人民全面发展，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的体系，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实践会取得新的成就和产生新的问题，从而被总结和上升为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新的经济建设事业。理论创新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互推动与发展，将使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次上升到中级和高级阶段，将充分显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访谈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有人认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按照供给学派的思路，实施简政减税。这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道路吗？

 

　　卫兴华教授：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几个月来，社会上出现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种种解读，但有些解读并不准确，甚至存在较大偏差。只有澄清认识误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央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新的经济术语，是党中央的重大创新。因此，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经济学比如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的观点中寻找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泉，因为两者根本不搭界。萨伊是用供给创造需求、总供给会与总需求相一致这一观点来否认资本主义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进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失衡的现实形势下采取的新的有效举措。也不能将某些西方国家供给侧改革失败的案例套用到中国的改革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出发采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经济更好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简单类比。

 

　　为了正确认识和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到中央的有关论述中寻找答案。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应当“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这里强调“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指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决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需求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割裂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更好地发展经济，以适应和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

 

　　有观点认为，过去一直强调的发挥“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属于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立的、矛盾的，因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抛弃“三驾马车”。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并不矛盾。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是从发展经济要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来讲的，其中只有消费需求是相对于供给侧需求的，投资和出口则不能简单地看作相对于供给侧的需求。

 

　　“三驾马车”中的消费，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发展。2015年，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现在和将来依然要重视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它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关于投资，固然存在对投资品的需求，但投资作为生产行为，是为需求提供产品，属于供给侧范畴。至于出口，则用以满足国外的消费需求，对我国来讲，是向国外供给产品，也属于供给侧范畴。因此，不能将促进“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简单地理解为需求政策，也不能误以为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取代对于“三驾马车”的需求侧管理。当前，我国仍然需要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消费方面说，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推进，我国几千万贫困人口在脱贫后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应注重满足这些需求，同时在供给结构方面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新形势，生产适销对路、质优价廉、安全方便的产品。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要求增加中高端商品的多样性供给。

 

　　从投资方面说，经济发展离不开投资，我国每年仍然需要新增投资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应更加注重投资效率的提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做到有压有增，按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的方针进行投资。

 

　　从出口方面说，由于受国际需求疲软的影响，我国近年来出口增速下降。应积极探索扩大出口贸易的新途径，包括优化出口结构，提供更加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优质中高端产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等等。

 

　　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针对促进“三驾马车”发挥作用的需求侧管理，反而恰恰要求投资和出口作为提供产品的供给方进行适应需求变化的结构性改革，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更好契合、有机统一。因此，在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包括投资结构性改革和出口结构性改革。

 

　　访谈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其根源在于国有企业效率低拖累经济发展，而解决的关键在于清理所谓的“僵尸企业”，即国有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卫兴华教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未来新社会中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计划调节，按劳分配。这些根本原则或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遵循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我国宪法和历届中央文件一再予以说明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5]。这就说明了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核心的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没有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要求必须搞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中国的改革道路和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坚持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实行了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才实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9.8%的经济增长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长期以来，一些人误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源与流的关系，将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于各种私有制经济、非公经济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消灭私有制的看法是不科学的，而谁不赞成这种观点就会被他们扣以“反改革” “反市场经济”的帽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且影响很大，我与他们长期争论。

 

　　持上述错误观点的人经常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据。恩格斯曾经指出：“自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社会主义。”[6]实际上他们错解了恩格斯的原意，这不利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用恩格斯上述这段话来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之论。为什么恩格斯要将俾斯麦的国有化斥为“冒牌社会主义”呢？这是因为俾斯麦搞某些国有化措施，“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并不是要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他将铁路国有化，是为了“适用于战时”的需要，是为了获得“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收入来源”，这与社会主义无关。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实行某些国有化措施，是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考虑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批评“冒牌的社会主义”的道理。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7]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掌握在代表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在劳动人民掌权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将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掌握在国家手中。[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同样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9]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明确的论述，驳斥了所谓国有经济是来源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谬论。其实，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首先是国有化作为运动的中心任务。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大量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呢?

 

　　过去的一些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并没有错，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地方。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国有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由什么决定？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吗? 应从其内部关系入手来进行分析。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国有经济、股份制企业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关系，只要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其资本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经济，我们的分析也不能简单化，不是说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国有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上。国有企业工人拥有主人翁的权利，拥有话语权、知情权、选举权，企业经营体现工人的利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真正让企业的工人当家做主，这才能体现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质，决定了生产力中人和物的要素相互结合的不同形式，是具体地区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性质的基本标志。一切剥削制度都是生产资料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劳动者与公有生产资料相结合，作为生产的主人出现，这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调动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也不应放弃改革开放前对劳动者的重视，要充分尊重工人、发挥工人的创造力，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底线。

 

　　当前很多人将国有企业妖魔化，用“低效率”“与民争利”等词汇批评国有企业。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抗衡法西斯德国，成为可与美国争霸的另一超级大国，在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苏联蓬勃发展，这些都源于国有企业作出的贡献，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彻底私有化转向资本主义后至今仍停滞不前。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相当高。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税收减免优惠，而改革的社会成本却由国企来承担。有数据显示，目前国企员工的工资是私企的2倍，“效率”本身衡量标准就不合理，而且从实际数据来看，国企效率也并不比私企低。

 

　　访谈人：2016年4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上，您将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出来，您捐赠的目的是什么？您有何期望？

 

　　卫兴华教授：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我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风雨; 改革开放后，我投身到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中。“吴玉章奖”是对我所做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当前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虽然已年过九十，但仍然要不断充实理论知识储备，靠勤奋学习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发展与成就，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目前，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成为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当作静止的教义来对待，而应把继承、发展与创新统一起来。

 

　　理论要掌握群众，首先就要掌握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只有他们真学真信、踊跃投身，才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才能让创新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正是出于这种期待和信念，我作出了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百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的决定。这笔捐款将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基金”，用以支持青年学者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让人深感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这样的新要求、新任务面前，我时常提醒自己:勤学、勤思、勤写，不断充实理论知识储备，继续发光发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交给年轻人，让他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扬光大，推动真理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EB/OL].(2015-11-24)[2016-06-1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4/c_1117247999.htm.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EB/OL].(2016-01-04)[2016-06-1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04/c1001-28006547.html.

　　[5]习近平:央企在我党执政和国家政权经济基础中起支柱作用[EB/OL].(2014-08-18)[2016-06-12].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40818/3661788.shtml.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民出版社，2009:561.

 

　　（作者系访谈人蔡万焕，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来源：“高校马研”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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