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否定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曾经在《经济研究》上撰文说，“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索，既涉及到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他还批评说，“近些年来，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宣称要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往往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提出奉劝，“一个人不妨先踏踏实实地学点现代经济学，然后再去给出一些让人信服的批评。”

        田国强还指出，“市场经济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是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

        然而，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当时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田国强的这种逻辑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强词夺理。要知道，富裕国家与非富裕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并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导致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

　　例如，西方富裕国家没有五千年历史文明，难道我们必须毁灭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才能富裕吗？

　　再比如，在田国强的富裕国家中，就没有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从一个由满清封建王朝、西方列强的掠夺、民国的军阀混战和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落后愚昧的国家成长为今天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家。

　　且不说田国强的逻辑会不会导致要求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的这个逻辑倒是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盛行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以为富裕国家有西方经济学，所以就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这些国家富裕的原因，而推崇西方经济学。但是，西方经济学既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充分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西方经济学只是资本家在嘴上说的，而他们做的那一套则是由马克思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不过，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界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国际垄断资本还是有作用的，能够进一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例如，西方经济学强调自由竞争，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竞争，恰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力。

　　例如，中国出口的服装价格仅仅是这些服装在美国售价的1/10，原因就在于这些服装在美国的销售渠道为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所垄断，而沃尔玛所面对的则是一盘散沙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中国服装加工厂。

        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尽管数学不是意识形态，但西方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是在糟蹋数学，而不是在运用数学。

　　比如，“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的常识性错误，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比如，全部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也是西方经济学用来证明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生产函数是不成立的，整个发展经济学的大厦就会全部坍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家的一个主要支持也会破产。那么，生产函数成立吗？尽管生产函数被认为是从美国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并且经受了无数的统计验证。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因为，从统计学上来讲，得到验证的并不是生产函数，而只是“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企业里结合比例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之是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的。尽管有不少人辩论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或者说什么人是社会人或政治人，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追随者来说，他们的确是理性经济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和学问不是基于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基础为主导的社会里，他们自然要推崇西方经济学，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典型的表现就是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明明知道一些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但在没有任何反批判的情况下，继续在课堂里和社会上兜售那些不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不把西方经济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很难理解这种近乎无耻的行为。你只有把这些学者看作是天主教传教士那样的人，你才能理解他们对反科学理论的这种执着。

　　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种表现是否意味着理性经济人假设是成立的呢？其实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它成立，会有什么后果？在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话，私有产权制度，恰恰就是最糟糕的制度。这是因为，私有制度正好使理性经济人损人利己的行为得以释放，使其后果得以放大。私有产权制度强调的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我们恰恰是不要让洪水滔天。所以，就算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也不意味着这个社会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反而意味着这个社会需要实行一种制约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是私有产权制度，而是不同于它的制度。所以，无论理性经济人假设成立不成立，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产权制度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如果是它的假设前提有问题，一个办法是直接指出来。不过，西方经济学对这个办法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辩解说，你可以有你的假设前提，我可以有我的假设前提，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办法是采用归谬法，即由这个有问题的假设前提出发，经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导出一个荒谬的结果，从而就能否定这个假设前提。这种办法是西方经济学很难反驳的。不过，西方经济学也有一种办法来对付，就是把它的结论隐含在假设前提之中，从而能够采用自我循环论证办法来自己证明自己，这就是张五常所谓的套套逻辑。对它的这种手法，就只能直接揭穿。例如，张五常曾举例说，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他认为，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是，即使西方经济学将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定义为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从而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就是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西方经济学也需要证明这个生产成本就是该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而不是一个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出现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如果没有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作比较，又哪里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一说呢？如果经济学把最低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那么与之相比较的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又是什么东西呢？

　　例如，就历史逻辑而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曾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相结合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自愿的事情，这是因为工人不善于经营。但是，他为资本家的这个辩护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历史上，为了将工人赶进工厂，英国制订了长达二百年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被视为“自愿的”罪犯，如果流浪不进工厂的话，将会受到鞭打和监禁。而且如果第三次因流浪而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起来能够用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时，这些酷法才被废除。这就是西方法律界强调的保障人权的真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