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友伦：西方经济学批判

点击：作者：许友伦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11-20 13: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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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讲究效率公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从中吸取科学成分。但是，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真假是非，争论不休，其中有些假设、定律、定理，并非科学真理，不能盲目相信。本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西方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批判意见，供学术界参考。

　　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即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讲究效率公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从中吸取科学成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经济院校引进西方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也是必要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真假是非，争论不休，其中有些假设、定律、定理并非科学真理，不能盲目相信。有些经济学家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照搬西方经济学，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误导中国改革，造成思想混乱，引起学术争论。学术争论的目的，是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促进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西方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批判意见，供读者参考。

　　一、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利己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1]

　　这段话的含义是：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励，并导致劳动分工。斯密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定量地确定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理论。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名词引入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基本含义是：经济人是自私的；理性经济人是充满理性的，追求的目标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会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

　　但是，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假设，不是真理。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人相对的是社会人和道德人。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说：“一个人，无论被人们认为如何自私，在其天性中却总是很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快乐，虽然除此之外他一无所得。”[2]

　　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人的两面性。人与人之间不仅要讲利益，而且要讲道德。有些经济学家只讲利益（利），不讲道德（义），见利忘义。他们说：经济人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违背人性；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私有化。理性经济人是私有化的理论根据。批判私有化的错误思潮，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必须认清理性经济人的真面目，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

　　首先，什么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应该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即老百姓所说的生意人。生意人做买卖，讨价还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彼此关系是商品、货币（金钱）交换关系。在商品市场上，认钱不认人，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但是，买卖也要讲公平，不能坑人。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工作的人（如国家公务员、军人、教师）不是经济人，不能违背职业道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常言道：“当官别想发财，发财不要当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是腐败。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不断发展，贪官污吏以权谋私，腐败现象泛滥成灾，思想根源是什么？就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思潮泛滥腐蚀的结果。

　　其次，什么是理性经济人？理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理性是狭义理性，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广义的理性是合理合法的理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分工合作，平等互利。因此，理性经济人应该是平等互利、买卖公平的经济人，而不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经济人。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两种不同的经济人：平等互利的经济人是理性经济人，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是非理性经济人。这是社会道德标准。从法律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经济人行为有合法、非法之分。合法经营的经济人是理性经济人，受到国家法律保护；非法经营的经济人是非理性经济人，受到国家法律制裁。这是国家法律标准。由此可见，理性经济人有两个标准，就是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

　　第三，有人认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违背人性。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缺乏科学性。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个体经济到私营经济，从集体经济到国有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如果说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不符合人性，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个体经济符合人性，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只符合资本家的人性，不符合雇佣工人的人性。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常罢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的基本观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否承认这一点？

　　第四，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私有制，与国有企业不相融。私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私有化。这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偏见。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但是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企业效率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指标，经济效益包括劳动工资、企业利润、国家税收等指标，必须全面考察，具体分析；不能唯利是图，一概而论。在市场竞争中，个体私营企业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企业亏损破产、老板跑路逃债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数量不断减少，资产总量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有企业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带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而不是“国退民进”私有化。私有化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经济危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二、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来源于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被人夸大为“市场万能”。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获得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但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更大。

　　——斯密的这段话讲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概括起来就是：资本家生产商品，主观为自己（投资获得利润），客观为社会（增进社会福利），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但是，他并没有证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没有矛盾。

　　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他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每个人都用欺骗公众的方法来寻求自己利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充满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对立，每个人都处在同集体不断战斗的状态之中，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

　　傅立叶的观点与斯密截然不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两面性（黑暗面与光明面）。

　　马克思对斯密“看不见的手”评论是：“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以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3]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4]

　　——斯密的这段话讲的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平均分配。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生活必需品不等于收入和财产，资本积累规律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说：“亚当·斯密发现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市场不灵的情况下，市场会用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出有用的物品与劳务。但在存在着垄断、污染或其他市场不灵的情况下，看不见的手的效率特征就可能会遭到破坏。”

　　他还说：“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5]

　　这种观点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包括价格、供求、竞争、风险机制。在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的时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商品供不应求，看不见的手调节商品生产流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斯密去世以后，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看不见的手已经失灵。从此以后，经济危机周期爆发，具有规律性。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巨大灾难，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破产。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干预经济活动，挽救经济危机。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说明经济危机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国家必须制定经济政策，扩大消费需求，保持社会总供求平衡。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反复使用，效用递减，结果出现经济“滞胀”的局面，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一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形成“华盛顿共识”。本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声名狼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承认，市场有效也有失灵，必须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作用是否有效，要看政府执政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国家计划为指导，共同富裕为目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是手段，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决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免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三、萨伊定律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十五章《产品的出卖或需求》中提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他认为，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货币只不过是媒介而已。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因此他得出结论：生产者和产品越多越好，销路越多越快越好，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萨伊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真理”，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萨伊定律”。

　　马克思指出，萨伊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己是不生产什么的。危机之规则的反复，已经在事实上把萨伊之流的饶舌，指为空谈。

　　——那只在繁荣时期被使用，在危机时期，是要被放弃的。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自然经济，不适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制定政策，扩大消费需求，保持社会总供求平衡，可以挽救经济危机。在我国学术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都信奉萨伊定律，主张私营企业自由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说：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目的是满足消费需要。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它决定商品与货币、供给与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显示经济发展规律，逻辑关系是：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消费决定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互相决定、互为因果，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决定再生产。分配与交换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互相联系，依次转化，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是互相决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是供给创造需求（以产促销），另一方面是需求决定供给（以销定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明确指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求平衡，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协调发展。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直接原因是：企业盲目投资，扩大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产能过剩。背后的原因是：分配不够公平，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一方面是亿万富翁钱太多，铺张浪费也花不了；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钱太少，省吃俭用也不够花。贫富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

　　事实告诉我们，供给是否创造需求，要看实际效果：有效供给才能创造需求，无效供给不能创造需求。所谓有效供给，就是产品质量合格；数量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但是不能超过消费者需要，过犹不及。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消费者生活需要，而且有钱购买，二者缺一不可。

　　无效供给不能创造需求，大概有几种情况：

　　一是产品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

　　二是商品数量太多，超过消费需求，积压卖不掉。

　　三是商品价格过高，消费者嫌贵，不愿意购买。

　　四是企业盲目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

　　在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的形势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市场决定的正常现象，关键在于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提高经济效益。

　　从供给创造需求到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就是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发展水平。

　　一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产品更新换代是经济发展规律。

　　二是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坚持开放发展，就是开拓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发展互联网贸易，建设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就是开拓新市场。

　　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新需求。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很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质量、档次不够高，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中国人出国旅游购买产品，每年花费上万亿元人民币，就是一个例证。

　　四是降低商品价格，创造新需求。有些商品积压卖不掉，不是质量不好，而是价格过高，消费者买不起。降价促销去库存，可以创造新需求。

　　五是缩小贫富差距，创造新需求。目前全国农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很低。坚持共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可以创造新需求。

　　六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创造新需求，同时发挥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七是发展消费信贷，创造新需求。消费信贷是提供给消费者的信贷，不是给投机者的信贷。

　　四、科斯定理

　　科斯（1910-2013）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说：“若市场交易无需成本，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定对资源的配置无影响。”

　　但是，“市场交易无需成本”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令人难以相信。

　　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又说：“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配置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在《价格论》中将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对科斯定理的解释是：“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科斯的追随者张五常，积极推销科斯定理和产权经济学，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在我国学术界，“科斯定理”人人皆知，经济学家褒贬不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很重要，核心思想就是产权，产权私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权清晰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人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皆无”，只有实行私有化改制，才能明晰企业产权；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党国大公司”，与市场经济不相融，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折腾多年，绕不过产权问题，只有实行民营化、私有化，才能提高企业效率。科斯定理被人炒作，误导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予以澄清。

　　首先，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证据何在？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行使所有权，管理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变成股份制企业，有的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区别。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仍然叫国有企业，不能说产权不清。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难道也是产权不清？

　　其次，私营企业产权清晰，是企业老板所有，看起来没有问题，实际上问题很多。因为，私营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不是个人企业。家族成员之间因为产权问题经常发生矛盾纠纷。企业老板去世以后，子女继承遗产，你多我少，争吵不休，甚至打官司。夫妻之间因为争夺产权，闹离婚，分财产，屡见不鲜。私营企业之间因为产权问题、股权问题、债权债务问题、集资诈骗问题、跑路逃债问题等等，打官司的案件数以万计。有些私营企业老板明争暗斗，甚至被人暗杀。私营企业富不过三代，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平均寿命不到五年。

　　第三，企业交易费用高低，是产权决定的吗？“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不影响效率。交易成本大于零，产权清晰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产权清晰不等于私有化，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交易成本比私营企业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以环境污染为例，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国企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而且注重社会效益。政府可以直接下令国有企业停产整顿，消除污染，甚至关停并转。私营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很多，治理起来很困难。因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老百姓经常上访告状，要求政府解决企业污染问题。他们不找企业找政府，因为找政府，交易成本低；找企业，交易成本高。即使找到私营企业，保安不让进，老板不讲理，甚至吵架打架，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已经证明，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交易，解决不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必须发挥政府作用，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严厉处罚污染企业，才能治理环境污染。由此可见，法律在决定资源配置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应该指出，产权理论并非科斯首创。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比科斯定理要深刻得多。

　　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有制（产权制度）的矛盾，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产权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中国如果照搬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搞私有化、自由化，必然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规划指导，才能防止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注释：

　　[1]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第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52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5]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9版（上），第4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作者系西安财经学院教授；【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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