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俞正声主席的赞扬，王宏甲的总结，都准确概括了塘约道路的实质。塘约道路，在骨子里承续着大寨和大寨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血脉道统。塘约道路的成功推广，是新中国合作化道路在新时代的魂兮归来，必将重放异彩!

小村塘约火了!从16年开始，这个地处贵州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因为其独特的乡村建设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新闻、实务和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更得到了高层的鼎力赞赏。今年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到：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3月17日，贵州民族报发表对《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的访谈，题目就叫“贵州塘约：中国新时期的大寨”。

因为塘约，让大寨这个曾经红遍全国、如今却只是作为特殊年代的历史符号、而且在逐渐被冷落遗忘的山西村庄，再一次以正面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俞正声主席和王宏甲都将塘约与大寨进行类比，是因为塘约和大寨有不少共性：塘约和大寨，人均耕地少，水旱灾害频繁，故事开篇2014年那场冲毁一切的大洪水，让人不禁想起当年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中的山洪;塘约和大寨，之所以发展，都是因为有一位满是“傻气”的领导者，塘约道路中的左文学，一度是村子里最富裕的，却卖掉了牛放弃了建养牛场的梦想去做一名月工资300元的村主任，这个当年年轻力壮的陈永贵不加入“好汉组”改入“老少组”时的令人匪夷所思一样;塘约和大寨道路的核心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而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塘约道路的成功实践，擦亮了已经在历史的风烟中逐渐模糊的大寨影像，更为在风头过后被冷落、遗忘乃至一部分人刻意污名化的大寨和大寨人正名。曾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红遍全国，虎头山成了全国劳动者心中的圣地，头戴白羊肚毛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更是成为普通劳动者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典型。但是后大寨时代，所有这些印记成为被刻意矮化、丑化的对象——虎头山改天换地的实践被污蔑为违背自然规律、“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左”倾遗毒;农民副总理陈永贵被指为愚氓参政瞎指挥因而本质上是专制权力的产物，这从今天公知们对同为山西劳模的申纪兰老人一轮接一轮的造谣诽谤中仍能窥见一二。于是，在小岗村风头正劲的时刻，大寨却日渐落寞，农民副总理陈永贵退休后郁郁而终，大寨精神的代表之一“铁姑娘”郭凤莲被调离大寨村，乃至曾经劈开高山发展“海绵田”的虎头山再次被炸开山腰斥资数千万建起一座大庙……今天，塘约作为正在进行时的集体化道路，以其成功实践，扫除了一度笼罩在作为过去时的大寨头上的诸多不实之词，为大寨正名，为大寨的英雄们正名。

提起大寨，我们永远绕不开的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是毛泽东思想。

大寨，是毛主席发现并树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光辉典型。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周岁生日时请客，陈永贵是座上贵宾。四届人大上，是毛主席推荐陈永贵担任副总理。大寨和陈永贵绝非是作为政治花瓶的点缀，而是基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认知，大寨和陈永贵所体现的干部参加劳动、普通劳动者参加政权管理的办法是防止干部腐化脱离群众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是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出、并有苏联统治集团蜕化变质作为案例的重大问题。最终，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黯然坠地，受到毛泽东思想和大寨道路教育滋养的中国却屹立不倒，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寨实践中所体现的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传统一直没有丢。

大寨之路，本身是毛泽东经济社会建设大棋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新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突破了两大历史周期律：一是在没有外部和内部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下难以提取工业化初始资金，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道路是对外扩张(新航路开辟、殖民、黑奴贸易)与对内掠夺(圈地运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二是中国历代立国之初较为平等的小农土地私有制由于惯性逐渐走向兼并，最终造成极度的社会财富不公并引起革命，呈现为一轮轮的王朝更替。毛泽东用农业合作化这一只抓手破解了这两大难题：以集体经济为组织和交易单位，为工业化提供初始资金和产品市场;人民公社体制下公平优先导向的分配体制，防止中国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条件下个体小农抵御天灾人祸能力低下而造成的土地兼并、两极分化，又为系统性的改造自然条件(开荒、大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力提供组织和经济基础。在微观层面这一战略在执行上也许不无瑕疵，但从宏观上这无疑是在既有历史条件下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的选择。这一战略的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这是是根基深厚、有长远发展潜力的，绝不是依附性的短期繁荣(印度和拉美是比较样本)。大寨正是毛泽东这盘经济战略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性成就之所以实现，其落实正是无数个像陈永贵一样的优秀基层劳动者无数个大寨式的集体经济村庄。

大寨之路，也只有在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环境下才能成为可能。旧中国地主所有制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不是方方在《软埋》中所描绘的住在且忍庐中读《红楼梦》的乡贤，或者是行乞办学的义丐武训。这样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即使有，恐怕也只是绝唱，其普遍形式只是黄世仁和未庄的赵老爷，而且是以这种地主所有制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秩序的确证和循环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私有制秩序下，陈永贵这样身强力壮的农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通过克勤克俭、积沙成塔的而发家致富，但是决不可能产生大寨式的全村老少齐动员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大造“海绵田”、巧用“黄土地”等改造旧山河的英雄壮举从而共同改善生活的社会主义村庄共同体。

新中国的上述经验，在塘约人的那里，以双重形式存在着：

第一是，新中国大寨模式的这些建设经验，在村里的老人的记忆中永不磨灭。《塘约道路》一书中写道，1952年，塘约开始出现生产互助组，并过渡到初级社。王宏甲特别指出：

【“这里值得记住的是：土改出现的互助组、合作社，是‘强弱联合’，更有‘弱弱联合’，而不是多年来我们在媒体上见惯了的‘强强联合’。”】

村里的曹有明等老人仍然记得那个让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亲自撰写“本书编者按”鼎力推荐的“穷棒子合作社”。1959年安顺市镇宁县马鞍山的沈志英赴北京出席“群英会”并受到毛主席接见，这个“最普通的劳动人民规模盛大地受到全民族一致礼赞的年代”在塘约村经历过那个火红年代的老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

第二是，左文学等年青一代，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个人奋斗式的创业生涯中所受到的教训、以及塘约村在重大变故面前所经受的惨痛磨难，从反面说明弱化集体、突出个人的道路走不通。《塘约道路》书中提到，有位叫王学英的妇女，丈夫病故，欠下一堆债务，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艰难生活。这不是个例，在塘约村这种因贫困欠债的“债民”占30%!农村组织涣散之后，个人奋斗的个体只能重回被丛林法则支配的自然状态。

【“生产队散伙三十多年了，村里出现不少侵犯村民利益、村民侵占集体资源的行为。纠纷发生时，怎么解决?‘看谁的拳头大。’‘看谁的兄弟多。’‘看谁有权力。’……”现实使塘约村的11名村委委员“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左文学最深的体会是：‘单打独斗没有出路。’”】

塘约道路，是塘约村几代人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经历、总结正反两面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村民们基于亲身的切近体会的自愿选择。我们对塘约村人的干劲怎么赞扬都不为过，但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是，塘约人的成功实践确确实实受到了新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遗留的思想和组织资源的极大滋养，这是塘约道路顺利走通、较少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的农村建设给塘约村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是思想著作的火种。不论是塘约村支书左文学，还是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都熟读毛泽东的著作，并自觉把著作中的思想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转化吸收落实。左文学是带着问题去读《毛泽东选集》，把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四种人”的问题。周建琨对王宏甲说“他读了毛泽东当年亲自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很感动，很受教育。”，牢记毛主席的指示“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到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并且在三千听众的露天大会上介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经验。

新中国的农村建设给塘约村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二是组织结构。这既包括曾经经历过集体主义经济时代的广大村民，也有村一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虽然在集体经济解散后曾经的这个组织有所涣散甚至局部破损，但毕竟基本的脉络结构还在，为左文学等人重新组织村民提供了很大的路径借鉴。一个好汉三个帮，左文学能够成功组织起村民搞建设，离不开他的父亲、当了38年村支书的左俊榆的传帮带，离不开村民骨干、“老三届”曹有明的极力协助，离不开85岁的老党员杨俊武等人的亲身示范。老党员杨俊武参加修路义务劳动，深夜零点还不肯离开，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要看。’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现在又看到了。再不看，我就没机会看了。’”】

正如王宏甲所总结的，

【“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我们要向《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深深致敬。在书中，王宏甲自觉地将塘约道路与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阐释，用毛主席的理论概括对塘约道路的精彩案例进行概括提升，用塘约道路鲜活事例注解毛主席当年高屋建瓴的论断。王宏甲从周建琨和左文学身上“不禁想起，这两位书记在今天的实践都证明毛泽东主席曾经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新中国建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做了精辟的概括，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为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为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

这样有人民立场的作家，是新中国文艺“二为”方针指导下的制度性财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

对农村集体经济道路中体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精神财富的细心呵护、努力传承，在党的领导集体中代代相传。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向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今天新形势下三权分置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政策选择。具体的经营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通过对生产经营方式的灵活调整来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巩固公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历次农村政策调整中共产党念念不忘的“初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种错误倾向是片面理解中央政策，对“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中“分”的部分不遗余力推行，对“统”的部分重视不足，在事实上造成农村集体经济萎缩、党的领导弱化、村民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这是违背党的农村政策精神的，绝不是党的农村政策调整的本意。

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思想。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既是在农村集体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也时时注意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陕北插队的七年时间，习近平从一名普通插队知青逐步成长并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凭借的正是与普通群众同吃同住、时时为集体谋利益的大寨作风。在陕北的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一起打坝、开荒、修沼气。这种大寨式的优良干部作风，让习近平在1975年被评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2013年劳动节，习近平在接见大寨村支书郭凤莲时说

【“1974年我也做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县里组织到大寨参观，我也报名了，结果村子里临时有点急事没去成。有机会会去看一看，看看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虽然没去成大寨，但大寨精神深深影响了他。习近平一直强调加强乡村集体经济对摆脱贫困、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指出：

【“在扶贫中，要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些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 ”】

2016年，习近平在安徽小岗村调研时指示：

【“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塘约道路，正是习近平农村经济建设思想的光辉实践。

王岐山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毛时代农业合作化的成就：

【“责任制包产到户毫无疑问，从体制和机制上解放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适用于农村，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当时啊，如果刚解放就包产到户就好了。’我认为你缺乏历史的知识。至今我还和一些同志们还在谈起，中央的同志们我们一起聊啊，我是深深知道，如果没有三十年大兴——兴修水利工程(农业会怎么样)?那天还说起南水北调，(中央)去南水北调团城湖那边植树，就说起这个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还有你们浙江那个新安江水库，什么时候修的?(插话：59年)。同志们，我前一段时间到河南看了红旗渠，什么时候修的?最困难时期修的啊!对吧。如果没有那样的水利工程(农业会怎么样)?我还想幸好修了!那个时候修，说淹谁就淹谁，说拆迁就拆迁，湖北的、(浙江的)同志都知道，新安江修水库淹了多少，那是整个县城。(插话：两个县，后来合并成一个县)。请问现在再修这样的水库，你们想一想，得什么成本啊?(低成本还是高成本的前提)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啊，这是一个前提啊?还有一个前提，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就是......(前提)13套大化肥啊(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我国引进13套大型化肥装置);还有毛主席提倡的农业的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卫生。历史上血吸虫病从来是往长江一代里涌，结果血吸虫病竟然被根除。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劳动力素质啊，身体素质啊。你们现在对这方面(的了解)还不如一些境外的老华人啊，也包括台湾的，他们回来以后都不相信啊，我说的不是现在回来啊，我指的是七十年代刚改革开放初，就78、79，八十年代初，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农村能变成这个样子。”】

“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俞正声主席的赞扬，王宏甲的总结，都准确概括了塘约道路的实质。塘约道路，在骨子里承续着大寨和大寨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血脉道统。塘约道路正以其成功实践，为久经风沙遮蔽的大寨正名，更是对大寨道路所象征的毛泽东经济建设战略的礼赞!塘约道路是一条大有前途、值得大力推广的光明大道，这从近来络绎不绝赶赴塘约取经学习的队伍就是证明。塘约道路的成功推广，是新中国合作化道路在新时代的魂兮归来，必将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