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永远在路上》，一个有趣的观感是：这些落马官员们在台上台下都喜欢谈道德、谈个人修养，只是台上台下风景别有不同罢了。大权在握的时候，主席台上谈为官之德，往往是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华丽堂皇有余，真诚实在不足。不仅是对台下大大小小的参会官员看，还要见报上电视成为重要讲话号召所管辖范围内的广大群众一起学习，这样的讲话稿十有八九恐怕也是秘书代拟，言到心不到的居多吧。否则，若真的把当年在台上说的这些教育别人的道德修养谆谆告诫往自己心里流淌只言片语，又何至于今日？从文字水平和表达效果上看，反倒是一朝落马成为阶下囚以后的忏悔录更口语化、更耐听，只可惜已经是眼前无路想回头而不得了。

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传统中国幅员辽阔、风土情境不一，在社会治理物质技术手段不发达的条件下，要维护广大政治体的有效运转，除了对官员的制度性约束之外，不得不倚重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来弥补制度大厦的罅隙，甚至于将道德修养本身提高到了制度组成部分的高度，“政治道德化”甚至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现实中也出现了各种弊端，用道德热情代替实际治理经验，形成所谓“清流误国”，“平日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甚至于道德理由本身成了攻击人的借口，混淆公共政治生活与私人道德之间的界限，深文周纳以理杀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导师、日本近代化之父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开篇就着重谈区分公德私德的问题，实在是不乏远见。但是尽管如此，注重政治道德本身还是应该提倡的，在法律政治制度之外，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必要的，否则只会在制度万能论的幻想下为道德虚无主义作掩护。

但是问题在于，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官员的要求？重视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是必要的，但是“道德”“修养”不是空洞的，更不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一般教条，而是有着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内涵与社会阶级属性。固然，在宣传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实行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中一般性概念加以提倡，不论是孔子的“为政以德”还是林肯的“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在宣传上都可以作为我们廉政文化的宣传口号之一。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些一般化的道德训诫面前止步，恐怕也只能流于泛泛之论，陈义甚高执行无力，而不加分辨盲目强调这些超阶级、超历史的道德箴言，则正是中国当下传播普世价值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方式之一。不仅教育不了干部群众，还只会形成思想混乱。

在这方面，敬爱的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深入发掘提炼、准确概括表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准则的典范。周总理曾为雷锋同志题词道：“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短短四句对雷锋精神的概括中，两次提到“阶级”，明确突出“革命”与“共产主义”，只有这样的定语，才为雷锋的立场、精神、风格、斗志作了鲜明的、有可执行性的实质规定，而不会流于浮泛的道德说教。

回头看看《永远在路上》纪录片中老虎们在铁窗中的忏悔吧，比如中国终身监禁第一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就说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是“鬼迷心窍、昏了头”，在全国十几亿人民面前演戏的周本顺则说“错不在官场，错不在商场，错在自己”。

这些忏悔，在当事人本身未必不真诚，但是客观地说，却未必达到足够的深度。落马官员对自己个人犯错犯罪的原因进行检讨反思，当然少不了对自身修养放松的自责忏悔，要是把原因全部推到外部环境上，肯定是一种狡辩顽抗。换言之，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自身修身立德方面的反思忏悔似乎有意无意成了落马官员的某种“政治正确”和习惯性表达路径。既然是政治正确，自然有其合理性。可是止步于符合政治正确的表达本身，而不去对造成腐败的深层社会基础进行追问，既不能起到真正查清病因、

对症下药的目的，更不符合中央反腐败战略的本意。

这套纪录片是由中纪委组织拍摄的，因此在叙述的思路和解释的框架上，更多地聚焦在从党纪层面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在对腐败现象成因的分析时，更多地凸显作为个人的领导干部自身的信仰与纪律意识不足。从中纪委自身来看，这样的阐释路径合情合理、非常必要。中纪委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其职能就是面向共产党党员，而党纪严于国法，身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其行为要求自然更加严格。因此作为中纪委，其职责所在就是基于严格的党纪要求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对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执纪。如果把中纪委基于特定视角的解读夸大或者绝对化，有时候则会有可能造成误读，或者说，在《永远在路上》所提供的视角之外，我们决不能忽视造成众多官员贪腐落马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机制。

在此意义上，笔者斗胆为周本顺、白恩培们作几句辩护：错不全在周本顺个人，错也不全在官场本身，错还在商场。之所以落马，不全是犯糊涂，还有相当程度上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不是被鬼迷心窍，而是被人下了套。作为个体的腐败官员背后，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社会经济运行的思路、轨迹偏离了党的宗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落马官员只是病灶，而不是病因，固然我们可以说病灶部位的细胞组织抗侵蚀病变能力比较弱，但不能据此将之视为全部的病因。

比如说白恩培，在其个人贪腐的背后，是惊人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白恩培的罪状之一是和四川黑老大刘汉的往来，在白恩培的关照下，亚洲最大的铅锌矿、估价5000亿元左右兰坪铅锌矿，以1.53亿元的价格向刘汉旗下的宏达集团出售60%的股权。5000亿的国有资源以2亿估值出售！刘汉暴富后，公开杀人逍遥法外，组织黑社会组织，控制四川当地官员升迁路径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刘汉和白恩培之间的贪腐交易过程，不仅是白恩培个人的腐化堕落过程，也是一部中国新兴的资本势力介如何腐蚀拉拢公权力形成官僚资本联盟，一步步瓜分鲸吞公共资源与人民血汗的发家史，是一部贪腐分子与资本的联盟如何窃取占据人民政权的权力变革史。

同样，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不仅局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投桃报李，更借助资本势力操控下的市场机制得到放大，而且在此过程中把贪腐交易的非法所得以合法经营的面目洗白，把新兴资本势力以企业家的名义洗干净、洗成了社会新兴阶层、洗成了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洗进了政协人大等各级政治机构。白恩培当年在云南时的得力干将、曾任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在主政昆明期间，以建设“大昆明”的名义，搞大拆大建，把好端端的春城拆成了巨大无比的大工地、大烂尾项目。让城市的建设远远超出城市自身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可承受能力，一位求大的背后是便于堂而皇之地在拆迁、征地等多方面与开发商一起谋取大利益。留下的结果是满目疮痍的烂尾工地、飙涨的房价让广大普通劳动者承担。因此，腐败官员个人信仰崩溃、修养丧失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政绩观、发展观的错乱，是在一定范围政策背离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向资本势力投降合流的社会运动。

腐败官员个人的信念动摇、修身不严，固然是其走向腐败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更要讲清楚的是，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什么样的修养原则？如果不问信仰的具体内容，白恩培的爱将仇和，其实到可以算作一个很有信仰、修养不错的贪腐官员。仇和据说非常爱学习，对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情有独钟，买了好几个版本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认真研究，还参加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培训班，把美国人有意识灌输的、自己也选择性吸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路在施政实践中推向极致。信念相当坚定，手段非常铁血，乃至于敢顶着巨大争议和民众反对也要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思路推行到底。这种信念和修养，是与内外资和本势力的利益相一致的，但也是彻头彻尾的反人民的信念和修养。

白恩培、周本顺等落马官员无疑需要深刻严厉的自我反思，而且在实际上也确实遭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但是有一种令人不得不警惕的倾向是，一些在腐蚀官员、借助公共权力非法获利的私人企业和企业主，却仿佛没事

人一样地大谈特谈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利用共产党开门反腐、自曝家丑的机会，把自己打扮成仿佛滔滔浊浪中的一股清流，仿佛共产党腐败没救了，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变革希望。比如，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在舆论场就直很活跃，他经常大谈万科的企业文化如何风清气正，生成自己公司的发展从来只靠品质经营绝不行贿，费尽心机打造一副良心企业家、社会中流的形象。以此为资源，王石在微博上圈粉无数，也常常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表高见，和潘石屹等大V眉来眼去，俨然一个准公知。

可是王石所在的万科公司最近就被爆出两起设计行贿的事情，一是在《永远在路上》这部纪录片中，第三集《踏石留印》中，青岛日报社党委原副书记王海涛交代了他接受企业安排旅游的违纪行为。王海涛说：“他们（企业）希望能够和我多接触，是希望媒体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新闻上能够予以关照，就不在媒体上进行曝光了。”纪录片中提到：为了感谢王海涛这种关照，当地一家地产企业提出邀请他出国旅游。双方商量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去一趟巴西和美国。王海涛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出国审批是非常严格的。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规避的手段，就是通过这个地产公司，在国外的一个公司以考察项目的名义出具了一个虚假的邀请函，然后又联系旅行社，就是按照考察项目的行程提供了虚假的行程单。而真实的行程，实际都是旅游观光，包括夜游曼哈顿、游览耶稣山等，还有在世界杯期间，观看一场半决赛。总的费用折合起来，一共每个人花费了13.3万余元，五个人一共花了60余万元，这些钱全是由企业支付。

这个公司就是万科。

而就在这集纪录片播放的前三天，万科又卷入了另外一宗行贿案件。

10月16日，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马爱受贿案一审宣判。一审判决书《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冀0203刑初84号》显示，万科、万达在河北唐山的子公司，涉嫌行贿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副局长马爱。马爱在办理唐山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2010年度企业年检业务过程中，非法收受上述三公司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30万元后，严重不负责任，未对三公司可能存在的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调查，致使国家损失人民币1155万元。事后，被告人马爱分得好处费人民币15万元。上述事发期间，正值唐山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万科红郡项目，系万科进入唐山的第一个纯高端项目。

王石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被打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舆论倾向是，在腐败问题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有些资本势力利用社会对于官员腐败的关注，把自身与腐败现象有意进行切割与自我包装，利用人民群众对于公权力异化的不满，把自身塑造成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与希望所在，间接争夺社会话语权。国外学者对此有一些清醒认识，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目前中国政府正大举反腐。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的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是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

反腐败斗争在揪住腐败官员收钱的黑手之外，也要斩断在官员身边有组织的有意识地诱惑、拉拢、腐蚀官员的魔爪。在总结官员贪腐的个人原因之外，也要深挖腐败犯罪的社会经济根源。把白恩培、周本顺这样的腐败官员拉下马的同时，也应该让王石这样所在公司行贿腐蚀官员的企业家出来走两步。重塑共产党员和干部的信仰，首先要明确是什么样的信仰，应当是大力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真正保障实现劳动人民利益尊严的信仰。这才是共产党念念不忘的“初心”，也是反腐败斗争中标本兼治中的“本”。

【武师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