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要发现这种典型,然后鼓励这种典型。”
何为被俞正声高度赞扬的“塘约道路”?塘约村是安顺市乐平镇一个山村,2014年夏季一场洪水让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进而做到“七权同确”,全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仅短短两年时间,就跃入小康村行列,已家家推到老屋盖新楼。可谓变化成效极为惊人!发展前景更为喜人!
塘约村走集体化道路,才短短两年,就由省级贫困村跃入小康村。至于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等,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相比引领中国改开潮头的“包产到户”,已经30多年的实践,可搞“包产到户”的村,无一个成为富裕村,无一个成为共同富裕的村,这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现在到了该理智和冷静回头审视,实行“包产到户”风风雨雨的时候了!
一、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应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清楚地表明:彻底改变私有制性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独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崭新的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为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懈的追求,仅牺牲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达400万;在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是千古未有的伟大革命,是波澜壮阔和艰难困苦的伟大实践。
1.毛主席亲自主抓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毛泽东不仅为人民公社起了名,还做了题词: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2.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丰硕。对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体现三点:
一是为建设新中国提供9000亿资金。通过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仅“统购统销”就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7000--8000亿元资金,算上缴纳的1000多亿元农业税,就是9000亿资金,按当时的黄金比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70多万亿元!当年,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投入69亿元人民币,包括买苏联武器,那时的钱多值钱!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才9600亿元。我们今天应满含热泪的问一问:若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贡献的9000多亿资金,怎么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像现在的农业,不仅不收钱,还给补贴,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那人民公社就是天堂乐园!
二是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毛泽东时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征地、动迁不花钱,发动亿万群众建设了数不清的水库。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规定,坝高超15米,或库容超300万立米、坝高在5米以上为大坝,全球有约5万座大坝,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坝共851座,其中中国有130座,占15%。(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为中国抗洪防洪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广大农村提供了灌溉用水,为各个城市提供了清洁水源。最近,王岐山有个讲话,特别提到毛泽东时代建设水库,他很动情的说,若是现在来建设这些水库,我们连动迁费、征地费都拿不起!
三是全国人民吃了三年国库的陈粮。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这些留下的粮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
3.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产生五大效应。应该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绝对来之不易,它所起的立体效应,也绝非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五大效应”。
一是转变效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或者说,建立新中国后,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搞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岭。建立人民公社,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内容和形式。
二是发展效应。建立人民公社搞集体经济,根本意义在于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体经济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效益的发展,更为今后农业向机械化进军开拓出广阔空间,为大批知识青年建设农村提供载体,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运用到农村,能展开广阔天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再过100年也不会有农业机械化,也无法负载知识青年建设新农村。
三是完善效应。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农村组织结构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才能取代旧中国的农村治理结构。而建立人民公社则能取代几千年的农村社会模式,让广大农村有效纳入社会管理和相互帮助的体系之内。
四是组织效应。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组织问题,没有组织的农民,那是一盘散沙。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清醒地认识,根本在于他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建立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能将农民组织起来,自觉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应。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差别极大,城乡差别极大。如何在均衡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核心讲的就是在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实现平衡发展,第一个关系就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则讲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作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镇,它是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承载体,也是人口聚集的节点。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均衡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生长点、连接桥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为此,人民公社不仅是政权形式,是社会管理形式,还是经济形式,行政区划的小城镇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毛主席在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二、围绕解散人民公社引发的党内之争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著名美籍华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中央高层产生严重对立。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又长期主抓农业的李先念明确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时任国务院主抓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充分肯定农村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中央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之间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4、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万里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1980年9月赵紫阳当总理,面对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争论,面对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赵紫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并铁腕的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政治,坚决把废除人民公社进行到底!
可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户自己经营。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时,竟严令农村要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在赵紫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掀起一场消灭了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的运动。
三、“包产到户”的恶果在不断凸显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在农村全部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场改革比当年“土改”还彻底,以致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小岗村分田到户给安徽带来连年减产。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那只是神马传说!
2、私有化咋没解决旧中国闹粮荒。诚如李先念所言:“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旧中国,那是实行比改开“包产到户”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可为什么解决不了当时中国4.5亿人的温饱?旧中国为什么10年要9闹粮荒?至今世界有30多国家闹粮荒,有8亿多人在饥饿中挣扎,它们不都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产到户”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世界21%的国家解决温饱,诺贝尔奖为何不授予发明“包产到户”的中国人?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经验,怎么就不能推广到非洲?
1981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推广,取消粮票却是在1993年,“包产到户”为何实行了13年后,才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而所谓“包产到户”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实际是粮食缺口近30%,是用大量进口粮食来补缺粮食供应(要保证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110%,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才80%多),粮食安全已经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3、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私有化开始,那么,现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如何?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时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形势,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小岗村摁手印的严俊昌终于承认“分田单干”错了: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牌效应”惊心。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基层单位,又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还是具多功能小城镇,工商文教育事业的承载体,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显的恶果,绝对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与此相关的无数农村基层政权丧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风景,劳动力无序流动造成城乡地区经济差别越来越大,“春运”已成巨大灾难,“三留”问题突出,村镇大面积出现“无人区”,农民工面临“进不去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尴尬,贫困户极度缺少社会关爱生活凄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等。
4、“歪经”差点酿成“剧变”。有的网友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执行走样了,用老百姓的话讲:经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可通过这些年的实践看,有的人虽高居庙堂之上,就不是什么好鸟!有的“经”从中央下来,就不是什么好经。至少赵紫阳执政时期,他本人就不是个好鸟,作为人以群分,他身边纠集的精英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坑害百姓的坏主意,他们在顶层也没设计出一部好经!除了推行私有化,就是自由化,要不就全盘西化,否定人民公社更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最集中地体现。分田到户、私有化、自由化、西化的不断累积,以致酿成震惊天下的“六四风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解体,离“东欧剧变”,只剩一步之遥,只剩一墙之隔,已是危急万分!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首当其冲被“一刀切”的私有化了。这个彻底否定产生的恶劣影响,随时光的冲洗,正越来越清晰显影!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能做到,但若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那将是何其难哉!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绝对进入不了国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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