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TPP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大多数都是从宏观层面解读，其中的细节却鲜有人关注。这也难怪，TPP的秘密谈判过程一直神神叨叨讳莫如深，连反对TPP的希拉里都表示，她没有拿到文本，所以很多问题都搞不清楚。TPP协议的保密性，可以说是美国这么多年来保密程度最高的。

　　凡见不得光之处，必有猫腻。“你穿得越多，我看得越透”，这不，维基解密的阿桑德就悬赏10万美金获得TPP协议的副本，公开了其中的几个章节，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

　　从已经解密的内容来看，实际上TPP与以往自由贸易协议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谁的关税更低，谁的合作更深，而在于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司法壁垒的破除，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国内大多数媒体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一味地解读为这丫就是冲着干掉中国来的。

　　在TPP的框架内，规定主权国家法律必须服从TPP协定精神(打破主权国家壁垒，关税近乎于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如果投资对象国的政府决策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则投资者可以绕开该国的司法体系，直接向国际商业仲裁机构提交争议，要求投资对象国政府赔偿损失。这个超脱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宪法，就是“ISDS”(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相比较于以前的争端解决机制，TPP的ISDS将跨国公司的权力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目前世界银行主导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中，允许投资者首先在东道国国内的法院打官司，并且国家接受仲裁可以不做概括性承诺，也就是说可以个案单独接受。然而在tpp就全部取消了;WTO是通过国家代理跨国公司来打官司，但是TPP下的ISDS跨国公司可以直接告国家;WTO还有一个“面向未来，既往不咎”原则，即只要你自己改好就行了，不需要赔偿。但ISDS还需要赔偿。

　　这个赔偿可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甚至可以把一个国家罚破产。可参考“ISDS”框架下的阿根廷。

　　为了保护外国投资，1991 年 ， 一度被西方誉为拉丁美洲自由化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签署了成立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 ICSID) 的 《华盛顿公约》 ， 1994 年 正式成为 《公约》 缔约国。此外在几乎所有双边条约中都完全接受了 ICSID 管辖权。

　　21 世纪初阿根廷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 阿根廷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 强迫公用事业领域的外资不能再以美元记价;实行浮动汇率使比索大规模贬值等几项项措施，使外商企业获得的使用费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时阿根廷政府冻结了公用事业领域使用费的价格， 外商投资企业不能通过涨价抵消比索贬值给其带来的损失。

　　于是30多家曾经参与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的外商投资企业像食人鱼一样群起而攻之，向国际仲裁庭提起了针对阿根廷的上百亿美元的巨额仲裁申请。虽然阿根廷辩称采取处理经济危机的措施是为了保全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 因此属于条约重大安全例外的情形， 应予免责。然而仲裁庭却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危机还不足以导致阿根廷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不能免责。

　　联系到希拉里最近表态反对TPP的一个理由就是“我对汇率操纵(条款)没有成为协议的一部分表示担心”，可见资本的狼性有多么凶残。

　　不要以为这和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早在1993 年 中国就正式成为 《ICSID 公约》的缔约国。如今，中国对 ICSID 管辖权已经经历了从不接受， 到部分接受到完全接受的过程。并且，有很多法律已经被迫修改了。只不过普通民众不知道而已。

　　“ISDS”的主导机构还是世界银行，那么TPP框架下的拥有超级宪法权力的国际仲裁机构，又是个什么东东呢?根据宋鸿兵的爆料，该仲裁所位于纽约，主要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及其合作律师组成。事实上，TPP谈判本身就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主导，而是跨国公司和大财团在主导。谈判顾问全部的成员大约有600多人，85%的成员都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和他们有关联的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人全程参与拟定具体条款。从媒体已经公开的信息看，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医药公司和建筑公司都对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些人是在70年代以后，在主权之上形成的特殊资本集团。产业链遍布全世界，资本在主权国家之间流动。

　　从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对声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支持的都是跨国资本及其代言人，而反对的除了传统维护国家利益的保守政党，主要是代表劳动者的团体以及左翼政党。

　　在战略上和TPP同等重要的、美国与欧盟的TTIP谈判中，围绕 ISDS条款欧盟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已成为欧盟运作TTIP谈判的焦点，深刻影响着TTIP谈判的进程与节奏。

　　从TTIP谈判启动之时起，美国决策层就一直要求将ISDS条款放入TTIP框架之中，可谓措辞强烈，态度坚决。另外欧洲社会的工商界上层人士，一直支持将其引入TTIP架构。

　　欧洲与美国工商界人士成立的“跨大西洋商业理事会”，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工商业利益集团——欧洲商会、德国工业协会和美国欧洲商会，都分别发表公开立场声明，要求将ISDS条款引入TTIP谈判。2015年1-3月间，欧洲银行业联盟发表了支持声明， 由各大律师事务所和精英公司律师组建的游说集团“欧洲投资法与仲裁联合会”也加强了对欧盟委员会的游说，旨在推动ISDS条款进入TTIP协定。

　　但是，欧洲普通民众的看法完全不同。欧洲上百家民间社团，包括各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致力于环保、生物与资源保护和防治疾病等公益的民权组织，向美国和当时的欧盟贸易代表两次联名发出公开信，强烈要求在TTIP谈判中撤销有关ISDS条款的内容。

　　宣称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也在不断造势，加紧传播自己的观点。2015年2-3月间，“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和德国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作为欧洲两大左翼智库，联合出版了一份调研报告，抨击ISDS条款，认为其会破坏欧洲的民主，剥夺普通人的工作机会。

　　其实“ISDS”也不是TPP和TTIP的首创，已经隐藏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双边协议里，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罢了。

　　根据沃伦提供的数字，最近几年，在ISDS机制下进行的仲裁案数量急剧攀升。从1949年到2011年的62年里，只有不到100个ISDS仲裁案;而2012年一年中，就有58起。

　　这样的仲裁案包括：一个法国公司起诉了埃及，因为埃及提高了最低工资;一个瑞典公司起诉了德国，因为德国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要放弃核电;一个荷兰公司起诉了捷克，因为捷克没有救助一家荷兰公司拥有部分股权的破产银行;美国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起诉了乌拉圭，因为乌拉圭发布了新的国内控制吸烟率的烟草监管新规。

　　毫无疑问，在多边框架下的TPP，将把这种机制推向更大范围，跨国资本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将达到一个高峰。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广大劳动群众的反抗不能阻止TPP，那么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资本帝国统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