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极力倡导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数年之内无法通过美国国会，看来已成定局。不仅两党总统竞选人争相与TPP划清界限，曾经以奥巴马政府国务卿身份力推TPP的希拉里还明确放出了“永不支持TPP”、“现在反对（TPP），大选完也会反对，当选总统后也将坚持反对”的狠话。

　　面对TPP将悬置数年的僵局，美国国外各路利益相关者从此事中可以汲取何种警示？警示的首先是期望与美国达成新区域自贸协定的经济体，特别是那些期望通过排挤中国而获利的经济体。他们需要认识到，即使不考虑美国国内商界政界人士不乏人认为TPP要想在经济上成功，关键在于邀请中国参与，他们从TPP中可得到的潜在收益也并没有期望的那么大，而且，即使他们作出可能危及本国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的让步而与美方谈判团队达成协议，协议最终也很可能无法如期在美国国内通过，令他们枉自付出却无从收获。同时，中国国内外有一批人习惯性过度高估美国能力，以为美国决策者一旦决定要干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够在国际上干成，中国只有被动跟进一途；TPP僵局也许有助于他们转变观念，更加客观务实。

　　就美国某些积极倡导者的初衷而言，TPP实质上是美国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排挤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即奥巴马所说的“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与TTIP一样是1930年代英国搞的“帝国特惠制”的当代版本，而且得到了东亚-东南亚区域内企图引进美国之力抗衡中国者的积极撺掇与呼应。而且，同是新型“帝国特惠制”，TPP的影响可能比TTIP更大。因为TTIP是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美欧双方组成自贸区，而TPP的12个成员方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果能够接受TPP，那么意味着TPP规则能够为多种类型、发展水平的经济体接受。然而，尽管美日之外的TPP成员国希望通过TPP获得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菲律宾、韩国等非TPP成员国国内主张加入TPP的呼声也一度高涨，但冷静审视后可以判断，除美日之外的TPP成员国未必能够通过这一协定获得很多经济利益。

　　美日之外的TPP成员国多数可以划分为两类：资源出口国，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文莱；后起制造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此外，加拿大资源丰富，但也有先进制造业；新加坡则是城市国家。在TPP框架下，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首先，资源出口国不可能通过TPP框架显著促进其资源出口，从而在可能延续至2025年前后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熊市中改善其贸易地位。因为美日是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等原因，同样多的经济增量，成熟发达国家创造的资源需求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少。因此，他们如果要促进自己的资源产品出口，他们更需要的是与中国建立更稳固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其次，后起制造业国家难以通过TPP获得很多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的利益，原因如下：第一，他们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和设备，又面临美国“再工业化”目标和国内相关产业的狙击。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律、美国之外其它TPP成员国国家规模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大面积吸走中国的产业链。这样，后起制造业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终组装环节的生产要想实现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就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和廉价设备，须知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出就已经占到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而且，根据我的整理，这两年越南对美纺织服装出口迅速增长，而我国对越南的化学纤维长丝、化学纤维短丝等中间品出口增幅也很大，实际上就是越南依靠中国的纺织产品制造服装对美出口。

　　美国在TPP面临多重目标的相互冲突：如果它想尽可能迅猛地激励产业和贸易从中国流失以削弱中国，那么它就应当推行尽可能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如果它想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推进本国“再工业化”，那么它就应当推行严厉的原产地规则。在相互冲突的目标挤压之下，美国政策的空间实际上不是太大。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这次TPP通过的原产地规则比较严格；相应地，激励产业从中国流失的动力也就不是特别足。

　　墨西哥这样的后发制造业国家未必能够充分利用TPP给其创造的产业转移机会和潜力，原因是其民间与企业效率相比较为低下，投资环境也待改善。当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墨西哥希望藉此吸引外资（特别是东亚资本）转投墨西哥，在墨西哥生产，然后利用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但实际结果是经历了数年这类投资增长之后，资本流向就发生了逆转。

　　从长远来看，TPP框架下贸易转移带动后发制造业成员国发展的战略面临美国进口能力/市场容量的制约，因为美国无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困局，即扩大进口与美元稳定不可兼得。相比之下，中国可持续扩大进口的增长空间要大很多。

　　同时，在TPP框架下，后发制造业国家还会经历先进制造业部门被淘汰的进程，导致其产业结构有所降低。类似机制在新世纪初俄罗斯、巴西的“去工业化”中已有体现。实际上，在2015年，仅仅是由于东盟内部深化市场一体化，降低区域内部贸易壁垒，就已经导致越南国内外资汽车厂商相继关闭，把在越南国内组装生产改为进口。

　　第三，在TPP的金融市场开放框架下，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后发成员国，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大外部冲击和不稳定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当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际开始执行同年年底，墨西哥就爆发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美日之外的TPP成员国从TPP中可得到的潜在收益并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大，TPP悬置更让他们看到了自己此前退让、妥协的努力可能长期无法换来相应经济回报，甚至可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放眼更长时间跨度，不难看到，与美日相比，在深化与贸易伙伴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能力，更能够给贸易伙伴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贸易环境。当初，从中国国内开始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到决策层拍板、与东盟签约，不过是两三年时间，令比中国早10余年提出东盟自贸区构想却始终不能达成协议的日本惊呼不已。今天，尽管中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时间晚于TPP，但最后未必没可能比TPP更早开始落实。

　　而且，美国决策不乏“顾头不顾尾”之处，某些外交和贸易政策相互矛盾，往往导致希望从美国市场受益的贸易伙伴期望落空。菲律宾不少人竭力主张参与TPP，美国外交系统也向菲律宾宣传他们这样做的好处；但就在菲新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6月30日就职之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宣布了一项打着“正义”旗号却有损菲律宾贸易利益的新贸易政策，《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8日文章认为这项新政策可能导致菲律宾旅行用品出口年增长减少约1亿美元，进而危及菲律宾今后5年创造7.5万个与旅行用品相关的就业岗位的计划。

　　这项新政策的名义是“有效促进一些全世界最贫困国家人口摆脱贫困并加快增长，同时减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其措施是调整美国普惠制，柬埔寨、海地等43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美国出口手袋、钱包和其他旅行用品时不必再支付最高可达20%的关税。此举受益国家都是该行业的小角色，如柬埔寨生产的旅行用品（主要是双肩包）仅占美国市场的0.4%，非洲在美国旅行用品市场份额约为万分之一；遭受打击者则是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国，在旅行用品行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如今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扩大投资的计划。

　　我一贯主张，我们对TPP应该重视，但不需要对此反应过于激烈，而是要考虑与TPP并存共进。尽管传统霸权对新兴大国的忌惮之心从来就非常强烈，但美国某些势力企图排斥中国、维持守成霸权国家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用心未必能够落实，对TPP持开放态度、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让TPP与RCEP等其它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存共进才是更合理的办法，实际上也是中国一向的主张。中国并不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作与美国主导TPP“打擂台”的工具，但有意愿、有信心与贸易伙伴把RCEP建成一个更可预期、更稳定的区域自由贸易平台。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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