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毛泽东时代的烈士遗孤和八一学子

点击：  作者：高戈里    来源： 八一子弟  发布时间:2017-01-08 10:31:48

 

      旧文重发缘由：由本文原题目为《<阅读父亲>的烈士遗孤和八一同学》，之所以补充内容重发，是因为听说某红军后代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如下言论：

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拥护谁！……解决毛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中国开发几个类似毛贫穷的省，也画个实验区，让毛粉们重新回到那个年代，工资在38元至52元之间，实行三十年一贯制不涨工资，生活要证制，3两油，半斤肉，3O斤月粮佃粮白面4斤大米4斤。糖票蛋票火柴票，总之灰复过去的一切，凡是下过乡的一律回农村，无论年龄大小，应为毛是让他们扎根农村改造，凡是不尊从的一律按反革命论处，和党不能保持一致的，按反党论处，总之一切回到毛点时代。让两种方法硷证，问题就解决了，也达到了这些反改革的愿望，两个试验田，各走各的路，还用挣吗？

因此，有必要将原文补充我们八一学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共同经历予以回应，并奉劝：如果毛泽东时代是罪恶的历史，那么，包括他老爹在内的千千万万个红军老爹，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或者是“鼠目寸光”“浑浑噩噩”受骗于领袖的“糊涂虫”！而如今，我们捍卫毛泽东的旗帜，也是在捍卫他红军老爹应有的人格尊严！

以此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3周年。

《阅读父亲》，回顾童年

那年一天晚上逛书城，一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阅读父亲》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下意识地抽出这本书，想看看“父亲”是谁，不料，率先跃入我眼帘的是作者的姓名——马晓丽和她的丈夫、我在丹东八一小学的同窗蔡小东。

马晓丽、蔡小东著：《阅读父亲》

我急切要阅读的“父亲”，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烈士。

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烈士遗照

虽然，书中收录了“父亲”从红军到抗美援朝时期大量珍贵的日记、笔记、信函、证件等，但我更关注的是，作者对自己母亲和两位父亲的解读。

说来话长，我们丹东八一小学66届的所有同学，都比蔡小东早早地了解到他已经长眠于大地的父亲。

那时，他随继父的姓，叫董耀栋。

董耀栋是四年级转来的。丹东八一小学是全日制寄宿，准军事化管理，早晨铃声一响，所有的学生哪怕是六七岁的一年级学生，都要迅速起床、穿衣、叠被，然后，到操场上做操、跑步，早操完后再洗漱；吃饭也是先整队、集合、唱歌，然后有序入座，由各桌的值日生统一分完菜，才开饭；到了晚上，统一洗漱、上床，在被窝儿里先听学校小广播站讲一二十分钟故事，再熄灯就寝。

那年月，我们这些顽童特别讨厌睡午觉。只要老师不在，就相约从宿舍窗口跳进“特务小森林”，尽情地挖蚯蚓、逮蚂蚁、爬树、捉迷藏，男生“抓特务”，女生“过家家”，童趣盎然。

虽然，那时的董耀栋是个心性单纯、心地透明的孩子，但转学来不久，就受到相当一部分同学的鄙视、疏远，原因很简单，他太“特殊化”了，他妈妈太惯他了。

在中队长陈明敏的记忆里，董耀栋是个得到母亲溺爱的“鹤立群首娇气十足的白皙的小男生”。她记得：一次自习课，宽敞、静悄悄的课堂里突然响起了“东东，东东”的高声呼唤，随即，董耀栋的母亲“冲”进教室，旁若无人地爱抚着儿子，为儿子整理胸前的红领巾。那一刻，全班同学“几乎没有一丝躁动，秩序规顺井然，唯一有的，是低头歪脸的嗤笑”。

东北城市居民的口粮是粗粮和细粮按比例配给的，粗粮占六成。董耀栋一入学，他妈妈就找校领导提出：“孩子有胃病，不能吃粗粮。”到了夏天，他妈妈又来找班主任老师，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游泳。

全校同学，唯独他一人，床下摆了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饼干、糖果，小人儿书，还有一大堆药瓶瓶。鱼肝油、维他命以及治疗胃病的胃舒平，我就是从他的木箱子里认识的。

学校每周都要组织学生干部检查寝室内务卫生，中队生活委员王伟（当年叫“王伟卫”）记得，每次检查，就属董耀栋同学的褥子最厚、最扎眼。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当时的校风格格不入。

老师的教诲和父辈的榜样

丹东八一后来的校风，是随着时代的浪潮逐步形成的。

推动校风的形成，有老师的谆谆教诲，也有父辈的言传身教。

丹东八一小学最初的校名，是志愿军第二育才小学。早年就读于八一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多是在部队行军的马背上或根据地老乡家里长大的，童年闻着战场上的硝烟，吃着百家的杂粮糠菜，所以，解放后各地的八一学子，特别是志愿军子弟的学校，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生活上的种种照顾。

然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正是这种情理之中的“照顾”，滋生了各地八一学子脱离群众的“优越感”，由此，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批评。

推动丹东八一校风形成，与某红军后代否定毛泽东时代相关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干部群众都在勒紧裤带度难关，我们丹东八一所有师生也一样。一天，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实在饿得难受，便学着电影里的做法，在校园里搞了一次“反饥饿游行”。

这事儿，被沈阳军区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虽然，仅仅是把带头的大哥哥们“臭骂”一通，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学校领导着急了。为了孩子们不再挨饿，学校领导调整了所有老师的任课，抽出一些年轻力壮的老师，直奔五十军设在黑龙江讷河县的老莱农场。

农场场长隋增镒叔叔，虽然是我们同班隋国涛同学的父亲，他家有三个孩子在丹东八一小学读书，但隋叔叔还是明确告诉丹东八一的老师们：上级首长有指示，八一小学也不能特殊，农场打出来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卖，更不能白送。

私下，隋叔叔能做到的，只是悄悄吩咐收割机驾驶员：你们收割得粗一点，让老师为学校的孩子们多捡点落在地上的粮食。

那一年，虽然我们这些六七岁的低年级同学也曾饿得结伙去马厩偷豆饼吃，但杜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主义分配理念，却根植我们的脑海深处。

另一件事，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各部队都抽出大批指战员勒紧裤腰带帮助地方修水库，红军老爹将军们不但“下连当兵”，还经常下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当年，在丹东铁甲水库、黑沟水库的工地上，在兴隆山围海造田的工地上，我们的父辈漫山遍，红旗猎猎，人抬肩挑，打夯的号子此起彼伏声响彻云霄，干得热火朝天，因为，“劳动最光荣”，因为，在资金技术匮乏的条件下，齐心协力的苦干实干确确实实改造了一穷二白“靠天吃饭”的旧中国！如今，保证全国粮食生产免遭旱涝灾害的8万多座水库，多是毛泽东时代红军老爹们带领全国人民大干苦干修建的。

第三件事，是陈明敏同学的父亲当年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曾带领退役军人和知识青年开垦北大荒，为国家贡献了大量新增的商品粮。

第四件事，是孙丽莎同学的父亲担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的1970年代初，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对外开放部署，在本地引进了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进而带动了各地化肥厂的遍地开花。

如果没有前一件事情，中国人口增长不会停滞一百多年后在毛泽东时代猛增以至于翻番，中国人均寿命也不会由三十几岁猛增到七十几岁。

如果没有这后三件事，即农田水利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垦荒、化肥工业体系的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解决“吃饱饭”问题，在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剧增的中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父辈，一辈子吃几辈子的苦，不仅给我们奠定了改革开放得以腾飞的坚实的农业基本建设基础、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先进的科技基础、稳定的社会基础等物质基础，还给我们这一代学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数典忘祖要不得！

烈士遗孤变了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专门批评了各地的“八一学校”，忧虑孩子们被培养成新一代的“八旗子弟”。于是，我们这所八一小学交给了地方，开始招收工农子弟入学，同时在学校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奋斗”的“革命化”教育，并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在王伟卫当年的日记记载：有一次我们少先队中队为学校种的稗子积肥，竟然是女同学陈明敏和李玛莎（现名“李爱武”）带头脱下鞋袜，赤脚跳进臭气熏天的猪圈，挥锹铲粪，挥汗如雨。那时，我们这些娃娃虽然才10岁多点，但在老师的教育下，却是很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薄上，当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王伟50年前的日记

我的一些同学不喜欢穿新衣服，就是那时培养的习惯。

同学们看不惯董耀栋的“娇气”，开始是风凉话，继之是嘲讽，终于，有一次他与同学吵架，一位调皮出名了的同学说了一句令自己懊悔了几十年的话：“你不姓董，你姓蔡，叫蔡小东。你爸爸早就死在朝鲜了。”

董耀栋说什么也不信，“我就叫董耀栋！”

那位同学继续说道：“你还有个哥哥，叫蔡四东。”

 “不对，我哥哥叫董四东！”

此事，很快传到当时在部队主持工作的首长刘伯堂伯伯和学校领导那里。

八一小学多为军人子女，老爹们虽然履行职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骂人”，但对付自家的儿子，没有几个不手软的。那时的校园，调皮捣蛋的小天才太多了。那时的男孩子，也不像现在的男孩子那么“娘”，那么脆弱。有一首校园歌谣：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师到我家，

到了我家找爸爸，

三拳两脚一个大嘴巴

然而，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更能镇住这帮调皮捣蛋娃娃的，是这样一个浅显而又质朴的道理：欺负烈士的孩子，天理难容！

于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接到了家长和老师的严厉警告，并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迅速调整了与董耀栋的关系。

陈明敏还记得，就是自习课的那一次，当自己周末回家向母亲播报“东东妈妈徜徉自习间”的故事时，明敏的母亲鲁波阿姨出乎预料地厉声斥责：“不懂事的孩子！东东爸爸在朝鲜战场卫国捐躯，战争年代，你张阿姨三个孩子死了俩，就剩这一棵独苗，她容易吗？！”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同学们还是恍恍惚惚感觉到了对董耀栋自尊的伤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董耀栋不时地给我们讲述他小时候，父亲（继父）如何把他扛在肩上、抱在胸口或骑在背上，逗他玩，给他讲故事、讲道理的往事。

董耀栋开始变了，在学校，处处抢着吃苦，生怕别人说他“娇气”，就连早晨起床，他也要与同学争谁先到操场跑步。他一次又一次拒绝母亲的关爱，甚至当着同学的面，对母亲使性子。有时，索性躲起来，不见母亲。同学们则帮助他“打掩护”。

渐渐，同学们对张博阿姨的看法，也从原来反感她“絮絮叨叨”，转为“怜悯”她找不到爱子的失望神情。

父亲母亲不容易

而如今，所有儿时对张博阿姨的印象，被一部《阅读父亲》用泪水彻底重构了。

原来，张博阿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我们这些当年的顽童，太不懂事了。

张博阿姨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4月与蔡正国伯伯结婚后，第一个孩子生在艰难的战争年代，是个女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个洋娃娃。分娩的时候，部队已经转移，只给产妇留下一名医生和一个警卫排。女儿一落地，用旧军装一裹，警卫排把产妇抬上担架，迅速冲出村子，消失在茫茫夜暗中。随即，身后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整整跑了一天一夜，才甩掉追兵。至此，张博阿姨才吃上产后第一顿饭——警卫排长好不容易找来的一瓢煮玉米水。

没有奶水，女儿从不哭叫，只是瞪着大眼睛静静地望着母亲，望得母亲心酸落泪。

只好抱去找老乡，吃人家孩子吃剩下的奶。

战争年代，老乡也穷，女儿先后共吃过24人的奶，不到一个月，还是饿死了。

丧子之痛，使张博阿姨久久不能摆脱，直到1948年，第二个孩子蔡四东出生。

四东的出生，给曾经伤感的家庭带来许多欢乐。

在妻子的眼里，丈夫话语不多，别看作战是猛将，却特别爱孩子。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总是先去抱一下儿子。一次，他刚把儿子抱起来，儿子就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妻子急忙要把儿子抱开，却被丈夫制止了，“别吓着孩子。”尿完了，笑一笑，说了句：“这小子！”

蔡正国、张博夫妇与长子蔡四东

妻子在黑龙江双城东北禹职工胡同“志愿军55部队留守处”，总共收到丈夫从朝鲜寄来16封家书，每一封他都要惦记孩子。对妻子，他既严格要求“现在自己改善生活是有条件，不要求组织特殊照顾，也不要哀求别人帮助，以自己的条件来解决问题”，又情真意切心细如丝地叮嘱：“能买点鱼肝油每天吃四到六粒，吃对身体营养有好处，每月至多数万元。”

直到牺牲前一天，丈夫在朝鲜青龙里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中，他还惦记着15天前刚刚出生他给起了“小东”名字的小儿子，叮嘱妻子“经常买点维他命吃吃，补助下营养”。

1953年4月12日，蔡正国副军长在美军飞机轰炸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

追悼大会上，张博阿姨发誓：一定要“积极努力工作学习，完成党所给我们的一切任务，抚养教育好烈士遗留下的孩子，为烈士报仇”！

万万没想到，一年多后，当张博阿姨带着小儿子进京准备给大儿子联系学校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大儿子在一次暴雨雷击中，被倒塌的院墙砸死了。

自责未能带大儿子一同进京的张博阿姨，在承受了丧夫之痛之后，未能顶住第二次丧子的打击，一度神经失常。

病愈后，张博阿姨对烈士仅存的骨血，溺爱有加，惟恐再愧对丈夫在天之灵。

作为母亲，张博阿姨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也为孩子奉献了她一生无私的爱，然而，比母亲但更伟大的，是孩子的继父董凤奎叔叔。

丈夫牺牲时，张博阿姨刚满30岁，虽然美貌依然，却守寡6年，并因病失去了工作。

在组织的劝说、安排下，张博阿姨改嫁给董凤奎叔叔。结婚之时，夫妻专程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摆放好祭品后，这位善良、质朴的山东汉子庄严地举起了右拳，向烈士宣誓：“蔡副军长，请您放心，我一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照顾好张博同志，照顾好您的儿子小东。”

从此，董凤奎叔叔没再让妻子领取烈士抚养费，并给了烈士遗孤一个完整、美满、幸福的家。

母亲张博、继父董凤奎和蔡小东

文化大革命中期，15岁的小东吵着闹着要去当兵，母亲一时未能同意。小东赌气不吃不喝不睡。时任丹东二三○医院政委的继父在外接受批斗，深夜回到家里，与儿子谈过后，同意了：“让他去吧，外面这么乱，送到部队还放心。”

多少年后，小东才知道，在他坐上大卡车离家而去的时候，继父骑着自行车赶到部队，告诉部队领导，这是烈士的遗孤，请多加关照。

18岁那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邓岳、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赵国泰（小东同班同学赵丽萍的父亲，在第五十军历任师长、副军长等职）等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把小东接到了大连黑石礁49号楼，以一个非常正式、非常庄重的会议形式，揭开了小东的身世。

那一刻，毫无精神准备的小东在陡然而来的刺激中，休克了过去。

那一刻，也把身经百战看似铁石心肠却是铁骨柔肠的将军们吓得够戗。

为了报答继父的养育之恩，此后，小东依然用着“董耀栋”的名字。直到转业前，继父在与儿子的一次谈话中主动提出：“当年，你随我姓是为了保护你，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不必要的解释。现在没事了，你把名字改回去吧。”

“爸爸，您的儿子、解放军战士蔡小东看您来了！”

继父晚年得了骨癌，虽然疼痛难忍饱受折磨，但他舍不得花钱买名贵的药，总想给妻子多留点钱。临终，又把干休所的领导请到床前，谈了很久，很久。出了病房，干休所领导红着眼圈告诉张博阿姨：“董政委对你不放心啊！”

如今，小东有着两个名字：回继父董凤奎的山东老家时，用“董耀栋”；回生父蔡正国的江西永新老家时，用“蔡小东”。

以见证毛泽东时代为荣

烈士遗孤的故事还没有完。

2016年9月，丹东八一小学60级（66届）同学在北京举办毕业50周年聚会，王国威同学费尽周折辗转找到毕业后失去联系整整50年如今定居江西赣县的刘念朝同学。

突如其来的“归队”召唤，让念朝同学一夜难眠。

同学们多是从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上一年级每周洗澡的时候，都是生活老师将全班带到澡堂，先让男女同学全部泡在同一个大池子里，生活老师再一个个喊出来，给他（她）浑身上下打肥皂，再拉到淋浴喷头下冲洗干净，最后用毛巾擦干身上的水，让他（她）自己出去穿衣服。

女生后来回忆：有些男生特别“讨厌”，总喜欢反复爬上台子往池子里面跳，让澡堂里的水花向四周飞溅……

到三年级以后，曾经“两小无猜”的男女生们才开始在课桌上划“三八线”……

当年，念朝同学的父母也就职于丹东二三○医院，念朝与小东不仅是同学，还是邻居。正是这种朝夕相处生成的纯真情感，让一夜难眠的念朝往事萦绕心头，他在微信群中反反复复地念叨：“50年了，50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在问起记忆中的儿时同伴过程中，念朝特别问到当年家里后窗相对的邻居：“董耀栋在吗？”随即，不无调侃地检讨：“我以前尽欺负他，呵呵！”自然，忘不了进一步检讨自己当年的“上房揭瓦”之类的淘气：“我是二三○（医院）的小孩头，医院里出了什么坏事都找我。”

念朝的“检讨”不完全对。虽然，最初一段时间二三○医院的孩子们因为董耀栋“太娇气了”，都不愿意“跟他玩儿”，但没多久，大家又都成了他的好朋友。二三○医院惊天动地的“好事”，念朝也干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念朝忽悠院里的玩伴儿“学习红军长征”，要从丹东步行两千里去北京见毛主席！小东想去，母亲死活不让。后来，六位十二三岁的“小屁孩儿” 一颠儿一颠儿地上路了。“长征”结果：一位患急性黄胆肝炎一天后打道回府，剩下五人“走到沈阳就都累趴下了”。整整50年后，念朝在微信群里对小东同学感慨：“那时真是胆大妄为，不自量力，还是你妈正确啊！”

这次同学在北京聚会，小东因为95岁的母亲在医院，未能与念朝见面。

念朝回到家中的第二天，获悉小东母亲病故的噩耗，同日，收到小东寄来的《阅读父亲》。阅读了书中的“父亲”，“小时候贪玩儿”没介意也“真弄不清大人的职务”的念朝，这个时候才明白：曾经被自己“欺负”过的小东同学的继父董叔叔，是二三○医院的政委，也是自己父母亲的领导……

的确，在高扬民本主义旗帜草根大众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不仅“李刚”式的“父亲”罕见，“我爸是李刚”一类的孩童更是闻所未闻。

拜读小东同学“两个伟大的父亲和一个伟大的母亲”的过程中，儿时调皮捣蛋的念朝“心灵震撼，泪流满面”……

这次丹东八一的同学聚会，追忆的是毛泽东时代，尽管有人指责“共产主义教育”“都是空话大话假话”，指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能建设社会主义”是“鬼话假话”，散布贬损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政治谣言，但参加聚会的同学们还是集体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留下见证历史后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