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辨析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封关键电报 ——兼驳夏宇立诋毁人民领袖的“阴谋论”

点击：  作者：高戈里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3-12 11:37:30

 

引言：批驳“阴谋论”坚守意识形态的史学阵地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半个世纪后，中央政治局这一历史决议被推翻，史学界和舆论界关于西路军为“获取国际援助”“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之结论成为主流，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甚至借党报公开替“张国焘路线”翻案。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彻底否定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路线历史决议的《史说长征》。此前此后，夏宇立等多次借主流媒体否定党中央在“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上与张国焘路线的原则分歧，甚至直言不讳地将红军西路军失败原因归咎于人民领袖的“阴谋”：“毛泽东也并非不知兵者，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看来‘功夫在诗外’，一切从党内斗争出发，为了争取党内斗争的强势地位，不惜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局上出险着下险棋”，即“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

夏宇立等人在红军西路军战史上制造的“阴谋论”，如今已被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为颠覆中国革命史收入其意识形态武库，同时，也迷惑了一些当代中国人，并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影响极坏。

对此，双石(本名周军)创作出版的《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根据对一千多件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作了系统反驳，还原了历史真相。

本文借助双石的研究成果，选取一封与中央部署背道而驰、有“张国焘路线”明显痕迹的战史电报，择要说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中央批准其西进是迫于既成事实——1936年11月2日，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已经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首长致电中央，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由此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是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临时改变了交货地点，才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与中央部署背道而驰的“11·2”电报

这些年来，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不厌其烦地宣称西路军西渡黄河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指责“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六误西路军”，其中“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

对此，“11·2”电报就是最好的反证，特别是对所谓“一误”的反证。

1936年11月2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以及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刚刚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

……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11·2”电报所提出的进军方向，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书记处在此前不久的9月11日来电：“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9月27日又明确电告：“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部署——先“集中三个方面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制止南面敌人对我军的尾追和夹击，再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接取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

通俗地说，在“11·2”电报之前，中央明确的前进方向是北方的定远营，而“11·2”电报提出西渡黄河部队的进军方向，不是北方，而是左旋90°，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凉州(今武威)。

对此，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后来也坦承：

我们同驻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在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中，这一指向更为鲜明：

……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

对此，不带成见能真正看懂战史电报的人，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直属队及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2”电报之时，上级关于接取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地点并未改变，还在北面的定远营，如果“西路军渡河后” “照直往西打”，背离共产国际指定的地点，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还要不要了?

难道他们另有所图?

循着西路军主帅此番坦言，深入研究一系列历史文献，也就不难发现西路军西进在“获取国际援助”名号背后的本质问题。

“11·2”电报缘何“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要说明“11·2”电报何以“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张国焘路线”。

近年来，不少西路军史研究者及著述者都将“张国焘路线” 简单化地归结为“分裂路线”。

而这，正是一些史学工作者这些年来研究西路军历史误入歧途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起点。

应该承认，“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确确实实是“张国焘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绝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更不是“张国焘路线”最本质的内涵。

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对“张国焘路线”有过经典的概括：

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理解“张国焘路线”上述三大内容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张国焘路线”的实质。

西路军失败后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让人感慨万分的是，尽管因“张国焘路线”毛泽东经历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时期”，但对“张国焘路线”本质内涵的把握，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纠缠于狭隘的“权力之争”，他们把总结失败教训的视野投向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形势”之中，进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却又被当下小鸡肚肠的“阴谋论”制造者、鼓吹者们屏蔽了的历史结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张国焘在两河口、芦花、沙窝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出来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自然决定了其背道而驰的战略方向——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

与张国焘“面向西方来布置工作”相关的是，西路军首长在西进途中动员：“再过两个来月你要坐汽车就有汽车，你一个月要用三十元钱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弹都可补充。”   与张国焘相反，毛泽东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高潮。早在红军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前的1935年8月20日，在毛尔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多年后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对此，刘伯承十分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这，就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中央批准西路军命名及西进是迫于既成事实

本来，西路军西进的历史责任是很清楚的，但在“11·2”电报的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㈠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1 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

11月4日8时，尚不知“重大变故”的“徐陈”(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朱德、张国焘)，在报告了一大堆“滞留现地”的困难后，再次提出“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要把原拟执行“宁夏战役”的方向整个左旋90°，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要其保持东返余地的重要指示，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共产国际改变武器装备援助交接货地点的消息应该已传达到了已转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张国焘、林育英等人。这个“重大变故”正好给了张国焘一个堂而皇之再张“西进”之旗的理由。于是，当日14时，“朱张”致电“徐陈”，对其行动方向左旋90°的提议完全予以确认，并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同日，“徐陈”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之“独立”行动的“名份”。

而此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接货的电报指示并未同意。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大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由于中共中央以严峻口气电陈上述理由，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东移到了安西。

面对共产国际对交货地点的突然改变以及“徐陈”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11月11日，才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西进部队授名“西路军”。

此时，距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的10月24日，正好20天。

这，就是所谓“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的历史真相。

说到这里，针对当下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指责“最高统帅部错误指挥”西路军“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我们有历史依据、有充足理由反问：“11·2”电报之前，共产国际指定的物资援助接运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最高统帅部”没有“指挥”西渡部队背道而驰西进，“错误”在哪了?11月3日共产国际指定的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移到西面的哈密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接货的电报指示并未同意，在共产国际没有将交接货地点由哈密东移到安西之前，若“指挥”西渡部队西进，别的不说，光两万大军进入“哈密、安西之间1500里荒无人烟沙漠”后的生存问题，能解决吗?

被一些不全面研读历史文献却要冠上“军史专家”名号者遮掩的重要史实还不止这些。

在西路军西进既成事实之时、之后，中央于11月3日、11日、20日曾多次电示河西部队安排东返退路，“徐陈”首长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主张主力速来”。

而此时，党中央正率红军主力占据陕北这一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准备抓住前所未有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迎接即将到来千载难逢的革命高潮。

正是基于这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战略布局，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根据东北军的提议以及东北军关于西路军可在兰州得到粮弹补充的承诺，再度动议西路军东返，但“徐陈”回电却提出了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条件：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各出六个团的兵力前往策应。

由此，西路军踏上了不归之途。

历史局限一：共产国际有关部署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的历史结论，既没有用“执行张国焘路线”，也没有用“坚持张国焘路线”，而是用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有区别、有分寸的措辞。

似乎，当年的历史结论有着为西路军首长作适当解脱的暗示。

其实不然，当年西路军首长确有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

这局限，首先来自于共产国际。

不容否定，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斗争史中，共产国际给予的援助是巨大的，广大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的信赖也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远在异乡，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主观主义的问题。

比如，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袖布哈林就曾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发展如是判断：新生的中国红军只能在分散和游击中生存，今天在这里吃鸡，明天到那里吃鸡，以免把一个地方的母鸡都吃光了。

又比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对共产国际的误导——毛泽民1939年6月赴苏联治病、学习期间发现，米夫、王明等人有可能依据叛徒李竹声提供的材料严重夸大了中国革命形势，其声称：“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毛泽民等还发现，“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送交国际，时已三年却没有到达共产国际主席团”。

既然中国工农红军有如此雄壮的实力，共产国际在部署或变更部署“打通国际”时，自然而然地可以较少考虑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困难，于是：

——1933年3月提议：“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

——1935年底林育英奉派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传达：“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

——1936年9月11日和27日来电变更部署：“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

——同年11月3日再次变更部署，并询问：“如果我们将大约1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

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只有区区几万人马，既然不能“脱离中国主要区域”，那么，只能派出“支队”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虽然，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均有其基于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的方针与“物资运到哈密”具体部署之间的矛盾，毕竟给了“张国焘路线”得以通行的理由，这样一来，别说西路军首长“克服张国焘路线”难，就是中央，也难。

历史局限二：前方将领难以企及的战略视野

在“打通国际”问题上，毛泽东作难的地方多了。

最突出的，是提出并坚持“打通国际”的正确方针。

早在1935年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实现会师，真正开始接近“打通国际”目标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

对毛泽东提出的“打通国际”方针，双石是这样解读的：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货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从“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到“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打通国际”之“根本方针”在认识上的更新和升级——这句话的广义延伸，就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而这一关键性信息的深刻内涵，应该是非常值得党史和军战史研究者们留意和关注的——至少是不应该忽视、漠视甚至直接无视的!

双石的上述解读，在《师哲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印证——1942年夏，苏联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由于担心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主动提出给予八路军武器装备援助。对此，毛泽东表现了脚踏实地坚持“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方针的鲜明态度及掌控全局着眼未来的非凡战略远见：

在第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求我们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报说，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流接收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主席否定的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然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猜测到斯大林的意图后，就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很有远见的。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做好了准备。

抗战胜利后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打通国际”方针中体现的思想精髓又被他老人家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因为，毛泽东深刻洞彻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非外援武器之中。

而回到当年，别说前方将领难有如此脚踏实地高瞻远瞩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就是中央其他领导，认同毛泽东“打通国际”战略方针也要有一个过程。

比如，当年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曾提出过“与根据地脱离”的主张，他甚至在1936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似乎不无所指地批评：“打通苏联是目前基本任务，不应有任何动摇。”

毛泽东“打通国际”的方针，与他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是相通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没有错，但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若走“城市暴动”或“攻打大城市”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只能走 “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

同理，“打通国际”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先打掉屁股后面的追兵，再在接近国际援助交货地点之处开辟一块根据地，屁股坐稳了，再派“支队”越过戈壁沙漠，取回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万一取不到武器，有根据地作依托，就有回旋余地。

从西路军西进的实际情况看，也确实如此——共产国际最后确定的交货地点安西，如今是“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的自然、人文条件更差，新疆那边共产国际又不准去，两万大军窝在安西“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没有根据地，只能完全依赖外援。共产国际要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新疆的盛世才又是个翻云覆雨的混世军阀，如果“照直往西打”不留后路，就算能冲破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外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都有可能给西路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全国“一盘棋”中，中央不仅要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援的过程中充分预想西路军西进之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充分考虑有求于人时尽量避免孤注一掷的万无一失之策，还要面对河东即将到来的抗战高潮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以及由此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当年在井冈山，中央红军将领心服口服地接受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流寇主义，以及强调官兵平等、注重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党指挥枪”等“政治建军”方针原则，有一个付出了鲜血代价的过程。

当年在长征路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也有一个惨痛的过程。正如张闻天在长征结束后所说：“泽东所讲的作战原则，我同意。这些原则过去未能采纳，现在证明很重要，这个问题现在要同干部进行解释。”

同理，由于红四方面军建军史上缺少古田会议那样彻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总司令后来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样从政治上建军”，所以，其将领像徐帅后来撰文所述心悦诚服地认定“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也不可能不经过一个历史过程。

美军抗战末期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后来回忆，当年他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

战争年代，各路红军将星璀璨，几乎个个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合理性的天才，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洞彻并力求把握更遥远未来的超级天才，由此，才逐渐成为众将星拱卫的“北斗”!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毛泽东，其麾下将领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时空高瞻远瞩洞彻未来的非凡视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现实纵横捭阖气吞山河的大手笔思路，红四方面军将领于“将在外”的北上、西进途中，有着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局限三：难以判读的历史电文

西路军首长“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还在于历史电文判读难。

而这，又源于“张国焘路线”克服难。

双石辨析在此期间的历史电文是从梳理红军指挥系统下笔的——为了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党中央犯了两个“不得不犯的错误”：一是会师前，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达成了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之“迁就”意见;二是会师后的1936年10月10日20时，中央致电各方面军首长：“拟请朱(德)、张(国焘)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授权之后，中央的“迁就”并没有带来所期盼的结果。张国焘执意西进，除了基于悲观判断革命形势而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外，还有自己的“小九九”——畏惧“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而西进，不仅可以避免“交出兵权”，而且还“可以避开胡宗南这股强敌”。

本来，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的指示，制定了宁夏战役部署——要“打通国际”，必须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物资。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当务之急是“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

可张国焘，表面上承认中央的领导，暗地里却置中央宁夏战役兵力部署重点是“首先击破南敌”而不顾，屡屡釜底抽薪，欲增兵西渡黄河。鉴于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中央又不得不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

这种因“张国焘路线”干扰而不得不叠床架屋建立的指挥系统，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的特殊语义和特殊语言表达方式：

——彭德怀曾抱怨“商量态度不便作战”，甚至痛恨张国焘“阴谋强奸式”的电报署名方式。

——毛泽东则批评彭德怀电报措辞“过于刺目”。为了维护团结，毛泽东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不得不做的妥协和让步，以及“追认”既成事实的“迁就”。

——就连与张国焘同在红军总部的朱德，也时常不得不“迁就了他(张国焘)的意见”，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维护来之不易的三军团结和统一指挥，把握电文用语的分寸。比如，1936年10月 28日16时至20时四个小时内，红军总部连发了四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署名都是“朱张”。这其中，有两封电报坚持中央关于先集中兵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的部署，另外两封电报则对中央的这一部署釜底抽薪。

当年的“徐陈”，因所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电文，还要面对多重的指挥系统。不同的指挥系统发来的电报，又未能“畅所欲言”。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一套，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在战役部署上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陈”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曾说：“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这应该是实话，而非推卸责任。

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被何以被颠覆

解开历史的谜团，需要打开历史的“黑匣子”。

改革开放后，徐帅等历史当事人虽然有了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地位和环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电文，力不从心。耄耋之年，他们看历史电文，只能靠秘书选择提供，受制于他人解读历史文献的能力，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排除主观故意的前提下，这里所说的“解读历史文献的能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片面选呈电文

比如，西渡黄河部队本来的任务是北上夺取宁夏，再派支队到定远营取得国际援助的武器。为此，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曾来电指示：“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三天后中央的电报中还特别强调：“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然而，徐陈于西渡黄河之后的11月2日却致电中央，执意西进。是次日共产国际来电将交货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临时变更到西面的哈密，才补给了西渡黄河部队西进的“理由”。

双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年2月 25日李先念副主席送中央各位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封电报，是《历史的回顾》执笔人朱玉“在档案馆里查阅了三个月的文档资料”后，有选择呈送的，在此基础上，作了违反史实、断章取义、向中央推卸责任的曲解。

这其中，“11·2”电报之前的9月11日、27日和10月8日共产国际有三封明确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的电报被“选择”掉了，此后的11月3日共产国际通知交货地点由北面的定远营改为西面的新疆哈密的电报也被“选择”掉了。这四封电报被屏蔽后，“11·2”电报所体现的执意西进之核心意图并非翻案者所说的“执行宁夏战役部署”北上定远营“接取国际援助”，也就被悄然掩盖了过去。

除“片面选呈电文”外，翻案者们治史手法上的问题还有：

1.在代笔或整理的署名徐向前的著作中，所引用或叙述战史电文的内容与原始电文多处不符(详见国防大学马秀山教授《〈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回顾的若干“硬伤”》)，能掩盖或扭曲历史真相。

2.徐向前逝世后，其回忆录被后人以“经军史专家十余年精心校核”之理由修改，并宣称该版本是“国内唯一权威版本”(详见2016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回顾》封面)。言外之意，徐帅生前出版的回忆录属于非“权威”版本。

(二)缺乏判图技能

比如，某“西路军军史研究家”称，“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就是缺乏识图绘图判图用图基本技能、缺少判读战史电文基本分析能力稀里糊涂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进而贻误于读者、贻笑于历史最经典的一例。

因为，红军总部以“朱张”名义发出的一些电报，只要在地图上一标注出来，其部署与中央的战役部署相背离，便清晰可见。缺少图上作业的基本技能，不可能有辨析复杂战史电文的本事。特别是1936年10月 28日16时至20时四个小时内，红军总部以“朱张”名义连发的四封电报，如果不进行判图作业，很难看出其中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朱德对张国焘有节制的斗争自然也就看不出来了。

(三)缺失历史视野

比如，在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中，就有这样的“事后诸葛亮”假设：“……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显然，这是典型的“唯武器论”，因为，复杂的历史人物、错杂的历史环境和曲折的历史过程，被代笔人“假设”得异常简单——“取得武器、弹药”就能“包打天下”，可以不顾共产国际禁令及相关准备﹐可以不顾新疆方向恶劣复杂的气候﹑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不顾新疆混世军阀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态度﹐可以不顾黄河以东已经开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在兴起的全民抗战高潮，可以不顾全民抗战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历史机遇。

(四)秉持封建贵族立场

毛泽东确定战略方向的立场基点是：“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与毛泽东不同，当下一些被媒体冠以“军史专家”名号者研究战史，无视中国革命中广大人工农群众的基本需求，无视中国工农红军战略方针的立场基点，醉心于窥视猜测君臣将相间的“权力之争”，不但陷入了为“张国焘路线”翻案的泥潭，有的甚至堕落到公开为叛徒张国焘翻案的地步。

比如，冠有“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名号的夏宇立在香港出版的《史说长征》一书中，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在延安时，曾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委的“钱钧揭发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如何搞一个16岁的女孩子，还向她阴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饶，等等，……结果激起众怒，钱钧又跳到台上去打张国焘，连眼镜都打掉了……”然后，夏宇立毫不掩饰地为叛徒张国焘鸣冤叫屈：“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自己的战士面前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这本身就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真不知道这位“16岁的女孩子”(网上有人说这位“16岁的女孩子”是一位红军战士，似乎还有姓名，此处存疑、待查)如果是夏宇立的母亲或外祖母，夏宇立还会这样说吗?夏宇立为张国焘打抱不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封建“君臣旧礼”替叛徒张国焘争“面子”的腐朽贵族立场，以及对“那女孩子痛哭，求饶”无动于衷的冷漠心肠，夏宇立的支持者追随者们还愿意认可吗?

夏宇立如此治史，本意是想诋毁1937年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妖魔化人民领袖毛泽东，并为叛徒张国焘翻案，但却事与愿违——秉承如此腐朽的封建立场，秉操如此极端的情感皈依，秉持如此愚蠢的道德评判，又如何让人相信他能“秉笔直书”红西路军史?

蠢到家了!

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被错误颠覆的政治危害

从组织原则上看，要否定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历史结论，只能通过组织程序，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重作决议。改革开放后，党内对这一历史结论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作结论予以否定，邓小平同志对反映不同于中央历史结论的意见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档”。

可如今，否定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论调一统史书论述，强霸学术论坛，充斥主流媒体，对反对意见，则予以封杀、打压。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为妖魔化我党领袖提供了颠覆历史的“话语权力”。比如，“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等，就多次借党报等主流媒体肆意歪曲西路军史，此人甚至还公开宣称：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正是在毛泽东一再藐视和排斥徐向前的正确作战主张，一意孤行地按自己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指挥，加上摆不上台面的另类心理，终于一手造成了这支占红军总人数五分之二强的主力精锐部队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这天字号的重大责任，毛泽东实难逃避。尽管在红西路军失败之初和以后的相当漫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作了全面的真相掩饰和根本的是非颠倒的结论，但是，大约是红西路军的阴魂不散，毛泽东仍然难说问题已了，仍然感觉眼前阴影幢幢。

更为险恶的是，这些“阴谋论”制造者和鼓吹者提供的“史学依据”，如今已被反共反华势力颠覆中国革命史收入其意识形态武库——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定居英国的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之女张戎与其丈夫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收入了夏宇立等关于西路军史的“研究成果”及“阴谋论”结论，甚至引用了原话。“阴谋论”始作俑者还接受了张戎的采访。该书广告词狂妄宣称：“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泽东魔障!”据百度介绍，该书于2005年出版后，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销量超过百万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石为廓清西路军战史中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拆除西路军战史领域的“阴谋论”陷阱，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了他辨析西路军史的力作。

双石对军史的贡献

针对这些年来歪曲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种种谬论，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作了如下拨乱反正的辨析：

(一)在战略分析层面

双石纠正了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张国焘路线”的误判，用历史文献系统还原了作为“张国焘路线”实质的“退却路线”表现形式、产生过程及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厘清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在“打通国际”上的战略分歧：

1.在战略方向上，毛泽东坚持“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才能“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张国焘路线”坚持渡河西进，其本质意图是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对此，张国焘曾直言不讳：“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

2.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坚持“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打通国际”;而西路军“照直往西打”的主观设想，完全不顾共产国际的禁令及相关准备，不顾新疆方向恶劣复杂的气候、地理、人文环境，不顾新疆混世军阀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态度，不顾河东已经开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在兴起的全民抗战高潮。

3.在战略依托上，毛泽东反对片面依赖外援，基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情，主张先建根据地作为依托，再“派支队”穿过戈壁沙漠，取回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物资;而西路军在西进中，先是信心满满地向中央打包票要“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一肩挑，受挫折后又提出“创建根据地”与“打通远方”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而放弃了根据地的建设，致使其筹粮、御寒、扩红、安置伤员、争取群众支持等生存困境越来越严重。

(二)在战役分析层面

双石通过对一封封历史电文的深入考辨，系统梳理了西路军西进各阶段“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主要问题：

1.西渡黄河阶段(1936年10月)——由于共产国际指定的交货地点定远营“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队前往，因此，需要红军主力先“占领宁夏区域”，作为支队北上定远营的战略依托。鉴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部署宁夏战役时，特别强调必须先“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然而，张国焘“畏敌过右”，置“先打南敌，后攻宁夏”的战役方针而不顾，屡屡违背中央意图：先是将“一军西渡”变作“三军西渡”，并力主“全军西渡”;继而对中央“先打南敌”的部署釜底抽薪，将正在执行这个部署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调离战场，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在此期间，本来中央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但红四方面军首长却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之时，提议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并在“朱张”一五八号电令批准后，率领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以及红九军、红五军先斩后奏“跟进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

2.掉头西进之初(1936年11月初)——按照中央的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部队，其战役方向是打通与北面与外蒙接壤的国际通道，并“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然而，在共产国际还没有将交货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11月2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置中央“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战役目标而不顾，提议河西部队行动方向左旋90°。随后，在中央尚未答复共产国际变更交货地点、尚未批准河西部队“行动方针”之时，按“朱张”“不受一切牵制”之电示，西进甘肃西部，迫使中央追认其已经西进的既成事实。

3.西进甘西阶段(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军西进甘肃西部后，鉴于西安事变前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运动正风起云涌的国内形势，以及西面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央曾多次提议西路军“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甚至还在西安事变后安排了西路军东返，但西路军首长“算定了‘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不但屡屡拒绝，还多次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及抗日民族运动兴起的大好形势而不顾，“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

针对近些年来国内外妖魔化红军长征历史的一系列歪理邪说，周军(笔名“双石”)系统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红军史研究，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广度，还有脚踏实地的力度——这些年来，周军自费探险踏勘了红军三个方面军过草地的全部路线，前期自费、后期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的资助下踏勘了红军三个方面军翻越的全部72座雪山，在此基础上，除《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已由大风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外，这两年还有五部红军史著作已经或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

《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2017年1月出版

《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预计2017年出版

《非常轨迹——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首次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再版

《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2017年1月出版

《非常抉择——红军北出陕甘的前前后后》，预计2017年出版

在当下全国的红军长征史研究者中，有此非凡付出非凡著作成就的，唯有周军!

在当下全国的红军长征史著作者中，有此实地制图精准判图技能治史功底的，唯有周军!

也正是在厘清上述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双石(周军)写出《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后，获得了不少党史军史专家的好评，相关省的党史研究部门不但高度评价，还要求所属市、县党史研究部门购买此书，把被颠覆了的历史恢复过来。

耄耋之年的中央档案馆党史专家耿仲琳老先生看到双石的《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后，甚至动情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厘清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学理意义

中央政治局1937年关于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的历史决议被颠覆的政治危害是严重的，然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这样看问题的：

坏事有两重性，……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

就“反面教员”而言，中央政治局1937年关于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的历史决议被颠覆，可以转化为多方面的“好作用”。

此处，笔者有必要将这段历史向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界鼎力推荐，因为，社会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学理阐述，即“归因理论”，中央政治局1937年关于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的历史决议之结论，以及该决议结论被颠覆的过程中，各种“归因”内容的丰富性，不同历史阶段“归因”环境的客观性，各种“归因”结论成因的社会复杂性，各种“归因”折射社会心理的多样性，红西路军史研究者“归因”之处显现的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等思维轨迹，红西路军史研究者“归因”之时袒露的胸襟、视野等心理特征以及判读历史文献绘图用图之功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等等等等，足以成为当代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研究丰富的思想资源。

这一思想资源不仅弥足珍贵，而且还具有服务当今走向世界的宏大现实意义。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再版)中曾如是呼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不能不考虑本民族的认知模式、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及行为规律，不能不遵循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遗憾的是，我国社会科学不少学术领域长期笼罩在欧美学术霸权的阴影之下。比如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几乎只能算是用中文转述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成果”(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以至于将底层民众贬斥为“乌合之众”的西方“大众心理学研究”以“经典读本”或高校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推荐阅读书目”的“身价”，在学术界流行，并向社会广为传播。而这，正是中国心理学界、社会学界守着珍贵的思想资源却至今出不了中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症结所在。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自1951年起就一直将“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使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更见成效”作为心理战略“学说宣传项目”中的重点项目执行(于群：《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

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全面吸收外来营养，但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实现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本土化重建，任由西化理论掌握话语霸权，危及的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百年命运。

正是基于这些年来不少意识形态阵地相继沦陷的严峻现实，不难看出，厘清西路军失败原因，完全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学理创新服务，特别是能直接为创立中国化的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还能打开冲破西化理论学霸天下的学术突破口，进而带动整个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的本土化创新。

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颠覆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将复杂的历史曲折从历史的大背景中游离出来，进而简单化地归因于党内外的“权力之争”，甚至想当然地归咎于领袖们的“个人品质”。

而一旦创立以中国革命史丰富思想资源为理论基石的本土“归因理论”，反过来又能举一反三，指导史学研究，为反击颠覆中国革命史的翻案妖风，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持。

注释：86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