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 ： 青年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与选择

点击：  作者：胡为雄    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7-11-09 10:50:55

  

[摘要]青年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和选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17年冬初步得知俄国革命的消息。1918年初到北京，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对俄国十月革命持赞同态度；返回湖南后注意介绍俄国革命并高度评价其意义，还想去俄国留学。1919年冬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革命和革命后俄国情况的书籍，更产生组织游俄队的愿望。1920年夏，在上海同陈独秀谈论有关俄国革命及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湖南后在同陈独秀等人的密切交往中开始筹建俄式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文化书社、传播俄罗斯新文化，加强对俄罗斯的研究。而从1920年夏至1921年初在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通信讨论、受他力主“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建议的影响后，坚定不移地选择走俄国革命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的政治选择基本完成。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很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也很大。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与俄国革命在大城市首先取得胜利不同，但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以列宁主义为参照的。因为中国社会比俄国更为落后，毛泽东在着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之路时，其难度也比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度大得多。毛泽东革命成功的要诀是：深谙国情，借鉴苏俄经验，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他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段话表明，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激励着毛泽东，经过数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经过22年武装斗争及其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他最终选择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坚定不移地走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对苏俄经验的借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具体包括4个时期：五四运动前后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4个时期各有特点。笔者仅就五四运动前后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青年毛泽东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历程作一简略考察。

 

一、向往俄国，想组织“游俄队”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年。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俄国革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对中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使中国革命带有鲜明的俄国革命色彩。此后，发起和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不仅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更是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中，毛泽东坚定地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20世纪初叶，由于中俄两国交往的疏远和信息的闭塞，中国人对北邻俄国的情况了解甚少。俄国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国民党人在上海创办的《民国日报》才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根据国外通讯社的信息对这一革命作了简要报道。至于中国内地的省份，对俄国革命的了解更迟一些。例如，毛泽东求学所在地长沙的《大公报》，11月17日才以《俄京二次政变记》为标题对俄国革命作了报道。报道其实是转述《京津泰晤士报》、《东方社》、《共同社》的新闻，对列宁为首革命派的评价带有负面色彩，称列宁为无政府党首领，对其掌控政权且不看好：“近日以来二次革命之狂潮竞有坌涌俄京之势。据最近各方面消息，无政府党首领林莲氏刻已拘捕阁员，占据公署，并有直向德人单独讲和之计划。此事将来之影响何若，目前虽不可知，然当此强邻压境之秋，而一再发生此种扰天撼地之波澜，不得谓非俄人之劫运，而欧战中之一大变局也。”“激烈派一时把握政权，果能永续与否，尚属疑问。”同年12月6、7日，《大公报》的新闻栏中又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过一些介绍，其评价也带负面色彩。报道称列宁是过激派：“此次俄国事变之原动力厥为兵工委员会(或译劳兵会)”，“列宁率兵工会要求平和，谋为示威运动，定期本月四日起事，迫胁克氏让出政权……乃至八日，过激派之大示威运动忽焉爆发。俄京军管区司令官与政府始冀竭力镇压，不期守备兵忽附和暴徒，而起颠覆政府，逮捕阁员，似致如有连日外电所传之大暴动”。《大公报》刊登的这两则消息，“在长沙的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这些报道后，常与同学展开热烈的讨论”。当然，由于信息缺乏，毛泽东当时也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并不真正理解俄国革命的意义。

 

但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产生的冲击，特别对作为被殖民侵略的东方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凡的，对中国那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就撰写文章分析这一革命的原因及其意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又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对之热情讴歌。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境遇中开始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形。1918年夏，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第一次到北京，曾在李大钊主持工作的图书馆任书记（管理员），在思想上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曾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所作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从北京返回湖南后，毛泽东在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时就注意介绍俄国革命，正面宣传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政府是劳农政府，高度评价俄国革命的意义。他在自己一手创办的《湘江评论》上，连载了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他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除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的请愿团赴北京，期间他不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加深了对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向往。1920年2月，他在致任教于长沙周南女校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说：先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毛泽东还表示，“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不久，毛泽东又给周世钊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意愿：“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二、传播和研究俄罗斯新文化

 

毛泽东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想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游俄队考察俄国，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革命和革命后俄国情况的书籍。1936年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曾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在北京时读了哪些关于俄国情况的书虽然难以具体考证，但当时国内报刊登载的文章和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书籍他应该都会关注和阅读。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后，就开始创办文化书社，传播俄罗斯新文化。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即着手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其要旨是传播新文化、宣传俄国革命思想。毛泽东特地撰写了《发起文化书社》（刊登于长沙1920年7月31日《大公报》）一文，他在文中强调：“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他认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已经把经过十月革命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作为唤起国人觉悟、投身改造中国的精神武器。

 

8月2日，毛泽东与文化书社其他成员在楚怡小学召开成立会。他为书社拟《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被推举为筹备员，易礼容为临时经理。书社租用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作社址。

 

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市正式开业，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为了扩大文化书社的影响，获得各界支持，毛泽东还请“省长兼督军谭延闽题写匾额”。文化书社在湖南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学校等7处设立小卖部，后来又在浏阳等地设立了分社。文化书社在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办得很成功，联系渠道广泛。由于毛泽东请知识界名人作信用介绍，在向各书店书社进书刊时免去押金，节省了周转资金。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说：“正式约定与本社进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处。经由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书社销售的书刊品种、数量很多，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语丝》、《新潮》、《劳动界》、《新教育》、《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小说》等。“在已经销售的二百一十二种书报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

 

到1920年冬天，文化书社在湖南的浏阳、平江、宝庆（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分社后，它先后同全国6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毛泽东还提议，凡来文化书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其目的是尽量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文化书社还成为毛泽东参加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毛泽东与北京、上海等革命同志及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

 

几乎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又计划加强对俄罗斯的研究。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和姜济寰、方维夏、彭璜、何叔衡、易培基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1920年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召开成立会。与会者“均认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之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研究会成员有何叔衡、彭璜、陈昌、夏曦、郭亮、萧述凡等人，其中以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多，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上各会员捐助或自认会费，并准备将来关于派遣赴俄调查及发行丛刊等特别费用再行开会募集资金。会议“决定派张丕宗君赴京，随同京团体赴俄”，“因北京迭次来函称，俄代表到京已有接洽，湘省愿赴俄者既众，请先派一人来京。”

 

这次会议“结果决定四项：（一）个人研究。会员各自搜集材料。（二）开会研究。每星期六日下午会员自由至会所集会讨论。并于每年春秋开大会二次。遇有熟悉俄事之学者到湘则开临时演讲会。（三）由会多备关于研究俄事之书报杂志，供众阅览。（四）由上三种研究所得，合之其他特别译著，发行俄罗斯丛刊”。会议考虑到“因近日来会接洽愿赴俄者颇多，要求仿法文班办法开设俄文班，从事预备。当有郭开第君愿担任在船山学社开办一班，可聘在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云”。会议还通过了简章，第一条说明“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第二条说明研究会会务。其会务是：“（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俄罗斯研究会不仅发起对俄国进行研究，还介绍一批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后赴俄国留学，例如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经毛泽东介绍的。

 

三、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参与俄式共产党的建立

 

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传播俄罗斯新文化，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进步青年学习俄语、赴俄国留学等活动，同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分不开。毛泽东因“驱张”运动第二次赴北京期间读了不少有关俄国革命的书报后，于1920年5月上旬抵达上海，期间与陈独秀多有接触，同陈独秀讨论自己组织的改造湖南同盟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这样回忆：“一九二〇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大学。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回忆称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与毛泽东自己想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抱负和政治思想取向分不开，也有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苏俄政府对华友好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派俄共党员来华协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创建中国共产党。这种影响极大地推动毛泽东转向，促使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用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苏俄政府对华友好外交政策首先影响了陈独秀，这可以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号集中刊登中国社会各界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作出热烈反应的电函看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领袖的苏维埃政府对中国采取友好外交政策。1919年7月25日，俄国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称，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工农政府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工农政府“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除这些要点以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宣言还称：“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宣言还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式关系。

 

1920年4月初，《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的内容在中国报刊公开发表后，中国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对俄国苏维埃政府充满感激之情。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国工人联合会等纷纷致电苏俄政府对其宣言表示拥护，并愿意与俄国建立邦交，以苏俄为榜样进行中国社会革命改造。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大量刊登了这些电函。中华民国国会议员致苏俄政府电称：“兹对于贵政府之通牒感谢之忱，尤非言语所能尽达。”“至贵通牒提议正式恢复两国国民友谊，及推派代表一节，吾人自当以极诚恳之心赞成而力行之。”全国各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称：“顷接俄国劳农政府通牒，不胜欣喜。电文还揭露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为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盘踞，并称“本会谨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所组织之劳农政府之通牒，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中俄两国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国军队之前二节，亦所深愿。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之前驱。中国人民为世界人类之一部分，自应共负维持正谊人道之责任也”。全国报界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称：“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全国学生联合会致苏俄政府电称：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的援闽粤军总司令还致列宁书，其中称：“遥闻贵国革命成功，本人不胜欣喜。当今人类之一切纷争及灾难，皆因有国家界限及资本主义。只有消灭国家界限，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也只有摧毁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谈及世界大同。”“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

 

喜爱读书看报、尤其爱读《新青年》的毛泽东，特别关心这些消息，这加深了他对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工农政府的好感，推动他热心传播苏俄的新文化。

 

共产国际派员来华协助中国建党，共产国际代表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上海。他们在上海同陈独秀密切接触。而此时正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正式传到中国并见诸报刊，受到中国政界、舆论界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之际。“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即受到进步人士热烈欢迎。他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取得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识；又由李大钊介绍，于4月底5月初到达上海，会见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由陈独秀介绍，他们又会见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并与后者多次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同时，维经斯基成立了由他本人和陈独秀等在内的5人革命局。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毛泽东于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因旅途游历于5月5日才抵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多有接触，他后来回忆说这在自己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因为陈独秀表明信仰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毛泽东的政见也直接显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说：“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还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重要的是，毛泽东自1920年7月上旬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与陈独秀等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李达等把建党情况、《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情况都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并寄送《共产党》月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同年10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11月中旬，他致信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0份，托他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11月下旬，毛泽东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嘱“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此后，毛泽东常在报馆约请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之事。

 

由李达主编、陈独秀等撰稿的《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后，毛泽东将其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连续转载，文章包括《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随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在长沙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以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为依托，利用文化书社等组织进行活动，切实稳妥地开展建党工作。“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据毛泽东回忆，在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有六人”。“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可见，毛泽东与陈独秀等人的密切联系，促使他在长沙加快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四、在同蔡和森的讨论中最终决定选择走俄国革命道路

 

在同陈独秀等取得联系、开始在长沙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毛泽东对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进一步明朗了。而蔡和森的观点最终推动毛泽东选择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当时，远赴法国的蔡和森也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0年7月，蔡和森曾组织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特地致信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是俄国，“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中包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是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党（社会党或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向毛泽东提出：“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且“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把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变成革命机关。蔡和森还设想，在两年内“组一整队赴俄工作”，“将来以俄为大本营”，并且会友们取得一致意见后会“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他还叮嘱：“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收到蔡和森的信后，毛泽东于同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法国会友回了封长信。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提倡的中国必须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的理由是：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还强调：“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0年底，萧子升回国时又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在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惟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蔡和森分析了俄国革命及其世界性影响，指出“现在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蔡和森在介绍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后，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接到蔡和森的这封信后，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这之前，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已明确表示极赞成用俄式革命，“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此时，毛泽东排除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力主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显然，这是他根据当时世情与国情，经过大约3年的思想探索所作出的最终选择。

 

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在上海首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走上了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职业革命家道路。在此期间，毛泽东仍然准备实地考察苏俄。1921年9月，他致信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备考”栏中说明：“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有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至此，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的政治选择已基本完成。后来，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兴起，毛泽东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他虽然没有实现留学苏俄的计划，但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俄国共产党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顾问，并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受到影响，这让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的政治理念更加牢固。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