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军队的灵魂

点击：  作者：秋石客    来源：红歌会网  发布时间:2016-08-01 09:39:54

 

 

我们到革命圣地古田参观学习, 自然会联想到毛主席, 是他老人家在这里主持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自然会联想到人民军队。毛泽东与人民军队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 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军队的灵魂, 离开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军队就不会成为人民的军队, 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一、军队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首先从认识军队的起源、发展和现状谈起。

 

军队的起源。

 

 　　军队究竟起源于国家产生之前，还是起源于国家产生之后?或者军队和国家相辅相成同时产生?军队是产生在阶级出现之后还是产生阶级出现之前?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弄清楚的。

 　　依照我的看法，虽然军队一般被称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国家的柱石，而国家又被被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统治阶级工具，明确了军队的后生性，但我却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后生性的判断，坚定认为军队肯定产生在国家之前和阶级之前的。军队的原生状态就是武装的团队，这种武装的团队实际上早在氏族部落时期就出现了。

 　　人类早期氏族的发展和部落的兼并的条件，必须有从事征服和自卫的武装，没有这种武装，任何氏族的壮大和生存都是不可能的。在氏族和氏族部落时期，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是不存在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而军队却存在了!此时的军队只是种族或民族的生存工具，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后来军队的发展才为政治集团所用，并用军队逐渐制造出国家。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寓意非常深刻，遗憾的是却被许多人看成是现代的事情，其实，毛泽东的英明论断，道出了古往今来的真相，不但是军队产生在阶级和国家之前，而且是军队制造了国家，甚至制造了阶级本身。

 

军队的发展

 

 　　军队的初期，大概是民兵状态，专业性并不强，后来，任何种族都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他们懂得了用血与火征服其他种族是一本万利的大业，故逐渐的把军队专业化。

 　　在氏族部落兼并到一是规模时，部落的管理任务空前发展，必须结构化，于是国家就产生了，而军队从这时起才被定位于国家的支柱。原始部落晚期形成的国家军队职能，主要是为了对外战争，其国家其他主要职能是管理而不是压迫、镇压。

 　　军队的中期，完全进入国家供养的职业状态。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地缘影响，与外部矛盾缓和下来，开始加速本民族的两极分化，国家管理层运用手中的权力，形成少数统治阶级，排斥多数人，把他们分化成不同的被压迫阶级，于是阶级产生了，阶级斗争激化起来，而此时的军队职能由一个对外职能发展成一个对外，另一个对内的两种职能，并逐渐把镇压平民和奴隶反抗的职能变为主要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才可以算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还不完全只是阶级矛盾的工具，民族斗争的工具性依然存在。

　　军队的晚期，特别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政党政治的出现，使军队的作用不断异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削弱军队的直接政治影响，尽量使军队的对内镇压职能弱化，而加强其对外职能，这种现象恰恰与中世纪的军队作用倒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殊途同归，红色政党也要求其成为政治工具并严格听命于党，从这个意义上讲，军队最终走向空壳化，成为真正的国家机器。

 

　　二、马、列对如何削弱旧军队，改造新军队探讨

 　　

    对旧国家机器, 恩格斯说军队是祸害,马克思主张要打碎，具体怎么做?他主张用武装的工人代替常备军。列宁则用先锋队来领导新军队并代替旧军队。而在这个如何解决军队的反人民性问题上，毛泽东是做的最好的。

 

三、毛主席与人民军队

 

 　　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要想消灭军队必须强化军队。他一方面比谁都明白枪杆子重要, 要掌握军队; 另一方面他要叫军队为人民服务, 建立人民军队。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大致用了下列办法解决军队问题。

 

1、用新军队消灭旧军队。

 

 　　这一点他尽管历尽千辛万苦，还是基本做到了，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生存的八百多万军队，同时，他又先后消灭了不少日本和美国的军队。

 

2、建立新式人民军队。

 

 　　从新式军队概念上讲，“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还不能算新式军队，“秋收起义”也同样不能算新式军队，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古田会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的军队才开始步入新式人民军队。

 　　毛主席为建军经历了千辛万苦过程。

 　　秋收起义前后, 毛主席还仅认识到军队的重要, 后来才在三湾、古田精心创造真正的人民军队。

 

(1)、三湾改编

 

 　　主要内容是：由于部队减员较多，剩下不满千人，因此把原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次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支部，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全军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领导。改编还确立了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境内三湾村进行的一次整编。三湾改编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古田会议

 

红四军七大

 

 　　毛主席的三湾想法不是谁都接受的, 包括朱德和陈毅!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红四军的“前委”与“军委”

 

 　　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于井冈山。从成立红四军起，就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军委”)，毛泽东、陈毅曾先后任书记。

 　　7月，朱毛会师仅三个月,朱德就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湖南省委取消“军委”，任命陈毅取代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毛主席首次丢兵权。

 　　著名“八月失败”后，朱德、陈毅受到“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毛泽东取消陈毅任书记的“前委”，成立“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1月，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定，成立了由毛泽东为书记，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和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前委”)。随后不久，朱德担任军委书记，而陈毅则任士兵委员会主任。

 　　红四军“前委”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主要领导人及组成成员由中央指定，是红四军活动地区当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红四军直接领导军委。

 　　“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红四军党代表(后再兼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朱德兼任红四军军长、军委书记。

 　　这个军委运行了两个多月，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的“罗福嶂会议”上，毛泽东“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至此，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就随之被“停止”了。

 　　这种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和特务营的机制，直到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才发生变化。

 　　朱、毛会师不到一年, 再次发生严重分歧。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红“七大”前后，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发生过一场“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是由是否设立军委引发的。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指出：“两种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久抑欲伸的素志”，“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由此看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只不过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红军建设”等原则问题的表象，或者说是引发原则争论的导火索。

 

恢复军委

 

 　　刘安恭，四川永川人，曾赴德国留学并在德国加入共产党，与朱德相识。刘安恭回国后，曾与朱德一起在川军杨森部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南昌起义后，刘被派往苏联学习。1929年初，刘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往红四军。

 　刘安恭是1929年4月间抵达红四军的。5月中旬，“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就这样，两个月“打渔”，三个月“晒网”的军委，又开始办公了。

 

毛、朱、刘前委军委之争

 

 　　前面提及，红四军军委的“暂停办公”(2月)与“恢复军委”(5月)均有理由(不赘述)，萧克补充说：“前委之所以决定恢复办公，也是想让军委做些事情。”

 　　远方而来的刘安恭，是朱德的“三同”旧友。朱德对安排刘的任职自然不会有异议，而且会鼎力支持(其后的一系列事情还将继续印证这一点)。毛泽东遭“家长制”、“书记专政”的指责已非一日，其以前委书记兼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三位一体”就更显突出。此时，毛泽东显然如“井冈山会师”之初寄望于陈毅一样，希望获得中央派来的刘安恭的支持，以免孤单。不料，刘安恭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限制前委的权力反毛主席

 

 　　刘安恭下车伊始，不可能了解红四军一年多的历史纠结。可不知怎的，刘安恭甫抵军中不足一月，便开始指责前委“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

 　　因此，刘安恭在就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便雷厉风行地在军委会议上作出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这个下级限制上级领导权的举措，无疑是反毛泽东的。

 

朱、刘撇毛上奏

 

 　　不正常的现象并不止一件，“不寻常”的现象才刚刚开始。

 　　5月23日凌晨，红四军攻打龙岩。战斗进行顺利，上午9点即占领龙岩。红四军占领龙岩后并未久留，当天下午即退出城外，转向永定。傍晚，红四军宿营于永定坎市。毛泽东及前委机关与朱德的司令部分开安顿。 朱德的司令部与刘安恭的军委设在一起--一个叫“裕源店”的的三层小楼。

 　　当晚，朱德写就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袭击龙岩的情况，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以往红四军都是由前委向中央报告的，从未由“军”向中央报告。而此次朱德的“报告”，不是以“前委”，也不是以“军部、军委”名义，而是“军长　朱德”、“军委书记　刘安恭”名义，由两人联署上报的。

 　　该报告被中央以《朱德来信》为题，刊登于《红旗》第25期。

 

湖雷镇争端

 

 　　5月25日，红四军由永定坎市出发，向永定县城发起攻击。当日，红军攻占永定县城，并将县长余辉照及民团赶至广东峰市。红军在永定城北湖雷镇休整了一星期。

 　　在此期间，红军战斗频仍，在作战间隙，对原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却也议论不断。毛泽东曾尝试利用红军在湖雷镇休整的时间，化解这些矛盾，并专门召开了多次前委扩大会议。不料，“湖雷会议”竟演化成了分歧的总爆发。

 　　更严重的是，红四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安恭都直接参与了“论战”。而且，争论的内容从“军委侵权”还是“前委专权”等问题，扩展到“书记专政”还是“个人与党争雄”等等。参与议论的范围，也从红四军中高级干部扩大到了红军基层。

 　　毛泽东力图解决前委、军委职责权限问题的初衷没有实现，反而，使红四军原有的各种思想分歧在争论中集中爆发，矛盾非但没得到化解，反而愈加激烈。

 

毛泽东单独上书中央

 

 　　在“湖雷会议”上，朱德、刘安恭等要求限制前委(毛泽东)权力的意见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毛泽东的处境愈加艰难。

 　　就在朱德、刘安恭两人具名向中央发出报告的一星期后，6月1日，毛泽东也在湖雷“正夫楼”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该报告比朱德、刘安恭更详细、更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前期的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的“11、红军党的详细概况”，其中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毛泽东首次汇报了早在四个月前将“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一事。而在之前3月20日、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均未报告这件事。

 　　二是报告了“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三是含蓄地透露出毛当时的困境-“党内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四是署名，毛泽东此次一改过去以“前委”名义给中央报告的惯例，此报告落款署名是--“前委书记　毛泽东”。

 　　1929年“白砂会议”

 　　红四军在进占白砂的第二天(6月8日)，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鉴于毛泽东与朱德、刘安恭的意见分歧愈来愈严重，尤其是如前所述种种“不寻常”现象的陆续出现，使毛泽东越加感到“前委不好工作”了。

 　　于是，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概括了四条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在白砂会议上，刘安恭主持的军委限制上级(前委)工作的做法，以及当时出现的“拉帮结派”等不正常现象受到了林彪等许多党员干部的猛烈抨击。最后，与会代表以36：5的投票结果，撤销了(临时)军委。

 　　(临时)军委虽然被压倒性的投票撤销了，但鼓动坚持设军委的活动仍未就此停止。尤其是毛泽东坚持不收回“请辞”申请，使林彪既感到激愤，又感到失望。

 　　“白砂会议”后，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明确表示：“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同时，林彪对毛泽东指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

 　　毛泽东颇感欣慰地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林彪在信中还表露，担心红四军党内出现“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危机”。对于林彪的忧虑，毛泽东则认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未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

 　　其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这些文字也反映出红军早期实际存在的种种缺点，尤其是毛泽东给林彪的长信，更成为毛在红军初创时期建军思想的宝贵文字记载。

 

“小池军事会议” ,毛泽东遭“边缘化”  

 

 　　“白砂会议”后，红四军转移到连城。党内的争论亦随之在连城继续着。在争论历史分歧的同时，前委在对下一步行动的方针(是北上长汀，还是南下龙岩)上，主要领导人之间又产生意见分歧。

 　　6月18日，红四军由新泉悄悄抵达龙岩附近的小池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朱德在召开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会议时，竟不通知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参加，只通知谭震林参会，由谭震林向毛泽东传达。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参加会议，但毛泽东颇感为难，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呢”。

 　　时任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事后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以及如此的行动，不通知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是很不妥当的。”

 　　关于“小池军事会议”，众史家均三咸其口。连《毛泽东年谱》也只是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毛泽东传》则只字不提三打龙岩前夜的“小池军事会议”。巧妙地用“这次战斗由朱德全盘指挥”来表述。

 　　在红四军“七大”之前，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之间的意见分歧日渐突出。同时还在红四军党内指战员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毛泽东在“七大”落选前委书记之前，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会议的口头争论上，而且出现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被史家有意或无意间“疏漏”的细微枝节，或许能对理解那场思想分歧、口头争论的严重程度，增加些许“感性认识”。

 

红四军八大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主席第二次失去兵权。

 

红四军九大

 

 　　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请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调查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1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 毛泽东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共2万多字，其基本内容为：

 

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

 

　　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党内开展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反对互相猜忌，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各地工农红军中贯彻执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共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军队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古田会议决议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军队政治化、人民化。

 

　　新中国成立后, 受苏联影响,中国军队人民性出现了退步, 如军衔制建立。毛主席后来采取很多措施加以纠正。

 

　　《九评》

 

　　早在1964年的《九评》里，深刻地表述了毛泽东对军队的要求，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毛主席强调枪杆子不止掌握在党手里, 还强调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意义非常重大。毛主席看到了苏共变修, 自然想到当修正主义上台与人民发生对立后军队站在哪一边问题, 所以特提出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这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五.七指示

 

　　毛泽东晚年曾设想把军队变成能文能武能生产能为人民服务的大学校，并极力推广之, 使军队更加人民化。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军队支左

 

　　文化革命中军队的支左就是军队政治化的突出表现，而文革前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雷锋等也是政治化的表现。一九六七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的一段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这一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在这里表示了人民军队与左派的血肉关系, 人民军队要站在左派一边。

 

　　八大军区对调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他提议八个大军区司令对调。陈锡联(原沈阳军区)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原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原济南军区)跟曾思玉(原武汉军区)对调;许世友(原南京军区)跟丁盛(原广州军区)对调;韩先楚(原福州军区)跟皮定均(原兰州军区)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不功。毛泽东此举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 避免军队由个人野心家掌握。

 

　　大办民兵师、武装群众。

 

　　1967年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武装群众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毛泽东晚年大办民兵师和武装左派群众思想反映了他对职业军队根本改变的战略态度。

　　总之，我们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新军队问题，的确费尽了心血，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军队的灵魂，任何反对和贬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言行都会动摇人民军队的人民性。

 

　　四、人民解放军的现状及前途

 

　　到了近代，无论把军队的名称叫国民军类还是叫人民军队，随着修正主义上台，大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军队逾专业化，其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工具的本质逾明显。因为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力量远远不够，要想完成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必须凭借暴力工具才能做到。马克思主张彻底打碎国家机器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到了军队的反人民本质(现象除外)，军队是人民解放的最难打开的枷锁。

　　如何解决军队的问题，就成了左右两派共同关注的头等大事。军队国家化是右派的主张, 其目的是让人民军队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左派则希望军队政治化, 成为反复辟资本主义的关鍵力量。

　　改革开放后，中国军队在一些地方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如军衔制恢复，如军队成了专门的战斗部队，如军队离政治越来越远，如普通党员可从当军委主席, 如正在向西方军队摸式靠陇，如军队武警化, 如军队去毛泽东化,等等。出现如此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军队的现状说明，改革开放的新自由主义影响是全方位的，党、政、军、文、商无孔不入，因此，中国及世界的左派同右派的斗争也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战线。

　　左派主张军队人民化, 成为人民的工具。当前军队去毛泽东化很危险, 会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 我们要强烈要求十八大后在军队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

　　军队的消亡将是遥远的历史诉求，当前毛泽东培育的人民军队红色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没有人民的支持，军队会失去战斗力;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解放军要爱民，人民要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必然无敌于天下。

 

　　                        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