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回击一个造谣诬蔑者的著作。在这本著作里，马克思不仅驳斥了对方的诬蔑，而是还揭了对方的丑。马克思这样做，不是维护他个人，而是维护当时一些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所共同从事的事业。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因为资产阶级法庭拒绝审理马克思的起诉，即使马克思不在乎“作出什么样的判决”，而只是要求公开审理。对此，马克思指出，“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站在私人和把它当做自己私产的法庭的门之间，并随心所欲地把门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然后作为法官来判决。同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譬如说，站在控诉人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个法官在后来开庭审讯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于控诉人或被告的决定，也就是应该不理睬他自己的预先的决定而作出决定。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欺负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人们到处都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在少数国家里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因此，在今天中国，如果不能直接取消法院拒绝立案的权利，那么，法院必须登记其拒绝立案和审理的案件，并按季度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如果同级人大常委会认为有立案和审理的必要，法院必须立案和审理。同时，在每年法院向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法院必须再次说其拒绝或曾经拒绝立案和审理的案件予以说明，接受同级人大代表会议的审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治的人民性。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波拿巴雇佣了一些人组成十二月十日帮，这些人在波拿巴巡游期间，“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做迎驾的群众，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看来，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的遭遇其实早有历史传统。这就是西方警察保护下的民主、自由。

马克思提到，他和恩格斯是“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的。那种试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的想法是荒唐的。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意见上的差异，甚至要比今天国内许多学者在两三天内的意见上的差异小得多。

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是一种借口，目的是要奴役法国，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扩张，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今天，美国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有类似的借口和目的。美国人民的反战其实就是反对被奴役。

马克思提到，俄国皇帝“尼古拉废除了受到1815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1815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1831年派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1815年条约在1840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马克思还指出，“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我们看到，国际条约本身只是一张废纸，国际法是被“尊重”而不是被遵守的。

马克思提到，“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真是恬不知耻！”国外报刊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如果对我们的一些做法滥加赞扬的话，反而值得我们警惕而不是沾沾自喜。

马克思指出，“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这大概一些国家的政府拚命维持工业繁荣和出口的原因。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来了，美国开始利用本国市场进行打压了。马克思还指出，“1857—1858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现如今美国也爆发了普遍的商业危机，其政府为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也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其商业停滞状态会拖延到什么时候，让人拭目以待。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下面的信件（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对法济的性格描写得十分成功，以致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这位贝克尔是这样写的：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光是科学不能向一个所谓的政治家提供处世的经验，而他的无能就会很快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到更易于掩盖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被当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的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发展，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兴奋的人无力判断的。特别是在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时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可以看到的这种〔类型〕的政治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杂技技艺〕，不过，每次他都以习惯的谨慎避免〔翻觔斗〕。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最完美的〕典范。他的‘坚定精神’，他的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假如不是出于他那肮脏的目的的话，那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那些盲目地相信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是靠了他才能有这一切的群众。他施用同样的狡诈，把应由他负首要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坏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不容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他随便地拒绝承认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忍受他的〔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的主席的声誉充当替罪羊。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恩准’之前，总首先要考虑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目前的情况，只顾眼前；今天他在政府会议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议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和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做是在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愚蠢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日内瓦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为发展公民自由而作的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怎么法济先生总还是能为自己取得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十五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自己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的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堡、大规模地扩建和美化州的首府，都称做是他的功劳。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城堡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卫生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毫不留情地被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按功论赏——毅然着手进行并且为完成这事尽力不少，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整一代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坚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个人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迷信，对于任何正常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不做的，而他所不做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整个动物界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蔽人民的眼睛，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末，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羡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指挥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货运，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因此，国家机器始终处在运动状态中，就像怀表的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真是妙极了！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贝克尔关于这位法济老爹还有其他的论述，就不罗列在这里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这位法济老爹挺像今天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一种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民主。“这种信用民主化不仅要使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赌窟，以便对它〔大量地〕进行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只是无情地猎取集中在最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民族财富，那末，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鱼〕。”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金融创新其实就是这种信用民主化。

马克思还提到，“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诬蔑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以其人之道更猛烈地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可以允许报刊有言论自由，前提是双方都要有，不允许任何一方把持报刊。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