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有普通的，所谓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这是比较生动的一段，从中可看出他对事业团队结构的一种认知，即必须“有高级的，有普通的”两类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前者通变时势，有大局胸怀，能够从宏观上参与决策，制定战略，实际上已进入事业的领导层；后者是专业性的，即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常以“秀才”称之。秀才也有大小之别。毛泽东在前面提到的梁山英雄集团中的军师吴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体的书法家萧让，便分别是梁山上“高级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毛泽东对事业团队结构的这种认识，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所谓历史经验，一是中国传统经验，一是中共党史经验。

先说中国传统经验。

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集团，大多拥有谋大局的大秀才，帮助集团核心人物作出深谋远虑或当机立断的决策。战国时魏、赵、楚、齐的“四君子”，实际上就是君王的“首席顾问”。这些大秀才为了更好地给君王提供政策咨询，大兴养士之风，甚至有数以千计的门客，多是各有专长的小秀才。最有意思的是《说唐》、《隋唐演义》描写的瓦岗寨集团的那个徐茂公，其原型李勣，真名徐懋功，本为英勇善战的将领，不知怎么一来，在民间却变成了摇鹅毛扇的大秀才。大概是瓦岗寨故事传播过程中，人们感到缺乏一位军师，便把他拿来充任，以后就定了型。传统文化对政治军事集团这种成员结构的期待和认同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对事业团队这种成员结构的认同和期待，也反映在毛泽东的读史体会中。他1975年同身边工作人员议论《资治通鉴》时说：“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这里说的秀才，自然是大秀才。

三国时曹魏集团的大秀才刘晔，有两件事很为毛泽东欣赏。1966年3月，他在杭州一个小型会议上讲：“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曹操的后悔，说明集团核心人物的决策并非事事皆善，需和团队的建议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欣赏刘晔的另一件事，是裴松之在《刘晔传》注里说的，魏明帝想伐蜀，朝臣皆曰不可，唯刘晔私下里表示支持，但又公开对人讲“不可伐”。有人把刘晔的表态告诉了魏明帝，魏明帝感到奇怪，就让刘晔来对质，刘晔看到有对质的人在，一言不发，等没有人时，便奏报魏明帝：攻打敌国，是大谋略，怎么能随便对人讲呢？发兵之前，最要紧的是保密，陛下已泄露机密，恐怕敌国已经知道了。魏明帝明白这个道理后说了一段话：“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还在《刘晔传》天头批注：“此传可以一阅。”

毛泽东读史，确也发过一些表面看来相反的议论。所谓“老粗办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个观点：“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读《明史》，他也有极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确实触及到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具有统帅之才的集团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读书不多的“老粗”，也可能会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关系称赞有加，还说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鱼儿得了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诫西南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毛泽东对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识型帝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脱不掉小秀才的习性，虽肩负治理天下之责，但辨时势、习军政、治官吏，远没有比写诗绘画做文章来得更有兴趣，终不能成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关键在大志向、大胸怀、大见识、大手段，他们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当“药罐子”，而是紧扣时代的需要来发挥作用，并勇于体验政治风浪，经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惊吓。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会自然成为大秀才的。毛泽东看不起历史上的“书生治国”，在现实中也一再批评“书生办报”，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对于小秀才，如果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有真才实学而又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无疑多多益善。明朝冯梦龙纂集的《智囊》里说到，宣德年间一个叫张恺的监生，做了江陵知县。有大军从江陵经过，要他当天送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一时筹不起，张恺就集中几百个方桌，让木匠把桌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一千多个马槽，他又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填撑开，喂过马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毛泽东读后批注：“小知识分子有用。”期赏之心，可以想见。

再说中共党史经验。

本来属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土壤上干成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除了共产党人有好的科学信仰这个优势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最先起事的，是一批特殊的秀才，而且，大秀才总是从小秀才里成长起来的。站在党史起点上的有两代知识分子，一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一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当时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我们是他们（陈独秀等）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的确，参加一大的12个代表，基本上是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脚的小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秀才们最先起事，随后把一些小秀才变成了大秀才。毛泽东师范毕业时的理想是当教师和记者；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写下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目的是修学储能以待将来；刘少奇、任弼时参加革命时还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一心想着出国留学的事；张闻天、陈毅在五四时期埋头写过白话小说；瞿秋白当时引起轰动的《饿乡纪程》，表明他的实际职业是记者；聂荣臻到欧洲勤工俭学想方设法上的是比利时一所大学的化学工程系；邓小平和陈云参加革命时，一个干的是刻蜡板、办报刊的活儿，一个是商务印书馆里酷爱读书、热心罢工的店员。可见，这些后来叱咤风云的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当初都属于拥有专业志向的小秀才。有人统计过，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人当中有218名知识分子，包括留学生、大学生、中专生、中学生、军校生等等，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小秀才。参加长征的知识分子中，仅赴国外留学的便不下50位，其中包括红军的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以及党的两任总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毛泽东虽然没有留过洋，但依旧是一身文气，常说自己指挥打仗靠的是“文房四宝”。这时候，离党史起点已经15年了，他们已经不是小秀才了。

筚路蓝缕的革命实践，把小秀才历练成了大秀才，但也不是把队伍里所有的小秀才都历练成了大秀才。小秀才能成为大秀才，从党史经验看，无非是信仰成其大，走出书斋到实践中独挡一面成其大，善于领导群众成其大，跳出自己的专业看问题作决策成其大。

怎样对待、培养和使用秀才，一直是毛泽东面临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和他那一代党的领导人，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看重不同类型的秀才是很自然的事。同时，他们又在特殊的经历中脱胎换骨，超越了小秀才的境界和作为，也就习惯以自身的经验和体会来对待知识分子，既有高远的希冀，也有算得上严格的要求。对术业有专攻的小秀才，毛泽东经常讲的是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感情，解决为谁服务问题，实现红与专的统一等。有时候虽然也发些文化低的人可以打败文化高的人这类极而言之的议论，甚至做些过头的事，但他从不否认秀才的作用。

革命年代，毛泽东的名言是“笔杆子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在写给作家丁玲的词中，甚至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整风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出现知识分子不大吃香的苗头。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纠偏，强调要“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新中国成立后要治理国家，学习搞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但有老干部认为，“不要他们也行”。1956年１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批评说，这是“很不聪明的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怎样看待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离不开他们”。1959年1月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说得比较透底：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1961年4月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又说：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1964年5月，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他再次讲：要信任知识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又不吃香了，甚至被称为“臭老九”。1975年，毛泽东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台词，说出一句名言：“老九不能走。”

对于有理论修养的秀才，毛泽东一贯的想法是要专门培养，期望甚高。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他甚至提出要举办“秀才训练班”，讲话中又叮嘱：“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在他随后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明确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毛泽东还自己带头这样做。1962年为物色一个帮助看国际资料的秘书，他给邓小平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条件是：“年龄不要太大，……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所谓理论干部，就是懂理论，懂政策，善于总结现实经验，深刻分析时代问题，有比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

毛泽东晚年重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自然是想把他们从小秀才变为大秀才。这些人参与中央决策，一时风光无限，算是有了大秀才的名头。无奈他们搞政治，走上了另外一路。看来，从小秀才变为大秀才，真正把握“大”的要义，把握“大”的方向，实非易事。

  （来源：党的文献；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