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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又专门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周扬是否动笔对此书作了修改，不得而知。《陕甘宁边区实录》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时，版权页上，只署有总编“齐礼”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1.5元的稿费。全书10万字左右，算下来150元不是一个小数。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150元可以分别购买1153斤小米、750斤猪肉、15000个鸡蛋。

延安在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是多少呢？据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舒湮写的《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0.25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给《陕甘宁边区实录》发稿费，不是个例。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就实行稿酬制了。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编辑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征稿信，便申明“备有薄酬”。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里也说，“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还明确讲，“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8年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如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大众习作》，登出的“约稿”里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大众习作》属基层刊物，影响力自然比不上中央机关办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不会是高的。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该书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具体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政制和组织、统一战线、抗战动员、群众团体等情况，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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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获得的特殊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到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的边区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延安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安排在边区先后创办的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就搞得更为热闹了。

关于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了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生活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方面体现相应差别。

例如，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1.5元稿费标准的1939年1月，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土、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些军饷。毛泽东1938年2月3日同苏联军队代表安德利亚诺夫谈到：目前八路军共有8万至10万名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击队和在边区的后方部队），但蒋介石每月只发50万元，仅养活4.5万人，平均每月每个士兵只有4元至5元。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兵员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薪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薪5元、连长发3元。

在陕甘宁边区的后方机关，1939年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共划分为五级，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五级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这样的标准，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国统区的老朋友写信借钱，以救济四川家乡的老母。

1939年前后，延安知识分子又享受怎样的待遇呢？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民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

音乐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很快他习惯了，在1940年3月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鲁艺”的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这很让人惊讶，“鲁艺”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

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第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

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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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1941年2月，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发行之初，边、法币的比价是一元当一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到1942年6月达到3.2元换此前使用的法币1元，到10月间，便稳定到了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这个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同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其中规定，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至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及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此外，文化人如果发表文字作品，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

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优待，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1941年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7月20日日记载，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萧军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

答应给萧军一万元路费不久，而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10来个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一万元。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中央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口述者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在领导或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起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他说：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饭，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考述延安这段往事，不觉唏嘘。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求答案。”的确，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所反映的其实是对历史的评判，对现实的认识。既然是找理由，就应该找最好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来，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它至少还说明：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最终去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始就奠定的优良传统。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四，知识分子投入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