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反右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以及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是一个值得永远汲取的深刻教训；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表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

国际知名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指出：“1935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整个人民中国的轮廓和进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这些论述大抵说明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自1935年以后建立起来的相知互信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建设新中国的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大的决策的决定和执行，当然也包括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周恩来都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957年整风运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因此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现的情况，发生了诸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

但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的确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和储安平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另一位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也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

形势很好而又出现很多群体事件的这种复杂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对党在执政地位上能否继续密切联系群众而担心。每当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总是先在共产党自己身上找原因。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道：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在稍后的3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有格外深切的体会，因为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坚决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性。

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周恩来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当时都经历了严重的群体事件，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在访问中深刻感受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在第一次会谈中就说：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没有实现六年计划中许下的诺言。但是，假如原来党群关系好一些的话，也不会发展到罢工的地步。（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第1157页）在匈牙利，周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反复研究分析过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党的领导者由于未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要求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因而引发了大规模严重骚乱。同时指出，在骚乱中，匈牙利内外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周讲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表示了1500多名在场听众对周的观点的赞同。（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第233页）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关于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推进整风的经历，迪克·威尔逊是这样写的：“（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9 第207页）

坚定地支持反右派斗争

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肯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而且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别人帮助收拾局面。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当初称赞中共执政7年“累累硕果”的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现在却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

对于“出轨”言行，周恩来是早就有所警示的。他在1956年10月31日就提到了这一点。那天上午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上报告匈牙利事件的发展情况和中国方面的态度，说：应该向匈牙利人民说明，搞社会主义我们支持，内部有错误可以批评，搞资产阶级复辟我们不能支持。下午有他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还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会后周恩来就高等院校出现学生闹事问题，召集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指出：有的标语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动思想，应该批判，进行教育。如果有行动更不行，因为这是违反我国宪法的。但是，要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说是反革命分子。

那些极端言论无疑都是与党的整风目的相违背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就说：“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见该书第253页红旗出版社 1986）另外一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则描述得更加详细一些，他写道：“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一名沈阳的教授宣称，要说中国无民主，其错全在党中央。还有人说及‘狠毒的专制独裁’，仿效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汉，中学生们也涌上街头，冲击当地政府机关。四川与山东也有骚乱的报告。”（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第374页）

显然，这些极端言论和违宪行动是完全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预料之外的。为了确保整风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中央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局势。毛泽东于5月14日晚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于5月19日晚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1时。而在5月20日白天，中共中央就已经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透露出中央领导层在“摸到底”后形成的判断和部署：虽然“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为此，中间分子的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以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导局势向着有利于党内整风顺利进行的好的方向发展的渐进稳妥方案，表明中央领导层此时还不想因为过早反击右派言论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更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整风部署。

但是情况的发展仍然很诡谲。6月1日，在为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举行的招待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回忆道，当时他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中共中央就在这天晚上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为了研判局势，6月4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6月5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开会；6月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第二天，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周恩来没有缺席过一次。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1957年6月2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53次全体会议，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整风部分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周恩来还指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暴露出来的有些现象当然不太好，但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主客观原因，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因为阶级尚未消灭，这是客观方面。另外，我们过去主观努力不够，还有缺点，三大主义我们还要反对。但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对形势观察错了，认为有机可乘，想趁火打劫，另搞一套。我们主张百家争鸣，而有些人要放他同社会主义对立的一套。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而照他们的情况发展下去，是不能达到团结的，必须批驳。政府的成绩应该肯定。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离开或打算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们认为是右派，必须进行揭露和斗争。7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55次全体会议时再次指出：党中央原来决定整风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发动。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处点火，放阴风，现在运动需要广泛展开，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的关。这清楚表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在有人企图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日益嚣张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对1957年反右的情形作了回顾）

关于反击右派的时机问题，后来有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作为决策人之一的周恩来是这样解释的：“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回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跟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地‘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暴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动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中共中央正式改变决策部署，由全党开门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当时的匿名信事件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等人都收到了警告“全家小心”的匿名恐吓信，有的还多次收到。这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事态的严重性。

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决策，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2004年，当年一位亲身参加过国家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反映了这个转折过程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愤。纷纷摩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像从憋闷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新中国往事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2页至第3页）

正确执行反右派斗争方针政策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确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政策界限，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见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第二，对右派分子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周恩来曾在1957年12月21日和12月23日在上海两次大会上阐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1958年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周恩来在说明中特别指出，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办法有所变动。过去大多数开除，太严了。毛泽东主席说，对右派分子还寄予希望。右派处理以后，就要加紧改造工作，把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摆在校内比推到社会上好，所以大部分不开除。还要对右派分子和犯错误的同志区别对待。

第三，划右派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1957年12月8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会议，商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10日和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等规定条例。12日，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这一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和规定，是4天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讨论决定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中还规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必须认真查清事实，经过群众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凡属中央和各级党委管理干部名单中的人员或者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员的处理，必须报告中央或者相当的党委批准。学校中的副教授以上人员的处理，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负责人员的处理，应当同有关方面协商，并须经过法定程序。”可见，当时中央对右派报批程序规定得相当严格。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由于当时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式，群众运动一经广泛发动便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地扩大化。

周恩来一直是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模范，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更是如此。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结合当时文艺界发扬民主不够的现象，回顾了反右时的情况，他说：

“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1957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别在1951年、1956年和1962年就知识分子问题专门作过三篇重要讲话，其中1962年讲话的主要意见，随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写入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周恩来选集》，标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文中关于反右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1957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C·戴维先生在《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是“在工作中保持着对毛泽东的绝对的忠诚和不折不扣的服从”。但是，“作为一个善良而又理智的温文尔雅的国务活动家，他能通过自己的行动魅力以及表现出对祖国事业的献身精神，来鼓舞党外知识分子、爱国者和广大群众。他成了党与公众的合适人选。”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把周恩来称为“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儒家政治家”（见该书第2页、第14页和56页，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周恩来“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尼克松语），这使得许多在反右期间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深受感动。

1957年7月14日下午两点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两次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他说，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记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文艺界还没有很好展开，要积极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还要仔细地搞”。

著名作家巴金和萧乾是一对文坛老友，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巴金还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而萧乾却已被批判。但是他们在这次会上都深深感觉到了周恩来的关心之情。

2012年，萧乾夫人拿出一张萧乾一直珍藏的周总理相赠的照片，对其友人说道：周恩来总理逝世前，萧乾想起在紫光阁那个下午，总理两次问到吴祖光和萧乾来了没有，并且用的是“同志”的称呼，见到他们后，周总理真诚地嘱咐他们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周总理一直把他们视为“同志”，使萧乾终生感激，所以他一直珍藏着总理相赠的照片。

巴金在《望着总理的遗像》一文中写道：“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文艺界，我又是坐在后面，他没有看见，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这一次总理谈得特别亲切，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同过去决裂，他再三告诫，反复解释，甚至以自己为例，讲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重视自己少年时期的印象，当时见到的房子，地方，见到的事物，以为很大，后来再看见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分析自己过去的一些印象，的确是这样。总理总是鼓励人朝前看，不要留恋过去。他鼓励知识分子丢掉包袱，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和总理握手告别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笑容和他的紧紧握手含有多大的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是文坛巨匠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后，冰心极度痛苦。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就和邓大姐把冰心接到他们家里，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的是你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了困惑中的冰心极大的温暖和鼓励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91年，冰心的文章《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是这样结尾的：“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后，周恩来给了许多关心和鼓励。图为周恩来与冰心。）

周恩来的秘书中，有三位的亲属被划为了右派。三个人的材料都转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党支部将情况向周作了汇报。材料也送给了周看。周恩来分别和三位秘书谈了话。外事秘书马列是三位之一，他在时隔60年后又谈到了这件事，他回忆道：我爱人林颖1957年时曾是纺织部机关的党委委员，在一次党员干部整风会上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发表了一些议论，提了一些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着从行政12级降到14级，且被调离纺织部，调到保定化纤厂筹建处工作。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向西花厅党支部作了汇报。后来处理林颖问题的书面材料也转了。总理当然都知道了，但他当时既没说什么，也没立即找我谈话。后来总理对我说，林颖，我们是了解的，她是有啥说啥，有些“骄娇”二气，她说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1958年，林颖被下方到保定化纤厂，表现不错。化纤厂党委打报告，请求保定市委批准为林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市委迟迟未批。总理知道后，请纺织部部长钱之光同志给保定市委说一下，为林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林颖摘掉帽子后，纺织部调她回部工作。1964年，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她又重新入了党。

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在延续

胡耀邦1977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党委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回到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的正确轨道上来。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介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到了98%。也就是说，在这些人中，有98%的实际上是并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该书同时指出：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与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的说法基本吻合：“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第626页）

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反右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以及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是一个值得永远汲取的深刻教训；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坚持这种党性原则的典范。他在1981年7月17日说：“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当年为了给反右派斗争以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作了若干重要补充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发表的讲话稿增加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毛泽东还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实质内容，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内容，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党史博采；作者：胡新民，文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