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学习毛泽东》

点击：  作者：周恩来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7-01-09 09:50:15

 

 

 

       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４４８〕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４４９〕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４５０〕，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２７９〕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２８０〕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４５１〕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４５２〕。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的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不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象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本书时根据原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什么

 

 

毛泽东的名字铭刻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

毛泽东的名字铭刻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毛泽东的智慧和丰功伟业集中着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属于20世纪，也同样属于21世纪。今天，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学习什么？概括起来说，应该向毛泽东学习的是三种能力和两种精神。

一、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在这些时刻，真正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的人凤毛麟角，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就会出现问题，而当时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迁到了上海，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目标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一块去上海，毛泽东回答说，我要到农村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最初也没有自觉地要到农村去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命令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执行的，但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于是，他说服大家，集结起义军剩余的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大家都在实践之中，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迷惘之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事情一来，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怎么能够凭借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有的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主张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完整方案。他指出，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应当是我们高举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这个方案。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高潮，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以后，西北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西北抗日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做到逼蒋抗日。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光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之力。西安事变是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驾驭局面的能力，这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做出了“一边倒”的决策。依据这一决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确保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使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有了外部保障。中苏交恶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学习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把握本质的能力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党。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别人的经验。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由实践创造转化为理论创造，既是集体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是一个辩证法。

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就是集合了当时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形成的。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先到宁冈做社会调查，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做“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军队不会打仗还是不行，但是死打硬拼也不行。在总结经验方面，毛泽东很有心，也很用心。后来，他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朱毛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原先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革命理想。光打游击、只图生存，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之中，毛泽东这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的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还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他虽然一天军校也没有上过，却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战略家、军事家。很多人写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常胜将军。毛泽东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我学打仗是怎么学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失败中摸索怎样才能打胜仗。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以后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也就是青冈坡战斗就失利了。这才有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作妙笔生花、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的“四渡赤水”之役。而这个妙笔生花的范例，是从败笔开始的。先有败笔，才有妙笔。关键是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成功之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作为肩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时刻做好遭遇挫折、遭遇风险的准备。要有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要有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特别是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把握本质。

三、学习毛泽东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

毛泽东在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方面十分突出。他曾经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第一是出主意，其次是用干部。他还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路线。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刮目相看、爱护有加，作为接班人之一来精心培养的。1956年党的八大的时候，他提名邓小平作党的总书记，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还特别提到，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个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些关注点。当然，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不公正的地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他打倒，“文革”后期又错误地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承认“文革”整人整错了，就像他后来对邓小平说过的，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另一个是全面内战。像毛泽东那样当时在全党全国全军都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能够这样承认自己在用人问题上有失误，错用了林彪，整错了人，那也是很不寻常的。在1976年江青等人利用“天安门事件”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批了一句话：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他对邓小平判断错了，但也为后来保留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非常关键。

团结干部，爱护干部，就要搞“五湖四海”，就要能容人，有海一样的胸怀。延安整风的时候，陈毅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饶漱石排挤的冤屈。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也不要提。毛泽东和陈毅是故交，怕他想不通，还在4月9日专门写信开导他，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这里，最值得牢记的就是最后两句话：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应当是毛泽东长期总结的经验之谈。记住这句话，对领导干部来说，可以说会终身受益！其实，毛泽东也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并磨炼成为全党拥戴的人民领袖的。

毛泽东对于反对过自己却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也非常注意团结。196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时，特别讲到：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当然，后来在干部路线上，毛主席也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四、学习毛泽东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精神

毛泽东有两句话，影响至深。一句话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另一句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这两句话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看，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关键看你如何把握，如何运用。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现代化，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伟业。这样的伟业，非有敢想敢为、勇于探索的精神不能支撑，非有大气魄、大手笔不能成就。这是时代使然，使命使然。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就敢于打破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体模式的迷信，敢于打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勇于独辟蹊径。而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他曾经讲过：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可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有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要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无私才能无畏。毛泽东很喜欢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还经常谈到一条自己的切身体会，那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要有压力的，被人将了一军，不甘心，不服气，反倒把压力变成了探索的动力。毛泽东在瑞金时期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被人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这反倒成为激励毛泽东发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动力。在遵义会议上，有人挖苦毛泽东就是凭着一本《孙子兵法》指挥打仗。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便认真研读中外军事著作，并认真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写成了军事战争史上的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有个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任务更加艰苦、更加复杂。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中央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说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当年我们连计划经济为何物都没有见识过。怎么办？就得老老实实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党中央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就是让陈云、李富春，后来还有周恩来总理，分别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苏联取经。这个举措，在工业化建设起步时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迷信，出现了全盘照搬、模仿的偏向。这就成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障碍。因此，在1956年，毛泽东敢于突破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出要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道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所以薄一波从切身的感受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我们之所以在苏东剧变之后没有重蹈那些兄弟国家的历史覆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走了自己的路。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五、学习毛泽东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失败、正确对待失误的精神

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基本上都已经涉及，为什么还要专门把这种精神作为一条强调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而且容易被人忽略。现在写回忆录，写历史，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都热衷于写“过五关、斩六将”，却不愿意写“走麦城”。其实，“走麦城”在一个人的成熟过程中，往往比“过五关、斩六将”更加重要。

毛泽东常说，什么叫完整的经验？完整的经验，要包括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方面。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算不上完整的经验。经过“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挫折、失败和教训？除了理论上的自觉之外，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从普通人中的佼佼者，成长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是历尽了无数坎坷，经历了许多磨炼的。所以，他从切身体会中悟出一个道理：“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可以说也是从挫折中来的。在进军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和军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确存在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样，即使是正确的意见，大家也感觉难以接受，逐渐产生了对立情绪。1929年6月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就把他的前委书记职务给选下来了。后来，这件事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随后，红四军前委做出决定，速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这样才有红四军九大和“古田会议决议”。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坚持和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注意改正自身的缺点。可以说，这样的历练，对于毛泽东从执掌一个区域的地方领袖迅速成长为全党的领袖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善于总结，基本上能够“不贰过”。 我们还可以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大跃进”的挫折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渐渐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再加上下面的急躁情绪推波助澜，最终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被破坏，许多地方闹粮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多次检讨自己。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还不可能彻底认识清楚，但是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他对盲目冒进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当有人在经济好转后再搞高指标时，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他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也是学习毛泽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点：

1.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毛泽东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自信。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谨慎，特别注重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别人的意见，把自信和相信别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国之初，毛泽东也格外谨慎，从谏如流、如履薄冰。但是，自从毛泽东过分地相信自己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过分自信以后，就开始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把握全局、影响全局的领导者，不能没有自信，但是，兼听则明，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要把相信自己和相信别人、民主讨论同果断决策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不自信不行；耳根子太软，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没有判断能力更不行，当断不断是要吃大亏的。但如果说自信发展到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程度，发展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那也要跌大跤了。

2.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还是制度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实际上也需要辩证的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人不要被制度束缚住了，不要忘了制度也是靠人来制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早在三湾改编以后，他就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两大基本制度。第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和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是士兵委员会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体罚打骂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也把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初步确定下来。然而，后来的实践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亲手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我们经历了严重曲折之后才走上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管根本的，任何时候都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制的特权存在。当然，是不是会有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人的手脚的问题呢？肯定会有。但是，制度的改革、制度的修改，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3.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应该说，毛泽东一生是比较尊重科学的，也十分注重学习科学。同时，他也很重视经验。他认为，科学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经验证明前人的知识不对的时候，就应该纠正前人，加以发展和补充。他的这些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如果自己的经验同前人的经验发生了矛盾怎么办？能否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时候，他是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经验同他人经验、经验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也就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但到后来过分自信的时候，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时候，他往往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同科学实际上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之中。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他讲的话，道理上是对的，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每每导致错误的结果，其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特别是在党内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往往以毛泽东的判断和经验为是非，久而久之，就会误以为党内真的出了问题，于是就把正常的意见分歧误以为是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因此可以说，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的问题，既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能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勇于创新。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后人必然要突破前人，后人必然要超过前人。但是，创新要有科学精神，要有民主精神。因为，创新既离不开个人，更离不开集体。处理好以上这三个方面关系，离不开辩证法，都不能搞绝对化。绝对化了，就必然走向反面，就会从真理变成谬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同时也犯了常人想象不到的错误。他的错误和他的成功一样，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正如高尔基所说，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终究是鹰。我们有幸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学习毛泽东，既学习他过人的能力和精神，也记取他留下的教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厚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新中国60华诞之际，重温历史、学习毛泽东的意义所在。

谭岸瑜:学习毛泽东

一九九四年，我曾在学生中作过一次《学习毛泽东》的讲座。二○○八年，我又在网上发了《学习毛泽东》一文。今年，我还是要谈一谈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座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认认真真学习毛泽东，要从学习毛泽东中寻求前进的力量。

我是积极学习毛泽东的。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的文章，以及人们对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都认认真真的拿来学习。

我学习毛泽东，首先学习到的是毛泽东的精神。

毛泽东的精神，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被同学称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志士。一九一五年，当毛泽东得知妄图称帝的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时，就悲愤的写下为国报仇的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一九一六年，毛泽东更是进一步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从此，毛泽东就积极学习新知识，投身到“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中来。他甚至到处张贴《征友启事》，以求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又积极筹建新民学会，为中国的革命培育新生的力量。新民学会是中国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组织之一，它的很多会员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优秀人物。

毛泽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他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学习的精神。我们已经深切的感受到世界局势的恶化，深切的感受到中国面临的种种危难，我们正需要用毛泽东一样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来鼓舞我们的斗志，推动我们的前进。

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要努力奋斗，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又给我们了一种乐观主义的力量。在毛泽东的身上，始终是有着一种对人民革命的胜利的坚定的乐观主义的信念。他的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到严重的挫折，部队由五千人锐减到不足一千人。很多官兵临阵出逃。毛泽东在江西的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并对改编后的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的话很快就鼓舞了起义官兵的士气。

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理由，这对鼓舞当时革命的士气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有一段精彩的语言：“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一九三七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毛泽东就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乐观的作出了“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的论断，并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详尽论述了中国必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