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之际，很多人都在纪念这位伟人。

　　我认为，周恩来的最大功绩和贡献，是走在毛泽东的前面，为毛泽东清理路障的人。

　　周恩来的信念：毛泽东是正确的。

　　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

　　这是非常值得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

　　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 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 年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人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 年2 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

　　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

　　向来虚怀若谷、对下属从不抱成见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

　　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

　　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

　　毛泽东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跃动着革命之情。毛泽东这才有“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败治委员”。将红军中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称为“毛委员”了。

　　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

　　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于1931 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因为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三人团”。他们作为狱差大臣”，于1931年10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作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宪法《大纲》，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毛主席”之称由此而来，沿用终生。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这就是周恩来到达苏区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恩来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多天的毛泽东。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下山了。

　　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们来电批评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三让毛泽东全面领导

　　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苦心。1934年12月12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集会”一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政治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的主张，争吵得很厉害，气得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灭了，这才把一向骄横的李德镇住了。周恩来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黎平会议决议》。这样，李德靠边站了，毛泽东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了四项重要决定：

　　一、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二、取消“三人团”;

　　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

　　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

　　遵义会议结束半个月，博古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取消最高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周恩来出面找到博古和他谈心。

　　周恩来来看他了，一到院子里就说，听说你最近吃饭少，睡得也不好，人瘦了是不是身体有毛病......

　　博古说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博古性情直爽，要他直言。

　　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打仗还是很行的，现在主要是打仗，他还要讲你要搞宣传搞组织，这方面都行，但你军事不行。

　　博古为了革命，他说那就让毛泽东当主席吧，他就这么提出来了。

　　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后，部队一出发，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一个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激烈，毛泽东也急了，扬言如果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

　　张闻天眼看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说：“你不干，就不干吧!”

　　毛泽东一听这话，便扬长而去。

　　毛泽东这一走，通过了撤销他的前敌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回去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觉得这样不对，便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命令暂时压一压，还是想想再发。周恩来本来也是不同意此时去攻坚的，所以不忙于下达攻击令。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终于把大家说服了。毛泽东仍然当他的前敌政委。鉴于集体讨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毛泽东于是向周恩来建议恢复“三人团”。

　　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而以毛为首。周恩来喜不自胜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喻决，心中甚为感动。

　　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

　　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在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的这种信念的坚持就来自革命的挫折。

　　第一，在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前，在上海中共中央总部做领导工作，其级别远高于毛泽东。他也领导过上海武装起义，领导了南昌起义，但都失败了。正是因为中央的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中央才从上海迁到毛泽东开创的苏区根据地。如果没有毛泽东建立的红军和根据地，中央将无处安身。尽管倍受中央指责、批评和排挤，毛泽东的成功是你不能不承认的。

　　第二，到中央苏区之后，周恩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丢失。有人将这一重大失败归咎于博古和李德，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认为，三人团中，博古是一个孩子，李德是一个外国人，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周恩来。最起码，周恩来是有能力改变错误的路线和指挥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从长征开始，周恩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逐步创造条件，让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但红军不但丢失了中央根据地，10万红军伤亡九成，到达延安时，中央红军仅剩8000人。周恩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第三次摇摆是在延安。王明从莫斯科回国，意欲掌握中央领导大权，来自中央的那些大员们也开始行动起来，毛泽东这才不得不进行延安整风，彻底清算那些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人。而周恩来一开始也站在王明一边，反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日主张，也要一切通过国民党，一切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跟王明在武汉打得火热。在发生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才转向支持毛泽东。也正是通过与王明的斗争，党的七大，毛泽东才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正是经过了这些挫折，周恩来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坚决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

　　对文革，周恩来曾经有过不同看法，认为是毛泽东错了，但去世前，周恩来也说，看来还是毛泽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