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生在这片土地,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先进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熏陶的我辈,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祖国大地上曾经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正义斗争”,山那边海那边的西方国家,腐朽资本主义腐化的资产阶级,就没有过“反共产主义”之类的斗争?
回顾我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其中又特别指出新中国历史——常常会出现许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斗争,比如建国之初改造国民经济时搞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斗争”、“文革”前后持续搞的“反资产阶级斗争”,以及改革开放后进行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生在这片土地,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先进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熏陶的我辈,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祖国大地上曾经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正义斗争”,山那边海那边的西方国家,腐朽资本主义腐化的资产阶级,就没有过“反共产主义”之类的斗争?
有的,当然有的。比如本篇要讲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不过既然是“比如”,不妨暂时搁置这一“大案要案命案”,先来回顾一下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Communism)的清算历史。
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理论创始人说出这一样一番话,那么可以推知这个“幽灵”,显然很不好对付。
而且紧接着第二句:“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直接表明从共产主义正式诞生起,就无法逃脱被“围剿”的宿命,这里的教皇喻意传统基督教势力,沙皇指俄国,梅特涅是当时奥地利首相,基佐是当时的法国首相,所以基本上整个欧洲大陆势力都在反对共产主义。
而在其后呢?19世纪中叶至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欧洲风云变幻,共产主义在夹缝中求生存。
法国历经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政权更迭,最终才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好不容易第三共和国成立,不久“普法战争”爆发,“巴黎公社”成立,没过多久这个无产阶级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统一,俾斯麦颁布《非常法》镇压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而大陆对岸的英国,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要到80年代以后,才有费边社、独立工党这样的社会主义组织出现;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正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春风拼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还没露出苗头……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部分列强之所以没有倾尽全力消灭共产主义,一是因为彼时的共产主义还远未构成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威胁,充其量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组织和诸如“第一/第二/第三国际”这样的工人联合组织在不痛不痒地“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是因为,列强们的注意力,绝大部分放在了瓜分亚非拉和重新划定势力范围上面,普法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都是此种较量导致的结果。最终,膨胀的帝国主义无可避免地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幸运地生存了下来。
本来,一战的问题,是迫不得已以战争手段公平解决列强分赃世界的问题,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内斗”,但不曾想,“星星之火”的共产主义在俄国大地上开出了花。
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深远。在此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结束,某种在当时还看不清的阵营悄然在俄国于西欧国家之间划分开来;而在远东,大清王朝灭亡之后仁人志士的各种外来主义“尝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一股新潮并开始生根发芽,后果之一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四年之后我党的诞生。
主义问题,兹事体大。一战之后共产主义的发展,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不过可能的历史走向,或许是那边不断壮大的苏俄与西欧列强的对抗,这边国军剿匪告捷,但谁曾想,德意志出了状况。希特勒执掌的纳粹党的上台及其扩张,使一切都发生了变数。
不过注意,纳粹党的全称,乃“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扭曲的变体,一种极端(不过需要仔细甄别,“二战”中集中营死的最多的,除了犹太人就是共产党)。
那么我们看到二战前夕,面对两种危险主义的壮大,英法是怎么做的呢?“祸水东引”。以险恶居心的“绥靖政策”,试图挑起不断壮大的第三帝国与苏联的斗争,这种做法相当于以一种社会主义对付另一种社会主义。后果不必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和附带的瓜分波兰,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二战。
回过头来看中国,共产主义在中华大地也面临危机,1927年以后直至“卢沟桥事变”,国民党一直在全力围剿我党,不料军国主义日本却在“助攻”般地磨刀霍霍。后果也不必说,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天不灭我党。
二战期间,欧洲几乎全部国家参战,亚洲大部分国家“被参战”,资本主义不得不与共产主义携手,对抗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
然而资本主义不插手,共产主义内部却也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苏联在二战前夕有过著名的“大清洗”,延安革命根据地也有过所谓“整风运动”,乃至于苏联和我党之间,在抗战期间也有过多次事关领导权与主义问题的较量。
那么“二战”结束后又如何?中国爆发了“解放战争”,不久后“朝鲜战争”接踵而至;苏联和盟军在划分德国占领区期间就各怀鬼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最终使因两次世界大战而暂时搁置两种主义及意识形态的对抗再度重启,交锋明朗化。
所以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清算的历史之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共产主义是必然会生存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最终解释权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而站在西方的角度上讲,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号下的“俄国佬”、“黄祸”和“赤化”,已经成为自由、民主、和谐的资本主义的最大敌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麦卡锡主义”登场了。
Ⅱ
这个“麦卡锡”,有必要厘清一下。历史上有多个著名的“麦卡锡”:科马克·麦卡锡,美国著名作家;“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家尤金·麦卡锡……
而这位,是约瑟夫·麦卡锡。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
约瑟夫·麦卡锡的一生,用几个标签就可以概括:共和党参议员、“反共”先锋、“冷战”下的政治投机犯。
美国的“反共”潮始于1945年,当年3月(“二战”尚未结束),众议院通过决议将“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设为常设机构。这个反共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当然就是反共,反共产主义、反共产党、反亲共人士,与此同时也针对美国的工会和一些行业组织借以“反共”名号进行压迫。
就在当年6月(欧洲战区结束战争不久),联邦调查局就“莫名其妙”搞出了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间谍案”,借口杂志编辑和外交人员通共,将包括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观察组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在内的6人逮捕。美国副国务卿表示要追查到底,美国司法部发声说行动早有预谋(“逮捕前共费两个半月时间之调查”)。
1947年,杜鲁门政府“鬼使神差”地妥协于麦卡锡的“虚张声势”,开始展开所谓的“忠诚调查”,期间共有超过2000万人接受审查(典型的荒诞例子包括老师要在课堂上大骂共产主义,选美小姐要在比赛中陈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仅从以上三例就可以看出,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二战”之后的美国是如何得手足慌乱,面对外部敌人的威胁却打压国内人民,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事例放在今天,即使在中国也会遭到谴责。不过紧接着,麦卡锡登场了。
1946年11月,军中退役的麦卡锡追随当时已经明朗化的“反共”趋势,靠大量“反共”言论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据说在任参议院期间,他酗酒、赌博、操纵大豆期货投机交易、个人生活不检点,引发选民声讨。
就是这样一位参议院,要想保住地位,还能依靠什么呢?
1950年2月9,乘着“忠诚调查”使得全民“转右”的声势,在俄亥俄的一次名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中,麦卡锡声称美国国务院中有205名共产党员,他将这天称作“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并表示要采取下一步行动(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因为在60年代的我国,毛主席曾发表了极为相似的言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和“炮打司令部”,以此揭露后来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副主席刘少奇)。
演讲之后美国举国哗然,“麦卡锡主义”正式发端。此后发生的荒诞的一切,很多时候被描述为“美国文革”。
Ⅲ
1950年6月,麦卡锡开列出一份《赤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的影响的报告》(Red Channels: The Report of Communist Influenc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影射150多位广播电视雇员为共产党;
——《时代》、《生活》、《芝加哥论坛报》等大型报刊也开始大肆宣言“赤化”问题;
1951年6月14日,发表演讲指责马歇尔(“二战”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计划”以他命名)为“叛徒”和“谋杀者”、“出卖蒋介石”、“帮助共产党获得政权”,还编印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是年冬天,马歇尔主动辞职;
——参与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曾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柯乐布(美国驻中国领事)、谢伟思等人也遭到言论攻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作者)一家远走瑞士;
1953年4月,麦卡锡开始清算文学界,包括马克·吐温、白劳德、史沫特莱在内的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书被列入“危险书籍”名单,近200万册书被剔除;
——美国许多图书馆也开始纷纷行动销毁“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被牵涉其中的爱因斯坦
同一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麦卡锡因政见不合与共和党决裂,“麦卡锡主义”至此达于顶峰,国务院、国防部、广播系统、出版系统、演艺界,甚至是普通民众,都遭到麦卡锡领导下非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和清算;
——国务卿杜勒斯坦言艾森豪威尔:““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首相艾德礼问道:“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
——华特·迪士尼遭到威胁、“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查理·卓别林被指控为苏联间谍、钱学森受到联邦调查局传讯和人身限制;
1954年,麦卡锡将矛头对准了政府和军队,举行了长达36天的听证会,但实际上,这成为了对他自己的“听证”,会上发生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幕:陆军部律师约翰·韦尔奇在激愤中拍案而起质问道:“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1954年11月,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丢掉了参议院,麦卡锡被免除了非美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54年12月2日,民主党控制下的参议院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麦卡锡主义”风光的时代结束。
两年后,麦卡锡因急性肝炎去世。
“‘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的背叛”
“麦卡锡主义”,不论支持者如何声援,在现在看来也是极为荒诞的。因为在一个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个人主义为基石的国家,涉及审查、封禁、清算乃至迫害的活动,鲜见。而像麦卡锡这样堂皇攻击共产党、迫害信仰共产主义的民众,以至于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和运行的事例,更是少之又少。
在这里不必详谈时代背景(“冷战”、欧洲复兴与“朝鲜战争”)、政治原因(保守派执政与对苏、对华政策)、个人因素(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包括传播学的心理学的作用,单单旁观这一事件本身,就能够感受到十足的荒谬感:
一个国家不论民主与否,遇到信仰“某种主义”的问题,依旧风声鹤唳,而仅仅因人为操纵,就有可能导致坚守自由信条与党同伐异之间的反转。
(其实我还想写一篇《五十年代的中国,有一种荒诞也叫“反共”》,想了想,还是作罢。)
Ⅳ
——有趣的是,麦卡锡主义最终造成了某种微妙的“物极必反”,在“铁板一块的五十年代”过去之后,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对待共产主义来了180度转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极端保守的对外政策和封闭落后的传播渠道所限制,毛主席、红宝书和红卫兵等符号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中激发出了可观的想象力。
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学生运动的中心阵地索邦大学的墙上,赫然涂画着“3M”的字样,分别代表着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而据说是毛主席提出的“性是美好的,但不要过度”的口号,也成为一时流行;在美国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社区,有专卖店贩售英文版红宝书,红袖章成为许多年轻人在印花裙、花冠和佛珠之外的又一装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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