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之时。美国政府也积极推动民权立法，最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但在冷战背景下，联邦调查局(FBI)以“阻止危险组织发展、危险思想传播、保卫国家安全和制止暴力”为由，秘密实施“反谍计划”。该计划旨在打击“激进势力”，对民权组织亦不例外。

　　在民权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下文简称为“非暴委”)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该组织提倡非暴力直接行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民权活动，不仅在黑人社会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改变了60年代美国的社会面貌。它成立于1960年4月，在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和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该组织在种族主义势力最强的密西西比州从事选民登记活动，并在1964年发起了自由夏季运动。之后，它成为最早转向反对越战的民权组织，且大力提倡“黑人权力”，与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相呼应。虽然该组织在1968年后丧失了活动能力，但联邦调查局对它的监控直到1973年才最终结束。本文旨在考察联邦调查局对非暴委发展进程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当权者是如何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消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以“共产主义渗透”之名，行抹黑和监控之实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反抗运动，而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社会立法回应民众的斗争诉求。但在冷战背景下，它也长期对民权组织进行监控，动用联邦调查局展开“反谍计划”，以“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为借口打击民权和反战人士。

　　随着大规模静坐运动的开展及影响的扩大，非暴委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在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中，该民权组织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1960年6月，非暴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其新闻发言人柯里强调，该组织没有共产主义色彩，并将继续以非暴力方式开展静坐运动。但这没能打消联邦调查局的顾虑，同年底，它下令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的一切会议。

　　联邦调查局处心积虑地将民权运动与所谓的“邪恶力量”——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加强对民权运动的监控。从1964年起，各地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就定期向总部报告“共产主义渗透”到非暴委的情况，监控是否有共产主义者在该组织中担任要职。1966年2月，亚特兰大办事处反映，该民权组织中的大多数白人志愿者是左翼人士，并把民权运动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其他办事处也执行类似任务。经过数年监控，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在1967年8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报告，尚未发现共产主义者在非暴委担任领导职务。其他办事处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确信共产主义“渗透”到了非暴委等民权组织。1964年4月，他声称：“共产党吸收黑人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一定是依靠非共产主义之手建立的。”同年6月，联邦调查局成立“特别工作组”，强化对“共产主义在种族事务中影响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由监控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民权组织加入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阵营”被视作一种“明智的选择”，以“避免民权事业被诋毁为共产主义”。联邦调查局更是把共产主义视作对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共识”，也被种族隔离主义者利用。他们把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张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利用社会中的反共主义来破坏民权运动。反共主义为种族主义者攻击民权运动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式，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

　　面对此情此景，非暴委没有像其他民权组织那样对成员进行安全审查。因此联邦调查局指控非暴委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企图削弱这一组织开展民权活动的合理性。一方面，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把美国民众和公共舆论对种族隔离、歧视和黑人受压迫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黑人抗议活动的关注，转向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美国民众普遍担心民权运动会被“共产主义者利用”。有鉴于此，联邦调查局通过对民权运动“扣赤色分子帽子”，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

　　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指控”让非暴委的领导者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该组织的成员将会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停地传唤，来回答共产主义影响的问题。此举的实际目的不是要找出共产党人，而是要让该民权组织处于调查之下，从而失去工作效率，不堪一击。联邦调查局明知该组织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渗透”，依然以此为由对它实施监控，这不仅说明“共产主义指控”是一种败坏声誉的策略，而且反映出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诋毁和破坏反战活动

　　从1965年起，非暴委的活动开始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越战，而不是改善城市黑人贫民窟的恶劣状况，导致约翰逊政府的“反贫困计划”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与此同时，越战造成大量黑人士兵伤亡，并导致许多民权运动成员被迫应征入伍。非暴委是最早公开反战的民权组织，猛烈抨击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1965年8月6日至9日，该组织联合其他反战组织在白宫门前静坐，反对越战。联邦调查局声称，这是非暴委“由民权战场转向外交战场的第一步”。

　　联邦调查局密切监视非暴委及其领导人的反战活动。其情报显示，1966年9月27日，非暴委领袖卡迈克尔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说：“没有一个黑人应该在越南战斗。美国政府花费370亿美元轰炸越南，进行杀戮。这些钱应该用于改造黑人贫民窟和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他随后在全美各地发表演讲，谴责越战是“约翰逊的战争”、“种族主义者的战争”。1967年6月16日至17日，该组织的芝加哥支部举行反征兵大会并发表声明：“美国人民在越战中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越战只是为华盛顿的贪婪政客获取巨额的战争利润。”同年9月，非暴委的新主席布朗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国家每年在越南战争上耗费巨大，但仅在亚拉巴马州，每年就有500多名儿童缺乏必要的营养和食物。”非暴委作为民权运动中“最具有战斗性的”反战组织，其领导层不仅公开抵制征兵，而且访问古巴、北越等国家，发表了较为激进的反战言论。因而，该组织成为联邦调查局重点打击的对象，联邦调查局极力指控卡迈克尔的反战演讲犯了“煽动罪”，具有叛国嫌疑。非暴委的反战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并遭到约翰逊政府的破坏。

　　联邦调查局还指控非暴委的反战活动受到了国内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1967年5月23日，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声称，美国共产党和其他“颠覆组织”一直在开展运动，要求美国尽快从越南撤军，“他们希望通过北越的胜利，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联邦调查局认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从事颠覆活动的极端主义者”会把民权活动与反战活动联合起来，相互激励，增加能量。联邦调查局认为，反战活动与民权活动的结合，“加剧了种族冲突，增加了在全美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二者的“合流”不仅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而且会对民权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在政府高层看来，黑人的反战活动已被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视作“美国人民对越战的谴责”。这种反战行动对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造成了危害，因而非暴委的反战活动必须受到压制。1967年，卡迈克尔在结束对非洲、北越、古巴等地的访问回国后，其护照一度被美国政府没收。随后，他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等不停地传唤，导致其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对“黑人权力”的污名化和压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非暴委不仅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而且转为提倡“黑人权力”。非暴委的许多成员开始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白人种族主义制度”，强调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制度。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的黑人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指出，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为了维护它自己，必然会永远抱着种族主义不放。1966年6月16日，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的途中，卡迈克尔在一次集会上高喊“黑人权力”口号，获得现场民众的热情回应。

　　联邦调查局都把当时的城市骚乱归咎为非暴委及其“黑人权力”主张。他们认为，卡迈克尔等人不断“鼓吹黑人权力”，四处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公然宣扬无法无天的行为，不仅在过去煽动了暴力，而且在未来会引发更大的暴力”;“他们煽动黑人蔑视法律、秩序和政府的权威”。但其实在非暴委喊出“黑人权力”口号之前，城市骚乱早已发生。那么，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随后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人权力”?原因在于“黑人权力”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它除了促进美国黑人的种族意识，还努力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黑人权力”要求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只有这样，美国黑人的日常生活才会有根本改善。

　　但联邦调查局和右翼媒体极力对“黑人权力”及其支持者进行诬陷和丑化。联邦调查局把“黑人权力”抹黑为黑人“骚乱的权力、放火的权力、掠夺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一些右翼媒体给“黑人权力”的提倡者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政治标签，把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视作黑人骚乱。其实，有关“黑人权力”运动导致了城市骚乱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乏事实根据。1967年7月26日，FBI头子胡佛在给司法部长克拉克的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由单个事件引起的。黑人往往因轻微的违法而遭当地警察拘捕，结果引发了骚乱。”但联邦调查局随后在向51个政府官员及机构散发的关于非暴委的报告中，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该组织及其提倡的“黑人权力”。在美国当权者看来，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使得黑人民权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67年7月27日，约翰逊总统的秘书汉弗莱在备忘录中说：“城市骚乱的性质表明，这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不满生活现状。”约翰逊本人则直接表示：“黑人大众出现了不理性的、争取无限目标的势头，这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民众一旦开始行动，那么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

　　1967年8月，联邦调查局启动了压制所谓“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计划。其目的一是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的结盟”;二是提防出现一个像马丁·路德·金和卡迈克尔这样的“救世主”——他们能释放黑人社会的能量;三是防止“暴力”;四是通过“损害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和领袖的信用”，阻止他们获得社会尊重;五是抑制“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在年轻人中的发展。非暴委等组织及其领袖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与此同时，约翰逊政府推动立法，把煽动和从事骚乱的行为定为犯罪。此外，联邦政府还大力增加其在城市社区搜集情报所需的开支，以广泛收集情报，对任何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组织进行调查。

　　悲歌：民权运动激进主义的衰亡

　　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获得情报，并利用媒体误导民众，将“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声誉，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联邦调查局指责“黑人权力”是在鼓吹“黑人种族主义”和“暴力革命”，导致了城市骚乱，危害了国家安全。他们诉诸维护法律和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来消解非暴委的“黑人权力”话语。这种做法与美国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和现实利益比较吻合，因而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虽然大多数骚乱不是由“黑人权力”主张所致，但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白人相信，“黑人权力”的提倡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者是“骚乱的策划者”。多数民众认同非暴委的“暴力行动和种族主义”就是整个黑人民权运动。这对黑人民权事业造成了长期伤害。

　　非暴委的领导人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污名化对待。他们制造了卡迈克尔使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的谣言。此外，1968年7月10日，打入非暴委内部，并担任领导人保镖的特工卡多佐在一份备忘录中向FBI建议，要让卡迈克尔是中情局线人的谣言传遍整个黑人社会，进一步败坏他在黑人中的声誉。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还以各种罪名逮捕和监禁非暴委的领导人和成员，迫使该组织把大量精力放在司法诉讼上，把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巨额的保释金。这导致该组织不能开展正常的民权斗争。这种执法让非暴委捉襟见肘的活动资金雪上加霜。然而，约翰逊政府希望联邦调查局通过类似的方式消耗掉该组织有限的社会资源，并进一步败坏它的社会声誉。

　　此外，联邦调查局极力破坏非暴委和其他民权组织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它不仅利用黑人民权组织在反战和“黑人权力”问题上的分歧，在民权运动内部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不择手段地使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猜疑，破坏它们之间的团结。非暴委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因告密者和联邦调查局密探的破坏，以及地方警察的不断骚扰而大为削弱。为了避免被特工“渗透”，该组织变得更加封闭，议事缺乏民主，完全排斥白人活动家，甚至怀疑民权运动的老兵们。到1968年，该组织已基本上丧失了社会活动能力。

　　在监视和遏制非暴委等民权组织的同时，约翰逊政府中的一些高层人士从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中认识到，解决黑人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打压和破坏，更要进一步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黑人的状况。约翰逊政府作出妥协，“欢迎黑人政治从民权到政治选举的转变”。它接受黑人利益集团作为多元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进入美国的权力体系”。而“黑人权力”主张中的合理部分，如强调族群认同、族群权利和族群文化的价值，成为美国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并获得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政府进一步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美国政府主动促进民权，实质上是在掌控民权运动的主导权，也是打击民权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监控、颠覆民权组织与改善黑人民权并举，美国政府不仅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而且将民权运动体制化。虽然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为黑人做了一些事情，但对黑人穷人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在相对恶化。黑人走上街头进行破坏，只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痛苦。但这种暴力抗议显然不为美国政府所容，黑人民众在争取平等经济权的斗争中面临更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