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私有化的人想让中国步苏联后尘

　　前苏联一些反共知识精英，在苏联解体后反而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1996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一位前苏联“当代艺术家”库里克伙同他人，故意毁坏了一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同一年，库里克在柏林大街上赤身裸体，脖子上拴着一条狗链子，表演行为艺术“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支持下，苏联“政治波普”以所谓荒诞、反讽的“流行艺术”红极一时，在毁灭苏联的过程中起到极大的艺术宣传作用。美国评论家克罗泽尔承认：“(戈尔巴乔夫时代)非官方艺术成为全面拆解苏联文化的一个要点。” 但是，当1991年苏联轰然崩溃后，西方很快停止捧炒苏联“当代艺术”，转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扶助和宣传。

　　这些苏联“当代艺术家”的境遇只是当时苏联“知识精英”境遇的一个缩影。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是呼吁“撕开苏联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张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苏联急剧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的苏联“知识精英”并没有因为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当看见强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当面对生活一下陷入困顿的普通俄罗斯民众，当自身被抛到边缘时，不少当时的苏联“知识精英”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一

　　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实际上“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已”，“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在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正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从苏联到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民主改革，采用了“500天计划”、“休克疗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俄罗斯学者反思道：“在改革中，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按教科书中的内容生活。由这些人来指导社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社会将陷入混乱。……他们总是生活在虚无飘渺之中。他们自视为社会精英，总想由他们来决定俄国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社会根底，常常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苏联解体后，他觉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到来，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发表文章认为，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最后他因思想苦闷，1993年7月郁郁而终。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说、被称为“文学炸弹”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这部被禁了20多年的小说，1987年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他对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

　　二

　　一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感到生活不自由，成为“内心的反对派”，他们急于改变现状，寄希望于在新的制度下获得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

　　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剧变之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数十万人才流失海外。相比之下，人文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加艰难，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西方政治科学的涌入，原来这些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学术领域已完全失去了市场，在社会上成为无人问津的淘汰品。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改革”。苏联解体后，康德拉季耶夫发现“改革”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认为“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最后他在家里开枪自杀

　　女诗人德鲁宁娜，“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她在绝命诗里写道，她担心没有人能在“悬岩边上拉住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三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苏联时代曾经长期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派，后来痛苦地发现自己鼓与呼的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却给他所热爱的国家带来了一场噩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改变。

　　索尔仁尼琴，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他连篇累牍地撰文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是右派自由主义分子的旗帜和标杆。西方给予他很高的荣誉，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后来长期居住于美国。1994年，他回到阔别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的祖国现状，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正因如此，他对曾经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他在临去世前一年说了这样的话：可能我是错的。

　　季诺维也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暗杀斯大林;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书批判苏联社会制度。1978年8月他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苏维埃制度倾覆和苏联解体后，季诺维也夫深感痛心和后悔，转而为这个制度辩护并热情颂扬它。他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全球治理”的思想，认为这“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

　　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他成立“抵抗国际”反共组织，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马克西莫夫思想上出现急剧的转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他说：“我反对的是思想(指共产主义思想)。我曾以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在国家、个人的双重悲剧下，一些苏联“知识精英”进行了深刻反思，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其命运也更加令人唏嘘。(李扬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