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在列宁、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任职期间，苏共的指导思想日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非但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直接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1961年制定、后经1986年修订的苏共党章规定苏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其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自己的纲领”，“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但是到了1991年，苏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变成维护“全人类价值”和主张“自由”的党，其目标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章规定的党的性质的变化也必然引起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几任领导人中，虽然在立场上还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并不都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来行动，直至最后连最高领导人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失去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解体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并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阶级立场、执政国家的社会性质紧密相连。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一定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代表一个国家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而这一指导思想的远离和放弃则意味着将要放弃其无产阶级的立场及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立、发展和壮大的，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被写进了党章、宪法，成为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内容。制度和观念上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更要求在行动上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建立领导人正常更替制度，确保选拔出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领导人

从苏联历任领导人的当政、离任情况来看，苏联显然缺乏正常的、合法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例如，赫鲁晓夫是被政变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均死在任期内。戈尔巴乔夫虽是壮年上任，却最终担任了掘墓人的角色。缺乏正常的领导人选拔、任用与更替制度，就容易导致党内产生不合格的领导干部，甚至出现掘墓人。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建国历史较短，相应的领导人更替机制还不够成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一旦开国领袖离世就分崩离析，也反映出领导人选拔和更替的重要性。毛泽东始终将这一问题当作最为重要的问题来思考，他曾说过，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邓小平也讲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三、加强廉政建设，杜绝特权阶层

苏共对建党宗旨的背离还表现为在党内形成了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不仅大肆侵占国有资产，而且享受各种特权待遇。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建造豪宅，涉及费用高达数亿卢布。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能腐化堕落到这种程度，整个党的纯洁性也就丧失殆尽。腐败丧失民心，最终导致积重难返，直至导致苏共垮台的结局。一个失去群众支持的党迟早将失去所执掌的政权。然而，造成亡党亡国的这些特权阶层和腐败分子却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在苏联解体后，在新政权中掌握实权的以及获利的多是原苏共的高层领导。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苏联的干部。这正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毛泽东曾以苏联为例反思党的建设，认为要警惕党内特权阶层和官僚集团的出现，因为这会造成党脱离群众而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毛泽东特别看重廉政建设，并通过整风运动等形式来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打击腐败分子，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应该说，在建党以来的90多年里，廉政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敢于直面错误，能够自我纠错

执政党犯错误在所难免，但对错误不反思、不纠正，或反思不够、纠正不够就会最终在历史上惨败。斯大林时期，成就巨大，但在肃反扩大化、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等方面却不无遗憾。赫鲁晓夫不仅未能有效弥补前任的不足，还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不仅造成人们思想混乱，而且还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在改革方面的误区，但在集权、特权阶层形成等方面埋下隐患。戈尔巴乔夫不但没有纠正积习已久的错误，反而在改革上犯了方向性错误。所以，纠错机制不足，纠错能力不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定力丧失，最终导致苏共执政能力削弱、丧失政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也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也曾犯过错误，经历过曲折。但更多的是敢于直面、应对自己所经历的曲折，敢于承认并能够纠正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也是执政兴国的重要保证。

五、增强对改革的驾驭能力

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改革，但改革偏离正确方向，也会断送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于列宁时期，开始于斯大林时期，这期间还经过了二战的考验。苏联的发展道路曾被概括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也留下一些严重弊端，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高度重视重工业以致经济比例失调，等等。但是后继者赫鲁晓夫的改革有较大的随意性，几乎是按个人喜好来进行改革，推翻原有管理体制一切从头再来，这导致改革的困难增大。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纠正，似乎进入到太平盛世，但潜藏的危机却更大，主要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直接促成苏联告别社会主义。所以，总的说来，苏共对改革的驾驭能力还不够强，以至于到最后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时，已无回天之力，只有人民群众来承受解体带给他们的苦痛。

正确有效的改革需要执政党有政治定力、长远眼光，更需要执政党有极强的改革方向的驾驭能力，既不能任由领导人个人意愿掌控，也不能受外部势力恶意操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改革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方向，也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国情适时调整。改革需要执政党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更要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利益。

六、拥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演变

在国际舞台上，苏联曾经作为老大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帮助和扶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多地粗暴干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不仅影响了苏联的形象，也使其失去了更多国家的支持。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矛盾还不足以危及苏联的命运。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却渐渐消解了苏联政权。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力干涉不能奏效时，和平演变就成为其对付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手段。而苏共对此却疏于防范，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渐渐远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直至最后改旗易帜，成为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范例。学者季塔连科曾讲：“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西方国家除了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诱惑等方式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直接扶持代理人来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掘墓人，以达到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正是通过拉拢培植代理人，最终瓦解了苏联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危险在今天始终依然存在。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有效地防范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课题，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须臾不可忘记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共产党应该如何建设、怎样建设，才能使其永葆先进性。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