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正确的意识，找寻正确的生活道路，这正是我们所以要学哲学的目的。”【《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艾思奇的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道出了他的哲学能够团结凝聚广大民众投身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因。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大众话语为形式、以革命实践为主体，艾思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了人们的头脑，实现了理论教育的入脑入心。这为当前我们解决思想理论教育学而不化、学而不信、学而不行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以人民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各种思潮的比较甄别中，艾思奇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自此以后终其一生不曾改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上的核心内容，也是艾思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一直遵循的基本观点。

上海是艾思奇开启哲学大众化的起点。在写作《大众哲学》时，他广泛深入到上海的工人、学生和青年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话语特点和认知方式，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实实在在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盛气凌人、空喊革命口号、脱离群众生活，这才造就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众哲学》。艾思奇称自己的《大众哲学》为“一块干烧的大饼”，希望它能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页。】正是由于来自于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大众哲学》才发挥出强劲的威力。由于国民党的查禁，《大众哲学》在国统区只能秘密传播和阅读。即便如此，《大众哲学》仍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令国民党为之恐慌，以至于他们无奈感叹：“就那么一本书，弄得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一位外国学者曾分析《大众哲学》成功的原因，指出主要是其准确把握了中国民众的情感心理，“提出了复杂而又能在情感上满足的中国人的身份”。【〔美〕泰瑞·博登赫恩：《艾思奇和重新建构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除《大众哲学》外，艾思奇相继撰写的《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新哲学论集》《如何研究哲学》等一系列通俗读物，依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都获得了良好反响。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就是从历史观这个基本问题讲起的，从而让劳动创造人类历史的观点在听众心中扎了根。以人民为中心，是艾思奇哲学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

二、以时代问题为导向

有学者指出：“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在当时抓住了这一点，所以才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风雨如磐的时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急迫地摆到了每个中国人面前。艾思奇认为，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改变我们的屈辱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677—678页。】《大众哲学》积极回应时代问题，强劲奏响了抵御日寇侵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强音，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踏上革命道路。大批知识青年，在《大众哲学》的感召下，毅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蒋介石曾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转引自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针对抗战结束后人们对中国命运的迷茫，艾思奇发表《一往无前》一文，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美好家园”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针对革命队伍中经验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况，艾思奇撰写《反对经验主义》，深入剖析了经验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提出了防止经验主义的办法。

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鲜明特质，让艾思奇哲学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在延安时期，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组织哲学学习小组，专门请艾思奇讲课，虚心向他请教。改革开放后，陈云还让身边工作人员买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书，分别送给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希望大家都来学哲学。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让艾思奇和艾思奇哲学历久长青，成为我们“永远的同时代人”。

三、以大众话语为形式

大众的话语、通俗的笔法是艾思奇哲学最鲜明的特色。艾思奇这么解释“通俗化”：把高深的理论用通俗的词句进行阐释，这在打破哲学神秘、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引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重改本），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5页。】如何实现通俗化？艾思奇指出，“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602页。】

艾思奇认为，推动理论大众化，除了要软化文体，更重要的是软化理论，把理论运用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软化文体和理论，“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构造及经济关系”。【《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艾思奇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非常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缘故。”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于大众，艾思奇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群众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使读者和听众产生共鸣，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他在《大众哲学》中讲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用“无风不起浪”的通俗事例，来说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来说明质与量相互转化的规律；用“岳飞是怎样死的”来说明对立统一的规律。他还使用“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牛角尖旅行记”“笑里藏刀”等形象生动的标题和内容，来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

当然，艾思奇也强调，理论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被扭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目的是将哲学的基本范畴变得简单、具体，使之与生活现实呈现出清晰的联系，通俗化不容许有半点理论上的误差，也不能依赖抽象，而要清楚、具体地联系实际生活。他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理论，也反对消融在实际问题讨论中的哲学形态。

四、以革命实践为主体

如果说艾思奇在到达延安之前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大众化、通俗化，那么到达延安之后，通过亲身参与革命实践及与毛泽东等人的接触，他的哲学研究上升为中国化、现实化，更加自觉地把中国革命的现状、问题和经验作为自己理论创作的坚实基础和不竭源泉，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在1940年《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从“应用”和“创造”的角度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的角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关系，来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和战略策略的制定；“创造”的角度，就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的国家特殊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参见冷溶：《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方向实现了从大众化、通俗化到中国化、现实化的飞跃，这与毛泽东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艾思奇经常促膝长谈，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自己的哲学和理论活动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参见马汉儒：《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另一方面，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努力，也对党的理论建设和党员干部教育，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实事求是一直是艾思奇坚持的原则，也是他的哲学中的重要基因。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这为后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提供了启迪和帮助。在延安整风前期准备中，艾思奇撰写了《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研究哲学的基本知识》《怎样研究辩证唯物论》，对当时人们学习研究中碰到的现实问题作了深入回答，分析了辩证法唯物论与人们具体工作以及实践的关系，有力指导了当时的学习竞赛，推动延安干部的哲学学习向更高层次发展。延安整风开展以后，艾思奇撰写《不要误解“实事求是”》等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作品进行了解读和阐释。除了思想观点外，艾思奇将辩证唯物主义当作方法论来认识的视角，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研究思想方法问题，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参见石仲泉：《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入脑入心，主要是将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本源，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实际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让理论既有锐度，又有温度。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采取这种‘新哲学’，人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成为历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隶。这种观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美〕泰瑞·博登赫恩：《艾思奇和重新建构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集》，第370页。】这为我们当前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李勰，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和干部测评中心；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