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究竟应该怎样评估

点击：  作者：吕景胜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发布时间:2016-05-10 08:35:39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在即，却出现经济、历史学科学者质疑教育部规定的若干国外期刊能否评估中国经济、历史学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贾根良教授发文提出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的《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已经走入死胡同，经济学专业选定的A类期刊将其学术规范上升为经济学的唯一规范与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潮流背道而驰。第二，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等学校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第三，用行政手段将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上升为经济学的唯一规范，压制学术争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第四，理论经济学专业将蜕变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专业，与其处于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如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将进一步衰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鉴于这些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贾根良教授建议，教育部应该立即停止经济学科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对经济学学科评估的指导思想进行大讨论，并组织相关专家对国内外经济学现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学专业评估的实施办法。

 

　　著名学者何新致信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即将启动的全国第四轮学科标准工程评估工作,在其《A类期刊名录》选定的20本经济学期刊中，包括国外的12本，国内的8本，其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外，都是清一色宣传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学术规范的经济学杂志。由于教育部官方认定的A类期刊在学科评估以及教师的职称晋升、成果奖励和评优评奖中具有权威性示范作用，教育部此举实际是以行政手段要求中国经济学教育全面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推行西方标准和全盘西化，并且必然会进一步阻遏和扼杀国内大学体系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何新先生认为教育部应当收回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相关文件。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峻向教育部发出问责信件，高峻教授认为即将启动的全国第四轮学科标准工程评估工作,在其《A类期刊名录》选定的21本中国史、世界史学期刊中，国外的竟有13本，而国内的只有8本，比率之悬殊令人震惊。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世界大国，中国史和中国对世界史的研究渊源流长。新中国成立67年来，中国史研究、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顶尖水平。本轮评估只列8本国内史学期刊为A刊，是教育部典型的自我藐视，崇洋心态的表现。

 

　　此外，一篇《法学国际A刊的中国梦》的文章也引起笔者注意，该文谈到由专家投票教育部确定的英美著名高校5大英文顶尖法学期刊近年无一中国法学家发表论文。其原因在于这五大法学刊物的取向，这几种刊物基本不关注外国法，美国主流法学刊物多是学生管理的法律评论，而这个精英学生群体正像他们的主流老师一样，侧重于本国法的学习和研究。这种“制度自信”和知识自信是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形成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美国比较法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美国法学教授和法科学生还感到有必要学习欧陆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先进法律文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法律人看待外国法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美国变成法律制度和学说的纯粹输出国以及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学习外国法变得不再重要。

 

　　可以说上述学者的质疑是对近年以外刊在社科领域科研评估、学科评估、人才引进、科研考核过度“国际化”、“西化”现象的初步批评。笔者认为部分社会科学学科无法以所谓“国际标准”、国际发表论文来评估与衡量，其原因和理由如下：

 

　　1、理工科国际化是伪命题，象纳米、基因、通讯、电子、材料等学科其前沿最新成果无论哪国语言发表都会迅速被国际同行捕获，迅速国际化。自然科学研究物质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的世界，科技条件相同前提下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美国研究光电、化学、水分子与在中国做同样研究区别不大，可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知识、共同“普世”的结论。但人的社会有精神、有价值，且身处不同国度、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环境中的人群共同体和开放的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多变难以确定。如沈大伟那样常年生活在美国研究中国得出“中国崩溃论”的结论可不一定就是什么“普世”的结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社会主体自身，它是另一个主体可以任意处置的，国家民族更是如此。社科知识与理论的合理及对错与否总是充满争论与质疑，社科知识理论仅是相对的。

 

　　2、理工科有国际公认的相对规范统一的研究方法、范式、技术手段、成果评估指标、评估方法，成果具有更多国际可比性。人文社科研究并不具备理工科研究所具有的相对规范统一公认的研究方法、范式及评估方。社科研究路径、成果表现形式、成果评价标准、成果评估机制有其特殊性，与理工科迥然有异。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可比性相对较小

 

　　3、社会科学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旨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如美国在伊拉克8年战争所树立的新型民主国家与民主模式伴随伊8年内乱而破灭说明西式政治学中民主概念、范式、理论、模式的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单纯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应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在西方语境下的国际化无疑包含着西方话语霸权。自然科学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社会科学除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本国、本民族的问题。

 

　　4、人文社科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产出具有更多国别性、民族性、地区性，更多受到该国该地区文化、宗教、历史、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如宗教、人权、主权、海洋权、民主、言论自由、国体政体、民族冲突、地区独立与分裂等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浓的相关问题研究各国因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很难有统一学术标准，如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对科索沃、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乌克兰内乱、海洋主权、反恐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各国学者其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一定迥然相异，而上述因素对不同国家地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标准显然会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性。显然，国际化标准不能适用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专业。

 

　　5、理工科学术期刊国际间有更多共同关注的领域，前沿课题、最新成果的识别度高，识别方法简单。人文社科成果主题更加离散，国际间学术刊物定位、编辑学术意趣、科研理念、价值观、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对论文的发表取舍具有更多主观性和人为因素。经济、财经、管理学科有更多国际共同关注领域，发文概率高一些，政治、法律学科因意识形态、国别性、本土性国际发表论文受到更多限制，传统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国际发表论文空间更小。因意识形态因素反党反国家反中国政府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为侵略历史大屠杀辩解、把南海、钓鱼岛都论证为别国的论文在国际上可能很容易发表，这不该是国家科研政策导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综上可见，以国际发文作为衡量大学是否一流、学科是否一流、成果是否一流、人才是否一流，尤其对所有学科或专业适用单一标准显然不尽合理，国内社科成果评价与考核并非国际发表论文一座独木桥的单一路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价标准有别。能够适用国际化标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学科及专业才能适用国际化标准，以国际化成果形式标准，即单一发表论文指标，裁量要求本土化显然不切实际，且易限制本土化发展。

 

　　二、构建多元社科学科建设评估标准体系

 

　　部分社科学科及领域的研究其战略定位及战略愿景是构建智库型研究，实用型、应用型、经验型社科领域各专业在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构建中国特色智库、服务于社会治理及国家决策方面应该可以更有所作为，可以产生更多智库成果。智库研究及成果将有力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为避免科研目的功利化，发表论文只为评职称，减少社科研究中的弊端，鼓励激发产出更多更好的社科成果，并加强智库研究，就应有相应科学合理的成果评价原则、评价技术、评价机制和的激励机制，为此建议：

 

　　（一）构建社科成果前瞻性指标。前瞻性指标的核心问题是考量成果是否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研究要以未来趋势未来问题为导向，开展先导式预研，注重战略预测，，以前瞻视野、前沿思考、前卫选题，想决策者之所想、急决策者之所急，谋决策者之所谋。问题的发现是科研创新源动力，确立一个有价值的社科选题，要求科研工作者有敏锐的洞察力，要能及时察觉国家、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及问题，并能准确提取位于矛盾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从宏观上把握国家、社会发展走向，开展社会调查，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一线，挖掘社会现实需求。发现问题是科研第一步，前瞻性是衡量社科成果价值的重要指标内容。

 

　　在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中寻找未来的问题，如全球化趋势，城镇化趋势，互联网+趋势，粮食危机、土地危机、水资源危机趋势，精神消费取代物质消费趋势，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转趋势，服务业消费领域整合趋势，品牌的本地化国产化趋势，产权混合化趋势，低碳化趋势，老龄化趋势，建筑行业农民工老龄化趋势，绿色环保趋势，创业与创新趋势，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等等，上述趋势中存在诸多亟需发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我国海洋事业发展中的‘蓝色粮仓’战略研究”课题，源于课题组对接青岛市和山东省海洋和渔业经济发展现实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时所作的系统思考和现实探索。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战略定位。

 

　　（二）构建社科成果创新性评价指标。科研成果质量考核及评价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甄别评估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应建立完善科研成果创新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已有学者将学术创新力分解为创新吸收力、创新产出力、创新扩散力，并构建了衡量学术创新力的四个维度，数量维度、质量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从量化角度提出了测量学术创新力的标准和技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创新性的评估标准不同，纯学术理论性研究与经验学科应用对策性研究的创新标准完全不同。创新形式也因学科专业不同而不同，如大到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应用对策型创新、开拓新课题新学科创新，小到批驳修正前人观点、挖掘求证文献等等。衡量论文创新性的核心指标有两方面：

 

　　1，论文提供的新知识对学术发展的促进与影响程度。如专著、论文是否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对已有成果作出新的概括、评析等等。

 

　　2，论文、调研报告对所涉学科社会实践的促进与影响，创新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是否诊断社会重大问题，提出战略预测与决策，影响政策立法，影响政府、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公民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改变等等。如加入“创新性思想”一项评价指标；社会影响力方面，可以加上一个“议程设置能力”指标，即某智库能否提出一个话题，引起全社会讨论。

 

　　学术创新还表现为有学者独立的学术主体性、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范式创新。社科研究发展路径中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主体性意识严重缺乏的困境。一些学科研究中生吞活剥地运用西方理论范式切割中国的经验与事实，甚至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相应的概念、分析工具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评价成果的创新性就要看是否能打破或超越传统学科范式提出新的理论分析工具。不能只在“西方学术笼子里跳舞”。我国几十年改革，不少学术创新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随后被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向全国推进，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引线，从而启动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见学术创新的评价指标需考量学术活动是否挣脱传统学术概念的羁绊与束缚。

 

　　（三）构建社科成果实用性、对策性评价指标。实用性、对策性评价指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科成果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智库型研究的最终目的更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所以需要以问题为科研导向，避免学术空洞化远离实践在象牙塔内造“成果”。 科研政策与科研导向上不可一边倒盲目放大追随国际化忽视社科研究本土化战略与路径。社科研究中科研经费、科研力量、科研资源、科研立项过多且重复于大而无当、空而无物、对而无用的纯学术研究。科研政策与导向应调整资源投放比例，将有限科研资源、科研力量倾斜于与实践相关、与国情相关的本土化应用性、对策性社科智库研究。

 

　　社科研究应立足国情立足实践关注国家社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诸如从严治党、社会治理、社会稳定、社会沟通、新型反恐、国企改制、城镇化、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提前退休、弱势群体养老、扶贫攻坚、住房改善、产业升级、环境保护、雾霾治理、反腐败、社会隐性危机、收入分配调节、土地改革、司法公正等诸多问题。国际上并无现成标准答案，更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经验，其研究充满本土特色，本土学者有更多话语权，其问题之解决恰恰需要结合本土国情，以本土思维、中国学派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实用性、对策性评价的最后认定应该是政府或有关单位是否采纳、采纳后追踪的效果，解决问题或部分解决问题的效果；是否符合实践，对政府重大决策有参考，以及社科成果的运用所产生或带来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有些社科研究需要时间和实践检验，如200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对日新思维”讨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中国通过压制民族感情、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战略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以换取日方的“善意”不仅背离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注定失败、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当时有学者持反对“对日新思维”的立场，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和中国人民核心利益而一味空谈“理性”“平衡”“负责任的大国”的观点是不切实际而危险的。从今天日本及国际关系格局来看，当时持反对意见的观点是符合实际并对今天的外交政策制定有参考意义的。

 

　　（四）构建社科成果是否符合国情的本土性评价指标。注重评价社科成果是否探索并解决本土问题、是否符合本土国情、是否符合并能引导中国实践、是否弘扬本土文化历史，即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评价要素，是否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

 

　　社会科学研究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旨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等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意义。西式政治学中民主概念、范式、理论、模式的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单纯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应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在西方语境下的国际化无疑包含着西方话语霸权。且部分传统西方学术标准不一定能够解释及评价基于我国社会实践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我国社科成果。

 

　　如关于中国民主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很多学者并不盲从西方话语霸权，在纵观比较世界民主实践，充分认识到我国国情及历史文化的复杂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学术概念、范式和理论，提出了民主创新观点。如衡量民主不能只看形式，更应注重民主内容与民主绩效；民主应有质量，有质量的民主的前提与核心是先解决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 ，应避免过激民粹或社会动荡式民主；应以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治理绩效、善治与良治的新范式来衡量民主效果 ；民主应在法治和高效政府主导的秩序下展开才能提升民主的实际效果；构建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要注重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使系统内部诸要素协调配合，以达系统效能的整体实现；应避免单一政体决定论思维，应有“政道、治道”思维解释中国政治 ；宪政应是对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解释、信仰和共识 ，评价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一直被西方标准垄断，即单一狭隘的“民主-独裁”、“普选、多党制”等指标，本土社科研究应打破这种垄断，研究构建更为广泛综合和包容性的指标内容，如构建发展力、领导力、动员力、稳定力、保障力等指标，通过对各国“主权性、稳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洁性”等指标因素衡量各国政治发展力 。

 

　　上述研究成果符合中国实际且对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有指导意义，但以传统西方或美国政治学的范式标准却无法评价其理论及实践价值。支配西方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政治模式只有民主与专制、民主与独裁之分。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抵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这种将民主简单“二分法”阻碍了西方传统政治学者认识与理解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失败和中国民主进程避免了那些失误。

 

　　著名学者杨光斌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问题曾总结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 。与此相应，我们亟需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社科成果评价标准。

 

　　（五）社科成果评价不可过度抬高实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论文及国际发表论文，定性研究不能在人文社科智库型研究中完全被排除，成果评价应定性与定量结合。实证研究有其科学合理性不言而喻，但实证研究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个方面，一种表现形式，不可把实证研究神化为衡量社科成果的唯一标准、唯一形式、唯一方法。实证研究中数量分析还存在各种局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数学元素的添加使其变成一门科学，但是过度数学模型崇拜以及对经济学思想的忽视，使经济学脱离了现实并且扼制了理论的发展。国外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又如，西方实证主义法学思潮与流派，主张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强调逻辑、概念、规范、语言分析，法律判决就是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输入计算机得到计算输出结果的过程。因其主张排斥法学研究及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社会经验判断走向极端而被其他法学流派矫正与融合。所谓不可过度抬高实证方法论文的界限尺度是需要使用实证研究的就使用实证研究，不需要的不要人为用实证研究包装论文。需要使用量化技术手段方法研究的应予肯定及合理评价，如保险、统计、微观经济、金融等等专业领域；不要不分专业领域盲目追风一哄而上什么领域什么问题什么题材都为实证而实证。

 

　　人文社科研究中传统的逻辑、经验、历史、文化、社会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地位。学术前辈费孝通式的“田间作业”，毛泽东式的跑遍十几个县市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社会调研功夫仍是弥足珍贵，散发着新的时代内涵。在科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证伪”并不排斥“发现”，“证伪”与“发现”可以同时并举。社会科学还有着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与角色，承载着探索性研究、对策性研究的职责。探索性、对策性研究不可避免包含有模糊性、前瞻性判断，逻辑推演，经验型总结归纳，伦理道德价值观分析等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理念。人文社科研究内容不仅仅是学者书斋中的学术游戏，还应有思想有担当。应防止社科研究及成果评价过度国际化，对实证方法研究论文及国际发表论文不可不分质量一律奉为“上品”。给予优先特权。合理把握国际化的尺度在于不同学科专业对国际化的要求应有所差别，即使在海外的发表论文仍应客观评价其质量。

 

　　定性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流方法，但此方法不可避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评审专家的学术视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志趣喜好、人际关系等，都会一定程度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定量评价可综合根据发表论著的数量、转载情况、引用次数、刊物级别、影响因子等设定指标，并对指标赋予不同权重和分值，通过量化指标分值的积累进行学术评价。定量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目前一些地方和高校在评价指标设计、权重系数设置等方面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为克服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各自的不足与缺陷，可将代表作评价制度作为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载体，即根据统一的标准，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由同行专家对代表作进行定性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可以使这两种评价方法互相修正、彼此印证，既有客观的“量”来保证准入门槛，又注重学术代表作的“质”，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挤出学术水分，扭转粗制滥造和急功近利之风。

 

　　（六）目前社科成果评价中不能准确反映评价对象的差异性和学术特性，社科成果评价标准应有差异性，社科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标准、方法应由单一转向多元。社科成果评价标准应因专业设置、学科特色而不同，即大学发展战略的差异化带来不同学科成果表现形式的差异性，所以带来不同学科院校社科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异化。应建立健全分类评价标准体系，针对人员、项目、机构、成果等不同评价对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论文、著作、教材、研究报告、普及读物、非纸质出版物等不同研究成果形式，建立健全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

 

　　有的院校优势在于理论学科基础研究，有的院校长于应用对策性研究，人文艺术类专业与财经政法类专业考核标准不一，社会科学与理工科考核方法有异。要求地方院校，如师范、轻工、商业、广告、服装、餐饮、旅游等专业都以发表纯学术论文为评价标准显然机械呆板。评价指标与方法应与院校自己独特发展定位及学科特色与优势相对应与协调。即成果评价指标可以是多元化多种形式，如教学法总结、社会问题调研报告、政策建议、项目咨询论证报告、广告、服装、餐饮、旅游行业产品设计方案等等，应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适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应适当增加社科考核指标的社会实践性、实用性、适用性等考核因素。

 

　　目前社科成果仅以发表为标志，论文著述一经发表出版即被认定为成果用于受聘评职称，这种评价局限于学术圈内仍是自己评自己。学术圈内部评价封闭隔膜于社会或脱离实际。但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有异于传统学术成果的评价，智库成果主要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为主。智库成果由谁来验收，何为合格，应由成果采用者评价，即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标准，智库成果评价体系的客观性来自于现实和实际应用。目前已有高校在科研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了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如把上报中央和国家部门的内参式调研报告认定为与CSSCI中核心期刊论文成果等同看待，在科研考核、职称晋升、课题资助、经费资助方面给予优先照顾与奖励。此做法值得提倡鼓励，如此政策导向有利于激发教师、科研人员做应用型对策型研究，与智库成果衡量标准价值取向一致。改变目前重国际轻国内科研成果，成果评估应该只重内在价值、客观质量及创新程度。成果质量、价值及创新与在何刊发表、以何种文字发表无直接关系。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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