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饥饿的恐惧，深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之中。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街头，有穿着齐整的姑娘、小伙蹲在路边，前面的瓦楞纸小牌子上写“我饿了”三个字。我立马大脑短路，接着就掏钱，全然忘记想想这种乞讨方式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所以，“粮食安全”被中国提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

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拿了我钱的姑娘小伙是会买个馒头、一碗米饭、一只烤白薯呢？还是会买一串烤鱿鱼、一罐酸奶、一个羊肉串、一只烤翅、一只香蕉、一瓶啤酒------呢？答案不言自明，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乞丐才会去买馒头。

除少数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在中国人的整体食物结构中，“主食”和“副食”的概念已经反转。原来的“主食”，已经变为“副食”，而原来的所谓“副食”，已经成为真正的主食。

粮食安全”概念对我国农业政策产生误导

由于翻译和“饥饿基因”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用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在我国长期被“粮食安全”一词所替代。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按照字义这个组织应当翻译成“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在中文中“粮食”和“食物”是两个内涵和外延不同的词汇。“粮食”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指谷物、豆类和薯类三大类作物。而食物的外延要大的多，是指所有能为人类食用并提供营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通常分为1、谷物类；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3、豆类；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5、蔬菜和瓜类；6、糖料作物；7、水果、浆果；8、家畜禽、水产等八大类。

从远古以来，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可以从各种食物中获得，而依靠粮食作为主要能量和营养来源只存在于部分人群的部分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东亚地区近2000年来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粮食从来不是世界上大部分种族最重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畜牧和水产在大部分国家的食物结构里扮演着比粮食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对“食物安全”（FOOD SAFETY）的定义，食物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

食物安全指数：充足性和稳定性、营养和健康状况、谷物产量、分派能力、人均GDP、社会冲突、政府效率、极端天气、农作物品质。

而在中国，“食物安全”被翻译成“粮食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误导。导致决策部门过度地重视谷物、豆类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而轻视了粮食之外的更多品类的食物生产。这也和联合国呼吁的保障“食物安全”的理念完全不同。

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均口粮已经从1978年的160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70千克。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占比更低，肉食和奶制品已经在他们的营养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变化，肉蛋奶的比例远超粮食消费。

做为一种低水平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将对国家整体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产生误导。在粮食早已不再成为人们能量和营养最主要来源的今天，迫切地需要相关部门能够与时俱进，用国际通行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取代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概念。

在强调“粮食安全”而不是“食物安全”的农业政策引导下，在世界耕地面积排在美国、印度之后的中国，粮食产量却排在第一位，几乎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之和。在单纯的“粮食安全”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耕地已经近乎掠夺式地使用，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超标，耕地几乎从来没有休耕的机会。

在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黄河水通过清朝修造的渠道，大水漫灌麦田，农民用成袋的化肥催生麦苗茁壮成长、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用农药消灭害虫；在内蒙古东部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用节水喷灌改造后的荒漠化草原种植优良乳牛饲草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高达15%以上，每亩地提供的产值和营养远高于河套平原的小麦。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湖南丘陵地带，每家每户在汉朝就存在、被分割成细碎小块的水田里耕种自家承包的几亩稻田，为了高产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而在深圳郊区盐碱滩涂荒地上，中集集团将报废的集装箱改造成养鱼池，在严格温控、投料、防疫的管理之下，每亩产出的蛋白质高出稻田数倍。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大额补贴下形成的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造成的是其他食物生产的资源被大量挤压。以畜牧行业为例，奶牛饲草土地很少，导致远远供不应求，价格大涨，作为国民最重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牛奶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这是从国内来看的，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国市场消费水平和原奶的价格水平已经形成倒挂。2014年国内原奶平均价格为3.79元/公斤，而新西兰等国家进口的原奶价格仅为2.6元/公斤。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已经排名世界第四，远高于美国，更高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4年，中国人均饮奶量为14升，相比十年前增长了近3倍，但即使这样，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然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0。从发展的角度看，即使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牧草。

农业供给侧改革该怎么突破？

一是国家应该正本清源，从保障“粮食安全”战略提升到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战略，并在“食物安全”的理念下，对土地产出的能量和营养更高效率的科学评估下，制定国家保障“食物安全”的具体政策。从单纯的鼓励粮食生产，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气候、土壤、人口的因素，同时鼓励同样能够提供蛋白质、脂肪、糖类及其他营养要素的高效农业，如牧草种植、油料、糖料、水产养殖等。

二是我们的农业政策和食品生产模式要有全球视野，学习引进国外行业管控经验。可以参考世贸组织的支持农业发展“绿箱”政策。例如为国内乳业、养殖业、水产业等提供高品质营养的产业开展政策性保险，国家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遭受市场大起大落的动物、植物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成本保险，同时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商业保险，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收购指导价政策，通过对企业实施补贴、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执行“优质优价”的收购策略，从源头树立只有“生产出好产品才能卖出好价钱”的价值取向。

三是鼓励农业生产和食品生产企业走出去。我们企业要更多地走出去，去国外建立生产基地，让国外的农民直接为我们放牧、养牛、养猪。这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内的消费需求，平抑国内原奶价格波动幅度；另一方面也是在减轻我国畜牧业的资源压力，让国外的空气、水、阳光、草地为我们所用。双汇在美国成功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伊利在新西兰建立乳品生产企业、北京绿田园公司成功收购种植养牛牧草苜蓿的艾斯克兰迪等农场，已经为中国农业和食品企业走出去建立了不少成功案例，相关部门应当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扶持。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农业领域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业界专家，都形成了顽固的“粮食依赖症”，牧业、养殖、水产、果蔬等领域缺少在农业决策中的发言权，粮食生产主管部门和粮食收储部门的强势存在和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过多影响了国家的“食物安全”政策，导致在中国“粮食安全”概念替代了国际通用的“食物安全”理念。

让“食物安全”理念尽快替代“粮食安全”理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这一理念的改变，也可以被当做在农业领域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作者刘戈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3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