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深化改革要有大手笔化解三大问题

点击：  作者：柴福洪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发布时间:2015-12-30 11:57:01

 

 

         【摘 要】中国的改革要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大视角、大战略、大手笔解决根本性问题。按部门推进的改革，不联系实际的改革，解决不了问题。改革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更是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这既是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可轻视。

 

        关键词：城市病 三农凋敝 党政改革 

 

 “十三五”规划即将开始了，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我们能不能走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艰难时刻，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我们的改革上是否有大手笔，与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没有两样，成功了就成功了，失败了还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

 

大手笔，不是“赶英超美”式的盲目“大干快上”，是要针对不同问题提出全国的解决方案，各业综合考虑的结构性改善措施，形成科学合理的调结构的大调环境，只是说没有示范不行。国家、省、市、县各级都有自己的经济、社会调结构的详细方案，分步实施，才能取到效果。

 

当今中国社会问题比18大前并没有减少很多，只是心理上在反腐强大压力下有所缓解，且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老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城市病问题、三农凋敝问题、党政领导问题。

 

一、如何化解城市病问题

 

目前，中国大城市病已经病得不轻了，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系统的解决这些病根的措施出台，任其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居民待遇差别利益在原有既得利益圈子之间博弈，没有大格局视角下的大利益调整，很难取得效果，改善目前的状况。

 

治理城市病的利益结构调整最核心的问题是疏解城市资源，建设以中小城市为容纳人口主体的城市结构。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入北上广深。

 

1、城市病治理要疏导结合。人口流入城市不能只一个“限”字。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深圳，它本来就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两千多万居民，只有几百万人有户籍，这种假、伪城市化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深圳早就演变成一个普通城市了，再也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了。中国需要有“新深圳”为中国经济社会带头、示范、引领。

 

北上广可以限制人口流入，流入人口要进入“新的社会‘高考计分’入户”，深圳绝对不能这样办，深圳不仅不能限制人口流入，而且农民工、文盲，甚至非恐怖份子的“流氓”，只要他要求入户，政府只能按其要求入户，能不能生存下去不是你政府要考虑的事情，也不是你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个人自己的主权，国家讲主权，个人，也有个人的主权，国家也要尊重。

 

如果深圳也有城市病，哪就向外扩张，吃掉广东几个地市，吃掉珠海也是可以的，深圳经济要发展到比香港强一百倍，人口是他的10倍……。

 

北上广可以限制人口，也不能限制大学生。全国各省会城市要形成竞争太势，谁限制大学生落户，谁就是傻瓜，近三年新增劳动力下降了近千万，大学生是发展与创新的源泉。

 

2、疏解城市资源就是利益调整。北京为缓解城市病，把北京市政府外迁通州，这个方案是小农、小市民意识下的内生式调整，没有大视野。是不对利益作任何变动下的方案，是怕矛盾、避风险的“平稳太平官”作风下的产物，不是大战略下的举措。北京任何组织可以迁出北京主城区、老城区，就是北京市政府不能迁，迁出了就不是北京。

 

京津冀协调发展方案也是小方案、农民意识方案，没有大战略。大战略只要三句话20个字就说清楚了。现在的京津冀协调发展方案多少字？越复杂说明出发点有问题，想把理由论辩清楚，却越辩越让人糊涂。

 

京津冀协调发展，要把京津溏连成一体，成立京津溏大区政府，撤销京津溏三市现有政府，创设新型城市群的基层政权，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重新作出城市规划，对用水用地、人口分布、产业布局、政府服务作出调整。

 

北京有了环状路，全国的城市都在建环线，环状线道路是把自己围成死城，要建设开放的放射状线。环线思维与放射思维展示出小农小院与外放大视野两种思维模式，结果与效果完全不同。

 

疏解城市资源只有在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下才可以实施，过10年再调整，难度更大。而且，现在调整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只会有助力副作用小，放眼更长时间，现在不做，将来必定后悔。不仅京津冀协调发展是这样，全国各地都有城市群之间协调发展问题。

 

3、如何化解城市人口捷径迁大学——“前店后厂”居住。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拥挤的主体，主要是在校大学生这样的暂居人口和上班族。上班族是因为住房商品化造成的，原来上班是“前店后厂式”的居住方式，上班走几十米就到了办公室，住房商品化后带来巨量人口早晚迁徙。

 

在住房商品化政策不变条件下，也可以解决巨量人口早晚迁徙的交通矛盾，单位自建商品房，成本价卖给职工，人出房出，作价收购。

 

中国所有大学都应迁到边远小镇上去，不允许大学集聚成城，一所高校就一个小城镇，带动小城市建设。

 

中国化解城市病，中央的大手笔只要这三条就够了。其他的事是各省市自己的事，中央只管大方向。

 

二、如何化解三农凋敝问题

 

中央出台让农民工进城买房，是错误决策。真正的农民工没有几个想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是老板、技术工人，也不会当农民工，他们没有能力在城市住下去，也不习惯城市生活。中国政府不需要关心农民工的居房问题，他们有工棚住，老了做不动了就会回老家住去。

 

1、让中国农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城市活得有个人样。农民工中的老板和技术工人早就在城市买了房或租房住在，只是政府没有给他户籍罢了。真正需要政府关心、给他们住房的是：老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农民工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们。他们没有回乡的意愿，本就打算在城市居住，只是目前没有钱买得起房，政策限制没户籍的人不准买房。

 

在城市打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奋斗、在积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提高能力，他们是中国经济活力所在，是社会主要劳动力。政府最应该给他们户籍，让他们自由地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再也不能让中国的大学生们与农民工们混为一谈了，更不能让他们成为第二代、第三代的“农民工”了。

 

只要是大学生，只要在城市找到了正当、合法工作，凭就业单位证明就应该给他落户，不要打什么分了。而且，要允许大学生的配偶、子女同时落户城市，且不实行差别待遇，这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2、农村的山水、林草、空气和土地资源是城市的稀缺资源。当城市病产生后，农村的自然资源、生活方式、原始生存条件、农耕资源等就成了稀缺资源，这些资源如何实现有条件与城市人口共享就是解决三农凋敝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是农产品要大幅度涨价，主要食品的农产品要上涨到目前世界市场价格的三倍以上，除60岁以上的农民生活补贴外（不能叫退休费，退休费是交了养老保险金的人的待遇），取消其他补贴，政府只能鼓励劳动，不能鼓励懒汉。

 

二是鼓励城市私人资本下乡，鼓励成立私人农场或庄园。农户承包土地入股，自愿加入农场或庄园为员工。

 

三是鼓励城市大资本下乡，鼓励成立区域农业生产发展公司，甚至可以集团化发展，取代村一级的行政政权，让农民整村转入公司为员工，承包土地整村入股。

 

四是在人口稀少大山区、边远地区，大力发展旅游业、休闲业、别墅租住业。

 

五是发展城市老年人回乡、下乡居住庄园业。城市大量老年人口可以自愿在农村长期居住。

 

3、农村如何吸引大城市资本、人口、组织集聚成小城镇。创设县辖市，让大城市居民和组织，如高校、医院等进驻小城镇，既疏解大城市人口，又让农村人口就近就业。要让小城镇成为中国最佳宜居城市。

 

2020年前消灭贫困人口，最后必然有一些人是无法解决的贫困人口，以县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国营农、林、牧场，能劳动的劳动，不能劳动的就由政府养起来，但不能分散给钱养。

 

三、如何化解党政领导权力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快有100年了，执政也快有70年了，应该说再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党，有能力对腐败等问题下决心做一些“现代化”的改变。

 

一是权力生产现代化。中国之所以普遍存在贿赂行为，是因为中国权力生产者太过集中。尤其是县以下的权力、基层组织的权力生产要还权于民。而且，对素质普遍低下的群众集体组织，却不能还权于民，还是要集权于党。

 

现在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学校和医院都是上级任命干部，而农村却要民主选举，搞反了。民主只能是在知识人群占主体地位的地方民主选举基层领导干部，在农村人口没有严格的经济管理组织，又是低文化素养人群占主体情况下，不宜实行民主选举基层领导。

 

领导者的权力由谁生产出来，就服务于谁，就贿赂谁。在基层,政治问题不是主体，只有经济利益才是主体，普通群众是跟着经济利益走，不是跟着政治权力走。基层要实行民主选举，但只能在知识人群占主体的单位实行。

 

二是管理公权现代化。基层的共公权利是最难协调的，党和政府的触角到了基层，就是公共服务质量决定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县以下基层公权分配问题需要创设新体制，基层需要人代会，需要政协，但要变革。

 

除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外，其他公共权利必须透明，必须有公议、公决的体制与程序。谁来公议、公决？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展开，既要有民主过程，又要有指定人选，既要尊重民意，又要把握方向。

 

党政高级干部财产是否需要公开，倒不是很急迫的问题，而县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财产公开倒是很有必要。中国基层治理比起中央层面的治理现代化更为重要和紧迫。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党政领导与民众最近，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党的实体代表，他们腐败了，老百姓就认为是党整体腐败了，不然，这么小的官怎么这么坏呢？

 

中央的公共权力也不是无限的（除革命时期），各级政府权力之间也有一个分工问题，上层权力不要干涉下层权力，下层权力也不要干扰上层权力，是那一级政府的权力必须明明白白，财权与事权也要明明白白，部门与部门之间更要清清楚楚。各级、每一个党政机关和部门，都要把自己的职责与权力一条条用铜牌雕刻上去，挂在大门口，贴在自己的网站上。现在是一本糊涂帐，谁也搞不清楚。

 

三是公私权力现代化。公权与私权要分开处理，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甚至家庭与个人权利也要有一定的法律明确，公权不干涉私权，私权不能渗入公权，家权与公权要隔绝，让社会权利运行有红线，有区域，越界有罚则。

 

结语：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可轻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就要靠具体的利益调整实现，消除小矛盾，防止出现大矛盾，大矛盾激化就是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