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原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要过三关: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大概在五年前,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五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它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时间争议比较大。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达到4%左右。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
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降得过快。所以还在稳增加,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能不能准许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进入,以利于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讯市场,理应成为电讯资费最低的市场,要达到低点,还是要放开准入。另一个是石油,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打通国内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对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得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去五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说到通缩,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地收缩而形成的。PPI的下降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也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上来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产能。比如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减产能并不是在优胜劣汰下关停企业,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更大。因为减产能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这些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有人提议让僵尸企业退出,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但是停产以后问题更多。企业坚持下去,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靠这种方式支持的话,也非长久之计。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对银行坏账,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第二,转型升级,比如机器换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
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比如出现Uber、滴滴打车这些企业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发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甚至是严重冲突。这对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那种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现在特别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产生出正确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进一步放开准入;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的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种情况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地增长。
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关键问题是这几关能不能过得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深化改革。
(来源:国内动态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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