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该书纵论古今执政集团兴衰之道，鲜明批判制度决定论和选举迷信，探讨了中共如何提高组织社会的能力和理论能力。潘维教授是一个颇具思想创造力的学人，其观点引起过思想界和社会的热烈讨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曾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超千万次。

      【摘要】农民有组织，集体有力量，政府和法律才会向着农民。不尊重农民集体就是不尊重农民。直接插手集体内部事务，企图以“资本下乡”的外来商业势力去组织农民，搞各种“花样”去削弱农村集体，就是对农民集体的不尊重，也就是对农民的不尊重。

潘维

      有些学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农地“所有者缺位”。依他们的逻辑，只有私有财产才叫“产权”，国有和集体财产都是“无主”的。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属于私有，这从来没成为过问题，但耕地和宅基地是集体财产，这也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法律规定不存在概念定义不清的问题，只有被曲解和违反的问题。

      都“市场经济”了，我国为什么还拒绝国有也拒绝私有，坚持耕地和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理由有五个。

      第一，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为非农土地国有，农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国家征用农地就必须给予农村人适当经济补偿，并担负起为失地农民安排未来生活的道义责任。这个责任，公司绝不愿承担，也绝不会比国家更有承担能力。公司随时可以关门“跑”掉，但国家“跑”不掉，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至少还有“找补”的对象。

      第二，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我国从南到北，从海岸到高山，加之历史变迁，农村各地人地之比差异巨大，不同的集体凝聚力也导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为农地集体所有，各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和弹性。正因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们认可的公平条件下出现了“承包专业户”。

      第三，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宅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色。农地私有，发包耕地和分配宅基地就失去了主体，失去了法律依据，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废除了集体这个“地主”，废除了集体权利，公平、道义、安全，就都没有了载体，连残疾人和五保户都没人照顾了。

      第四，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权利”不是什么天然的东西，而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其实，购买一两块“水系”上方的关键地块就能使临近农户就范，遑论今日之公司惯于雇用黑社会势力威逼农民。就对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集体远强于个体。政府一纸“村集体里所有户主签字同意”的规定，就使资本渗透的难度大为增加。

      第五，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没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农村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甚至无法接受政府转交的城市“惠农”援助。风灾后的缅甸就是例证，冰灾震灾里的中国就是反证。非农地的国有，农地的集体所有，是工农联盟的两大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协调和领导工农联盟。没有了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乡村政府就必然被资本俘获，我们的共和国就不再是人民共和国。

      基层不稳，天下大乱。向农地集体所有权“下刀子”不是“深化改革”，而是代表资本“自由”的利益去“闯（人民利益之）关”，革农民的命。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不是进一步削弱农村集体，而是党要夺回基层政权，巩固基层政权，加强集体所有制。只要中国共产党没有被资本俘获，所谓“新的土地革命”就不会发生，烽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也就不会出现。

      反对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通常会提出以下两条理由，貌似代表农民“致富”的利益，实则掩盖了代言“资本”的实际。

      第一，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勾结腐败的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正在大量卖掉农民的土地，还压低出售农地的价格，贪污了卖地的收入，让农民吃了大亏，不如实行私有化，把卖地利益留给农民。如此的判断很轻浮。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1）转为非农用途的土地确实会大幅增值，但数量很少，涉及的人数也很少，并非全国农村的情况。自从有了农地“售卖”的最近20年，流转为非农的农地总共才5%，涉及的农民也才5%，主要是城郊农民(还有些水库和道路用地的移民)。凭什么依据5%的“农转非”用地来改变全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我国的耕地不能再“农转非”了，耕地的非农转化已经接近极限了。我国现有耕地18亿亩多点，政府已经划出了18亿亩耕地不得“农转非”的绝对底线。总体上，我国的城市用地极为“粗犷”，若照日本那样精细规划，现有的城市土地已足够使用。

      （2）那5%的城郊农民并未“吃大亏”，变得贫穷。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后的土地增值差价不能算作对农民的“剥夺”，那样算账是故意算“糊涂账”。正如经销商可能比生产者赚得多，在世界多数地方，土地“农转非”的主要增值收益不可能由农地的个体地主获得，而是由规划和批准土地用途的政府及投入巨额资金的开发商获得。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农转非”的土地补偿价一直在成倍上扬，拥有区位优势的城郊农民得到了实在的好处，顺利转化为市民了。学人不能信口雌黄，国有化那5%的土地不是农民变穷的原因，而是城郊农民变富的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城郊农民大多盼望耕地和宅基地尽早被国家“征用”，并为获得更多的补偿而密集栽树，加盖房屋层数。

      （3）我国确实存在农地征用价格不公道的问题。价格不公道的问题有两大因素。其一，为控制工程腐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刚性，缺乏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弹性。增加弹性比想象的要困难，但也正在解决之中。其二，官宦子弟或奸商办“公司”跑马圈地，贿赂地方政府官员并勾结本地黑社会，强买农地和林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或盖别墅、开小矿。这种“资本下乡”给农民补偿很低，还搞“分期付款”，不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此事的环节通常是：县政府官员被上级派给“招商引资”的指标，这“指标”又被“分派”给乡镇政府，“公司”则乘虚而入，来“投资”，通过种种贿赂手段要挟两级政府和村干部帮忙压低土地价格。结果，村干部被“公司”勾结县乡两级政府“逼良为娼”，伤害了自家乡亲们的生存利益。这与集体所有制何干?此种情形虽不多见，但全国各地都有，林区较农区多，偏远地区较发达地区多，是引发群体抗议事件的主要原因。问题不是来自集体所有制，而是来自“资本下乡”的冲动，来自当地政府官员腐败，来自集体太软弱。恰恰是因为集体所有制被虚化和村行政的灰色化，“公司”才有机会勾结腐败官员去俘获村干部。农村集体是腐败官员和贪婪资本的最大障碍。倘若没有了集体，农民保护自己正当土地权益的能力会大大降低。若地方政府服从“以人为本”的中央新政策，取消“以资为本”的“招商引资”，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当然要在“公司”控股占大头。如果资本放弃了，就只能说明他们的“利润”仅仅来自剥夺农民土地，就不值得来“投资”。

      南方山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把“野林”描述为“荒山”，不惜砍掉“野林”让“公司”去种柑橘之类的经济作物。那些政府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无知无识的原始野蛮资本主义，既破坏生态导致水土流失，又破坏物种多样性。几口橘子汁哪里抵得上我国美丽的原生山林啊!与其低价卖给野蛮商人，还不如将其“国有化”，由当地林业局封山育林，保护起来。生态林的前途在于国有化，经济林的前途在于集体所有制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第二，声称农村耕地和宅基地“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如此，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不能卖地卖房，所以贫穷。倘若耕地和宅基地私有，农民个体就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就能“致富进城”。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农民卖地卖房能否“致富”；其二是判明“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功能。

      (1)在真正的农村，倘若不违法改变耕地的用途，房和地“押”不出“资本”，押不出“进城”生活的货币。那点钱只能换走农民生存的安全。农村集体不是农民贫穷的原因，工业时代财富形式的变迁才是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的时代里，农产品只可能让极少数占有巨大面积耕地的农民“致富”。卖2亩耕地和1所乡间陋房，不会让农民富裕，只会让我国大量农民成为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在强大的资本面前，软弱分散的农民卖地卖房叫“自由”？论述资本主义导致农民破产起义的名著汗牛充栋，早在上个世纪就成为常识。当那么多信奉私有制的欠发达国家陷入赤贫和无地农民的抗议运动，人口与耕地之间矛盾尖锐的中国凭什么去相信那“个人理性选择”的“鬼话”？在信奉资本的时代，没有集体所有权，没有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助，分散成户的我国农民根本就没有安全可言。幸运的是，中共中央拒绝了少数学人和某些大众媒体的“私有化”忽悠，做出了保护7亿多农民生存安全的《决定》。《决定》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个《决定》还规定：“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

      (2)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代表着一个从历史曲折中磨合而来的出色、精致的“社会机制”，绝非西方教科书里阐述的“生产要素配置”方案，也不是什么私有制或公有制问题。

      李昌平先生研究农村地权问题多年，他从土地权属角度剖析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机制，抽象归纳为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村民“共有共用地”。比如水系(农耕水利之系统)、水塘(汲水淘米洗衣之处)、风水林(村边应有林地的良好风俗)。“共有共用”部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集体，出多少钱也不能分配到户。没了集体就没了“主权”载体。

      第二部分是“按人口分份使用地”。比如耕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资源奇缺的环境里，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公平，保持了人道主义精神，还保持了弹性。其一，“按人口分份使用”有助于集体内部依民俗自我调整，保持均衡，也就是“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定期调整。赵阳先生2007年提供的分区抽样调查显示，85%以上的农民认为在30年承包期内，应当根据人口变化调整耕地，比如每五年或以上微调一次。而且，一半以上的农民有意把“30年不变”解释为“家庭承包制度”不变，而非集体不可以微调。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这是集体内的农民集体行动，既符合多数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人道精神，理应得到政府尊重。这部分利益，过去较多的是“增人增地”，现在主要是“减人减地”。其二，“按人口分份使用”，有助于流转使用权，也是真实有效的“退出机制”。比如集体成员定居城市，土地承包权就要交还集体，即“减人减地”。比如200亩地平均分配给100人使用，每人2亩，但也可以1人承包，向其余99人交承包费，即向集体地主缴纳承包费。

      第三部分是“按户使用地”。主要指的是宅基地。比如每户2人是300平方米，3人也是300平方米。成婚时集体划给宅基地;全家退出集体，宅基地就交还集体，集体补偿地上房屋。

      第四部分是“集体机动地”。比如村集体保留至少5% 的耕地。增人了，把地分出去;减人了，把地收回作为机动地。机动地发包出去，集体就有收益，可以解决五保户问题乃至公共利益问题，包括村干部的工作补偿。办加工业、养殖业、种植业，开河渠，兴学校，搞文化建设，修路架桥，等等，都要占用村民承包地，就用机动地补偿。可以说，类似农村传统社会的“祠堂地”，机动地是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基础，也是家庭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天然调节阀。

      概言之，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四大类使用方式，构成有机的社区整体，是有弹性的共有私用制，官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农村集体的弹性共有私用制海纳百川，能容纳各地农民的首创精神，容纳道义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容纳如瑞士般富裕的华西村和奇特的南街村，并且催生了“乡镇企业”这个世界奇迹。声称农村集体所有权“虚置”的学人不了解农村社区，把农村“想象”成了城市，把我国农地的“共有私用”误认成“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争。倘若搞“永久”的分光吃净，就挖空和否定了中国精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集体成员的“退出机制”就受阻了，农地的流转就不顺畅了。全家搬进了城里，却成为“不在地地主”，把土地无偿交给外来亲友种，导致“耕者无其田”，甚至大量土地闲置抛荒。农户分光吃净至“永久”，“地主”就废了，农村社区这个有机体就垮了。农村社区垮掉就出现权力真空，就必然有黑社会来填补。农村社区的崩溃并非“自然”，而是直接干预社区内部组织，令其削弱的“政策”使然。食洋不化，教条主义地理解西来的“国家—社会”两分思想，就不懂得传统社会里的“乡绅中国”，就不懂得政府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民民主”，结果就是政府脱离人民，政府被资本俘获，人民被资本欺辱。

      据说，保护农民地权的主体有三种：政府、法律、集体。有学人认为，政府不保护，集体不保护，只有法律可以保护农民地权，故动辄谈论(个人的)“法定权利”。法是人执行的，怎能成为“主体”?资本强大，所以被法律和政府尊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集体的农民是分散软弱的，谈不上被政府和法律尊重。农民集体所有权就是法定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农民有组织，集体有力量，政府和法律才会向着农民。不尊重农民集体就是不尊重农民。直接插手集体内部事务，企图以“资本下乡”的外来商业势力去组织农民，搞各种“花样”去削弱农村集体，就是对农民集体的不尊重，也就是对农民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