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十年来，某些历史学专家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发展作用，宣称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阶级，资产阶级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所以农民战争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多少进步作用。在这些专家的带领之下，社会舆论竞相效尤。不过，这些专家或许是遗忘了，也或许是故意的忽视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现在，美国学者通过现代化的数理统计得出了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似的结论，即农民革命战争才是埋葬腐朽的门阀士族势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原因。

关于魏晋时代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多年来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大体说来，当下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是世家大族之间的相互倾轧与放弃兵权、重文轻武导致的。到南朝开国皇帝刘裕的北府兵兴起之时，士族便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了。也可以说，门阀士族是自己把自己玩儿坏了，是一种自我毁灭。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其中明确强调门阀士族居于政治的主导地位仅仅限于东晋一代。

第二种是认为是庶族地主的逐渐兴起和对于士族地主的打压造成的，尤其是武则天时代对于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的打压是根本改变士族与庶族力量对比的标志。著名的所谓“民国大师”陈寅恪就是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是认为隋唐科举制度的兴起是根本改变士族与庶族地主力量对比变化的根源，士族门阀的衰败灭亡和庶族地主的逐渐兴起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贯穿了整个隋唐时代。两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大约是在安史之乱前后。这也是当下史学界中的主流观点。

第四种是认为高级军官的武装叛乱使得世家大族走向衰亡。持这种观点的历史专家们认为南朝侯景之乱是根本改变士族与庶族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

然而，以上几种观点都有着各自无法解答的问题。例如，认为在东晋灭亡时门阀士族就已经退出了政治中心的人忽视了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的权力本身就是虚弱的，门阀士族本身很大程度上就高踞于国家之上，这种渗透于整个社会层面的“超国家政治”或许比国家政权更具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仅仅考察的是南方地区，而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是在北方。例如，在隋朝灭陈之前，北方人口达到360万户，南方人口只有50万户。虽然说人口统计不一定准确，但是北方的政治经济实力远高于南方当属事实。即使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世族真的有所削弱，北方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代表的一部分把少数民族门阀士族化的努力某种程度上又巩固和加强了北方门阀士族的统治。如果站在中国的整体来看，显然不能说是门阀士族的终结。持侯景之乱结束了门阀士族统治的人，同样有着类似的弊病，并未能够站在整个国家的全局来看待问题。

关于认为武周时代庶族地主兴起和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导致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人则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他们忽视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一方面，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发展的确对于门阀士族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武则天时期对于李唐皇室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的打压则对士族冲击更大。但是，这种冲击本身还是带有反复与曲折的。像武则天政权结束之后，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世族集团便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政治势力。唐朝后期长期存在的牛李党争，一方面证明了门阀士族已经难以垄断政治，另一方面同样也证明了门阀士族仍然足以在政治舞台上占据半壁江山。

另外，以上几种观点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数据计量分析，对于门阀士族政治走向衰亡的原因及标志基本上是出自个人的判断和猜测。这样一来，其结果也就在说服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欠缺。而近年来，美国学者则通过数理统计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美国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于2014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对唐代墓志的分布和对墓志内容的统计分析，并得出了全新的观点：在安史之乱之后乃至藩镇势大的中唐晚唐时期，门阀士族虽然经历了多次冲击，科举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统治阶层的核心仍然是由贵族所把持。而在黄巢起义之后，门阀士族几乎被一扫而光。本来代表着权贵出身的墓志在这一时期之后，因贵族群体四散而亡，鲜有人还有能力和精力为家人妥善安葬、撰写墓志碑文，所以墓志数量急剧下滑。也就是说，门阀士族走向灭亡不是因为忽视政治军事权力的“自我毁灭”，也不是因为庶族地主和高级军官们与士族地主之间的上层倾轧，更不是靠国家政权推行科举制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黄巢起义这一农民革命的结果。

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也通过数据统计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姜士彬(David G. Johnson)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做出了数据统计，结果是：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时则接近74%，而北魏、西魏和北周都超过了75%，东魏北齐的比例则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后期则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群体的比例只有大概2.5%。

也就是说，美国学者通过对高级官员出身的分析和对社会上层人士墓志铭的分析结论是相同的，都揭示了门阀士族的灭亡是黄巢起义这一次农民起义的结果，所有上层倾轧和各种改良运动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大的。

然而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震动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结论其实并不新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热的时候，持黄巢起义埋葬了门阀士族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是少数。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史学界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不断的攻击农民战争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黄巢起义埋葬了门阀士族这一观点便越来越鲜有人提及。开头提过的几种观点都忘了一个毛泽东主席指出过的最浅显的道理：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因此，与其说中国史学界是在学术方法上的落后，还不如说更大程度上是历史观的偏差。近几十年来，某些历史学专家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发展作用，宣称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是一个落后的阶级，资产阶级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所以农民战争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多少进步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群众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被自上而下看历史的精英史观所代替，历史学特别是古代政治史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只注重上层人士的改良运动以及相互倾轧的现代版“宫斗史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学术创新”，自然也就距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在这些专家的带领之下，社会舆论竞相效尤，从《明朝那些事》之类的通俗历史读物到层出不穷的宫斗戏，几乎无一例外的将普通群众摒弃于历史之外。不过，这些专家或许是遗忘了，也或许是故意的忽视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就是习总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说的：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但是，一切刻意忽视群众的历史研究终究是不能长存于世的。现在，美国学者通过现代化的数理统计得出了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似的结论，即农民革命战争才是埋葬门阀士族势力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国学者不一定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也许还会站在贵族的立场为他们唱哀歌。但却客观揭示了这种巨大社会变革的真实动力。这在引起中国学者们惊叹与震撼的同时，恐怕还是应该认真的想一想：自己过去的历史研究是否太过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贯强调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并且不要忘了，和对待门阀士族时几乎赶尽杀绝不同，正是当年黄巢起义时农民军首领对于知识分子刻意的照顾，才促使了宋代以后士大夫取代门阀士族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就用被今天中国学者们视为大老粗的黄巢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吧：

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