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地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对此，许多人感到困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要解决这个困惑，首先要找准问题的根源。今天我想从经济全球化问题切入，谈谈我对世界经济的看法。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全球化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全球化，不应该是少数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而应该是大多数国家主导、让大多数国家分享改革成果的全球化。这一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同习主席2013年提出周边外交的“正确义利观”是一脉相承的。这次演讲，是习近平主席进一步阐述“人类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一问题的看法，提出了中国主张的建设公平正义新世界的思路。

正确义利观：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

发展中国家如何对待全球秩序、如何处理和世界强国的关系，是现代化道路上又一个难题。

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指出：

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最能够体现“正确义利观”的，首先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像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简单地加入全球体系，成为世界体系的一环，而是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改善全球公平，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个最为流行的批评就是“闭关锁国”。我们并不同意这个批评。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闭，首先是被列强封锁，而不是主动封闭。中国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但是超级大国不肯给中国公平的待遇，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就只能被迫封闭。

在反对美苏两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同时，中国外交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恰恰相反，正像当年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中国共产党面对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提出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判断，把目光投向了美苏之外的广大中间地带。

“两个中间地带”，体现的是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在这一大思路下，20世纪60年代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两个中间地带”。其中，对“第一个中间地带”即亚非拉国家的支援，包括在政治上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先后会见数百位来自亚、非、拉的各阶层人士，多次发表谈话和声明，公开支持亚非拉民族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反霸、维护主权的斗争。

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既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也是基于共同的国际利益。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的旗帜，是经济利益和道义责任的统一，成为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的一面旗帜。

中国援助第三世界的启示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既能够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但是也可能陷入全球化陷阱，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应该尽力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二种前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正是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高峰期，而且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的做法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公平化。

正如习近平所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以义为先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中国外交的这些无私理念与付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西方道路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1825年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到1914年“一战”爆发，资本主义经历了“百年和平”，诞生了第一批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也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体。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不到1/6，而当剩下5/6的广大国家和人口追求现代化时，他们发现，发展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先行的那些国家。一方面，落后国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资源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现有的强国总要用各种办法，维护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维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全球体系中，突破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抑制，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一点都不孤独。马克思发现的规律仍然顽强地起着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机、越是接近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就越强。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改变了形式，从直接的军事占领变成了依靠金融、跨国公司、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仍然为数不少的军事侵略。这种发展方式，固然在一段时间内使南北两大阵营各取所需，但是时至今日，其负面弊端已经充分显现出来，那就是欧美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而主要依靠资源输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么丧失经济收益和经济主权，民族产业被摧毁，要么因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背负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透支了资源和环境。说白了，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不要盲目乐观，他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前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

“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周期律，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在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对于少数小国来说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小经济体），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资源和地缘条件，改变不了对大国的依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特别是在那些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中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避免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对外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正是没有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

建设公平正义新世界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和中国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中国历史上就有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在人类早期的各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包容性最强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就是同具有很强的吸收和包容能力有很大关系。

当前国际经济失衡，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失衡，具体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主要的超额利润和经济技术的制高点，通过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刺激过度消费，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劳动和资源的输出地，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垄断、贸易保护、军事和文化输出等方式，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但是缺乏足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只能靠炒作房地车和金融形成泡沫，而广大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有巨大发展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资源和人口，但就是由于缺乏启动现代化所必须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陷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是要缩小这种不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让发展中国家具备发展的能力，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银行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提出和美国等世界强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具体步骤。

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主要方针是同发展中国家一起，互相帮助、联合自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努力创造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中国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利益是同世界上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致的，只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权益和利益，中国的发展权才能获得保障。

天下大同，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各民族从未像今天一样，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但是，今天的世界，又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和平的世界。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并没有实现人类的共同命运，反而制造和扩大了不公平。中国在历史上也曾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且发达国家也最终受害于这种国际秩序。如果能够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那么就说明人类找到了一条新型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道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找到一条实现人类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也只有找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