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回望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我们可以发现，奥巴马所承诺的“改变”（2008年）与“希望”（2012年），压根没有实现。且不论这种评述是否足够公允，美国的财富日益集中和贫困问题事实上日益严重是不争的事实。针对美国的贫困问题，选取了三篇美国人自己写的报道来进行观察。这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东部（纽约州）、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和中部（伊利诺斯州）三个较富裕州的贫穷状况和成因。

2015年美国GDP总量（current-dollar GDP） 为17.83万亿美元，其中加利福尼亚州2.46亿美元，名列第一，纽约州1.44亿美元，位列第三，伊利诺伊州0.78亿美元，排名第五。但是，这三个州的经济的共同特点都是制造业弱，金融业等第三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发达。随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服务业提供的低收入就业岗位增加，传统制造业提供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减少，导致美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在2015年已经低于5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正如奥巴马2016年10月在《经济学人》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1953年，25到54岁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这一比例是12％。1999年，23%的青壮年女性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这一比例是26％。” 没有工作机会就等于丧失了劳动权利，美国是一个工作社会，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就丧失了个人通过奋斗实现物质丰富和社会价值的唯一途径。大批量失业带来的恶果就是社会贫穷，而社会贫穷直接体现在温饱问题上。

布鲁克林的食物短缺

与纽约的秋天同时到来的，是一大批新开张的餐馆。因此，每年九月都会有一个美食排行榜，遴选最被看好的20到30个餐馆以飨食客。毫不意外的是，相当比例的新晋上榜餐厅选择落户在布鲁克林区，该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美食界的称号——NBC（新布鲁克林的美味）。但是过后不久纽约食物银行（food bank）的报告显示，布鲁克林区不仅仅以高达20%的居民身陷“食物不足”（food insecurity）困境而位居纽约各区榜首。这是怎么一回事？

 “三餐不继”（meal gap）是该报告所研究的关键性概念。该概念旨在计算一个家庭一年内，得到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提供的营养援助计划和学校提供的免费午餐等多渠道帮助之后，仍然需要挨饿或者吃不饱的次数。该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布鲁克林区的居民遭受“三餐不继”问题的增长速度是全纽约最快的——在过去六年中，该区的居民们有1300万顿饭是短缺或者填不饱肚子的。

根据布鲁克林的社区分布绘制的三餐缺乏地图会让人大吃一惊，它展现了富裕和贫穷之间的联系。贫穷增速最快的街区是那些来自外部的冲动对本地建筑改动和翻新最厉害的区域（贝德福-史岱文森、皇冠高地、普罗斯派克特-莱弗茨花园），以及原来的居民被驱逐的区域（卡纳西、东弗莱布许、布朗斯维尔、大洋山），这些因素促使租金飞涨。布鲁克林的失业率比布朗克斯要低，而且两个地区的食品消费额没有太大差别。因此研究人员认为住房花费是导致食物匮乏的主要原因。

针对食物短缺的情况，布鲁克林成立了贝德福-史岱文森反饥饿行动组织，它是最活跃的食品救助站之一。坐落在布鲁克林贫困浪潮的中心，即贝德福和史岱文森的交叉口。某天早上我们参观了此地，排队等候救助品的队伍很长。维罗妮卡·朗格兰德同她的丈夫和独生子住在一个棚屋里，她定期来这里（因为食品救助站规定每人每月只能领取一次救济）。她告诉我，家里的总收入、算上各种福利，每月不超过700美元。维罗妮卡喜欢把烤核桃碾碎洒在蜂蜜上给她儿子当零食，但是她自己买不起——对她来说，这些都是奢侈品。每个人在救助站可以领取的食物，以美元计价，但数量多少因个人或家庭的情况而定。

塞缪女士表示，过去三年里相对积极的变化是人们领取救济的行为模式：现在人们会在每个月月初来领取救济，而不是拖到月末，因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基金花完后，它面临着几年内被砍掉的局面。人们先来食品救助站领取鱼肉和鸡肉，然后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发放的福利金去市场中买更多、更有用的东西。

贝德福-史岱文森反饥饿行动组织还种植着一块生机勃勃的市区菜园。这块菜园位于富尔顿街和萨拉托加大道的交叉口，里面种着甘蓝、莙荙菜、其他供应给食品救助站的蔬菜，以及出售给当地餐厅的药草——这也算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了。然而，这块地不可能种房屋。菜地周围的街区里是相对较新的、楼层不高的住宅楼，菜地只能是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却对增加这些家庭所急缺的住房等资源无能为力。

新鲜的农产品当然是美好的，但是，能够帮助到布鲁克林的穷人的，也就如此了。

加州——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州

硅谷。好莱坞。扎克•伯格。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拥有巨额的财富——富裕到足以匹敌世界上许多国家。美国其他州就更没办法与之相提并论了。如果加州独立成国，它将会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

然而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加州既是最富裕同时也是最贫困的州，它以高达24%的贫困率位居美国各州之首——这说明大约1/4的加州人生活穷困潦倒。在加州这种人口众多的大州这个比例极其惊人——约等于九百万贫困人口——这差不多是纽约市的人口总和。

有些专家把金州（加州的别称）称为“傻瓜的黄金”，意即除好莱坞和谷歌的阔绰富豪外，大部分人都生活的异常艰辛。从索诺马到圣地亚哥的加州沿海地区富得流油，但其他地方，尤其是内陆，人们还在为基本生活需求而苦苦挣扎。

MEND是一家帮助低收入家庭的机构，其接待中心的协调员威尔逊•赫瑞拉告诉《赫芬顿邮报》的记者，他亲眼见证了过去几年里求助者人数的迅猛增加。

“他们来这里都是因为有需求，食物摆上餐桌的需求，”威尔逊说，“即使家中有一人在工作，可仍然养不活全家人。”

许多加州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遭遇了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厄运。赫瑞拉说五年前一名建筑工人每小时可以挣35美元，现在同样的工作却只能挣10美元。

加州的一千五百万拉美移民中有近1/3生活在贫困之中，是贫困的主要受害者。但是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加州现在对移民工人的吸引力大不如从前，因此移民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为高昂的生活开销和健康保险，许多中产阶级或者曾经的中产阶级的人们都在勉力维持，尤其是较年长和已经退休的人。 凯瑟家族基金会2013年发布的报告指出考虑到高昂的住房花费和健康保险支出，年满65岁以上的加州居民中有2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年收入在1万6千美元左右。

阿拉米达县的社区食物银行的政策和服务总管艾力森•普莱特告诉《对岸时报》的记者，大批的人“掉进了裂缝中”，因为收入处在中产阶级水平的人也常常支付不起加州高昂的物价。

即使年收入达到3,5500美元，普莱特说：“他们仍然需要帮助才能吃上饭。因为这些人的收入刚好高过贫困线一点点，所以他们无法获得救助资格，但是这点收入仍不足以支付家庭开支。”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贫困研究中心的主任安•斯蒂文斯在接受《对岸时报》采访时提到高昂的生活开支是导致大量加州家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她说：“从其他地方搬到加州的人都清楚这里的生活花销急剧增长。无怪乎加州看起来更贫穷，因为住房开支恶化了这一情况。加州是个住宿极其昂贵的地方。”

贫穷与郊区

郊区贫穷化正在加剧， 一系列独特的问题 和机遇随之而来。

现在是上午10:05，一个温暖的不太合时令的九月清晨，南巴灵顿市柳溪关爱中心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排起一条长龙一样的队伍，队伍里都是前来寻求帮助的人。

尽管刚刚开门5分钟，已经有大约200名提前到达的求助者在宽敞的等候区等待了。他们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黑人、白人、拉美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还有带着孩子来的一家人。前来寻求各种帮助的人们聚集到这个六万平方英尺、由教堂赞助的食品救助站和社会服务中心。有些人需要儿童衣物或食物，有些人需要住宿帮助、健康服务或法律援助。

随着求助者越来越多——身着柳溪服务中心T恤衫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志愿者——开始向求助者发放装有电池的寻呼机（类似客流量很大的餐厅分发给等座位的客人的震动提醒器）。当有志愿者可以帮他们登记和评估他们的请求时，这个寻呼机就会闪烁并发出嗡嗡的声音。尽管不知不觉就会等上大半个小时，这里还是一派平静，和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医院候诊室或者汽车维修店的等候区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南巴灵顿市不是美国随随便便的一个地方。它距离芝加哥西北40英里远，面积不大但是漂亮高档。这里的住宅大都富丽堂皇，幽静的街道两旁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绝不是那种附近就有贫困家庭救助站的地方。然而每天长途跋涉前往柳溪关爱中心的人们，就在这周边的郊区工作和生活。柳溪关爱中心附属于柳溪社区教堂，这座拥有2万4千名教众的大教堂坐落在南巴灵顿市一片不太平坦的面积90英亩的土地上。

前来柳溪关爱中心的求助者可以让我们一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贫穷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先抛弃贫穷主要存在于城市或乡村的老观念。在过去的20年中，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到新移民模式的出现，各种综合因素共同呈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和城市相比，郊区有更多的人生活在穷困之中。这一事实似乎有悖于过去我们对于美国社会运行的最基本的理解。律师、柳溪关爱中心的志愿者主管和长期服务项目经理凯利•法比恩说，仅仅五年时间，前来柳溪关爱中心的求助者数量已经增加了300%。

没有人比斯考特•W•阿拉德更了解郊区的贫困问题了。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的一名副教授，过去的几年他都在研究郊区的贫困增长情况以及其破坏性的影响。

阿拉德提出四条导致郊区贫困的重要原因。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人口向郊区转移。他解释道：“郊区贫困增长的部分原因在于郊区人口的增长”，“我们已经变成了郊区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郊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城市或农村人口。因此贫困人口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简单的人口流动问题。”

经济变化是导致郊区贫困的第二个要素。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而之后的两次经济复苏都非常缓慢。这一期间的失业问题和收入减少尤其重创了低技能工人，对于他们而言，居住在郊区还是城市， 生活水平没什么差别。“从根本上说，经济萧条和复苏迟缓对于低技能求职者不是什么好事情。”阿拉德说。“只有高中学历的人，70年代或80年代能够在郊区找到一份好工作，现在却非常困难。”

已经露出苗头的郊区社会经济问题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随后的经济萧条而愈加恶化。阿兰德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崩塌狠狠冲击了城郊地区，它放大并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基于制造业转为面向服务业 。”

阿兰德还表示移民模式的改变是导致郊区贫困的最后一个因素。与20世纪不同，城市已不再是现代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了。如今许多郊区成了新移民的首选，因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早已在此站稳脚跟。初来乍到的移民往往也会在此定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这里找到工作。“甚至是有些学者也强调郊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对于许多低技能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而言，郊区的工作机会并不一定高于城市。”

郊区贫困模式在莱克县极其明显。莱克县是芝加哥北郊的一座城市，占地面积444平方英里，拥有52个自治市和18个镇。许多芝加哥地区的居民一直认为这里是财富的聚积地，在诸如森林湖小镇的地方，收入丰厚的职业运动员和商业巨头们常常隐居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门森严的豪宅之内。但莱克县还有另外一面，救助需求惊人的一面。

阿兰德表示“莱克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富可敌国和穷困潦倒并存于此。这里既有腰缠万贯的富豪，也有徘徊在贫困线边缘或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莱克县社区基金会是本地一家募款资助救助中心的机构。该基金会2012年发布的报告指出莱克县大约有40%的居民租房或按揭贷款买房，每十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莱克县的穷困远远超过许多人的认识，”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西尔维娅•萨尔迪瓦-赛克斯说，“如今大部分郊区的住房都类似于过去大城市建造的缓解住房压力的高楼大厦。”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富裕郊区也开始变得贫穷了。无论何时，很多家庭都会努力保住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阿兰德说：“但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得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徘徊在贫困线边缘或者些微高过贫困线。任何冲击——失业、工作时长缩短、或者生病等——都将是一场灾难” 。莱克县社区基金会证实在很大范围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需要帮助。萨尔迪瓦-赛克斯称“85%以上前往本地食品救助站的求助者都有工作。” 阿兰德认为“即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参与救助，短期内郊区贫困问题很可能仍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历史较高水平，”

美国的月亮不一定比国内的圆。赞美美国自由的时候，应该想想它是不是国富民强的“自由”；歌颂美国平等的时候，应该想想它是不是丰衣足食的“平等”。高度发达的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过大、贫穷难以克服等种种负面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条件下，中国在保持发展的同时不要重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才是王道。

（本文摘编自经略 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