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新闻劳动者通过新闻实践不断复制既有的生产关系,并由此不断接近生产关系意义上的’无产化’的同时,他们的主体意识却给我们展现了阶级形成中的矛盾性和悖论。”这里所说的“矛盾性和悖论”,用不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明明自己是屌丝,还老为权贵的事着急。用这样不好听的话来形容《京华时报》,并不算言重了。
得知《京华时报》停刊和一些相关消息后,我立刻就想起了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一书。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当新闻劳动者通过新闻实践不断复制既有的生产关系,并由此不断接近生产关系意义上的’无产化’的同时,他们的主体意识却给我们展现了阶级形成中的矛盾性和悖论。”(1)
这里所说的“矛盾性和悖论”,用不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明明自己是屌丝,还老为权贵的事着急。用这样不好听的话来形容《京华时报》,并不算言重了。这份报纸创刊于2001年,由人民日报社和北大青鸟共同出资五千万元创办,到2007年时,全年广告收入4.8亿元,纯利润过亿。无论是规模还是收益,《京华时报》都是一家实打实的大公司。(2)
《京华时报》版面
然而,在这份收入过亿的报纸里,采编人员只有100多人,记者的固定工资只有1000-2000元,大多数记者和编辑都是计件工作,在辉煌的报社大楼里工作的员工们,可谓实打实的屌丝。而对于不要命干活的那些人,“通常是24小时开着手机,编辑随叫随到,每月最多能赚到20000到30000元人民币的绩效工资。”(3)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大概估计,《京华时报》中新闻工作者的人均年收入是十万元,所有新闻从业者每年从报社领取的总工资在一千万左右,当然实际的金额很可能比这要低。即使这样,这也只占到这份报纸年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如果还有谁叫嚷着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不存在剥削的话,不用去富士康卧底体验,请看《京华时报》吧。《京华时报》的新闻从业者的屌丝气质,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由于分工的极度细化和权力完全掌握在领导层手中,《京华时报》工作人员几乎不可能去控制最终产品的内容和样式,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丧失主动性和主体性的机械化的工作。事实上,这和富士康的组装劳动并没有本质区别。“报社所有的财政、经营和人事权力基本掌握在社长和总编的手中。上至中心主任,下至部门主任何普通的编辑、记者,所有人员的招聘和任用都要上报社长审批。”(4)然而,处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的《京华时报》,是怎么报道现在这个吃人的劳动体制的呢?
《京华时报》关于劳动体制问题的一些报道
诚然,《京华时报》也刊登过帮助讨薪者或者支持劳动者维权的稿子,可是,一旦涉及到会具体影响到整个劳动群体和资本家利益的事情,《京华时报》就旗帜鲜明地和资本家站在一起了。
直到最近,当《京华时报》宣布停刊并发布《京华时报社员工转岗交流工作启动》通知时,员工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资本家的一份子。“无产化”的新闻记者在“无产化”趋势进行了二十多年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地位,这是对以观察并记录社会为己任的新闻记者多么大的讽刺。
《京华时报》劳动者对停刊转岗声明的反应
《京华时报》劳动者的网络声明
整个新闻行业,从市场化改制以来,在报社、电视台和新媒体工作的劳动者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少,编制越来越少,合同工的比重越来越大。记者的发言权越降越低,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根据新浪网2003年的网络调查,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占总数的73%,10小时以上的占30%;90%的人感到自己很疲惫,仅有10%的人能享受病假,只有7%的女性能享受产假。而85%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情况“困窘”或者“马马虎虎”。(5)
然而,在承受着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痛苦时,新闻工作者们和许多媒体像磕了药一样大力宣传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种种好处。京华时报,不过是这些媒体中的小个子。几十万的新闻工作者,大多仍旧在为市场化和资本与权贵对媒体的控制而鼓掌叫好。在自己无产化的同时,又转身对着底层的富士康民工露出蔑视的脸色。在自己越来越屌丝的同时,用尽辛辣和嘲讽的语句去讽刺比自己更加屌丝的庞麦郎。
某杂志对歌手庞麦郎的报道
有些学者说,在某些特定时代,权贵们擅长给人洗脑,往往能把宣传工作做到深入人心,我想,那应该就是指我们这个时代了吧。
在京华时报停刊之时,觉醒的劳动者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句,每年几个亿的利润哪里去了?是不是也应该最后给我们分一点,让我们失业后有个去处呢?《京华时报》的劳动者一次又一次支持权贵们对劳动者的剥夺,现在,这剥夺终于以极端的形式报复在自己身上。当新闻工作者发出自己的悲鸣时,终于发现,几亿的新工人已经被自己宣传的政策和改革推入了悲惨的生活境地。我们不可能指望生活在中上层的新闻记者,为了劳动阶级的事业去牺牲和奋斗。但是,且不说新闻从业者号称自己是第四权力,且不说新闻学子往往拥有“新闻理想”,想要公正理性的报道事实,想要对社会有所担当,就在最低的层面上,作为受到日益剥夺的劳动者的一员,新闻工作者们,总得抓紧时间为劳动者说一些话吧!毕竟,在BAT大规模控股传媒,记者劳动力后备军越来越壮大的情况下,你们能说话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一粒铜豌豆”(tongwandou_1)
附注:
(1),《作为劳动的传播》,180页。
(2),《作为劳动的传播》,141页。
(3),《作为劳动的传播》,145页。
(4),同上,142页。
(5),李希光、孙静惟,《商业化阴影下的中国下一代记者》,《新闻记者》2004(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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