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时常想起他们那一群人。在他们这些人的故事里，无论是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个人生命力的爆发程度，还是这些故事留给后人的价值，都要胜过古希腊的悲剧，荷马的史诗，甚至是莎士比亚的鸿篇巨著。文学、哲学或是历史学，都不足以描述这些生命所展现出的绚丽与斑斓。这种绚丽和斑斓的生命花，绽放于鲜血淋漓的北京城，绽放于黑暗而穷困的旧中国。绽放在一次次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之中，绽放在一天天伏案阅读、一次次登台演讲，一次次工厂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人是困难的，想要理解一个不同时代的伟人，就更为困难了。我有些怀疑，在今天，真的还有人能够理解89年的那个人吗？

真的还有人能明白，一个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为什么，会为了“愚蠢的”、“不努力奋斗的”、“不够聪明的”、“低贱的”，农民、工人、黄包车夫、流浪汉，献出自己的工资，再献出自己的时间，最后彻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个人，首先要在精神上变成那个人。可是在今天，即使在精神上，好像也已经看不到能变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岁，作为一个教授，正值壮年。可惜他已经死去6年了。五十多岁的鲁迅编撰他的文集，鲁迅先生说他的理论未必精当，但是鲁迅先生又说：“他的遗文都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先生编的这本《守常文集》，是这个思想者的第一本书。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的共产党，12岁的共产党，已经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的宪法上写着“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这是他的梦。

1927年4月27日，他38岁。他的尸体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师生和他的好友抬着他，准备安葬。师生们唱着国际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边哭一边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队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枪击。师生友人们仍然将他的尸体送至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和一块刻有镰刀斧头的墓碑一同下葬。镰刀，是农民的符号；斧头，是工人的符号。用工人和农民的符号来给一个知识分子盖棺定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嘉奖呵？

我只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养的学生们，大批地去到农村、工厂，共产党员快速地增加起来。奉系军阀开始对共产党员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随着他。他的表姑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 ？”

他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 到处都撒遍了， 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 还有那儿长出来， 没有关系 ！”

他的学生受他派遣，开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带着邓中夏，去北京蒙藏学校，给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这些学生，成为了后来内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个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人，叫乌兰夫。他和学生们共同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

这一年，他参与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吴佩孚政府迫害工会骨干。他组织工人举行了浩大的“二七罢工”。吴佩孚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屠杀。史称“二七惨案”。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运动遭受打击。北大的一个学生，在打完网球回来的路上，对周围的同学说，“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证实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从这个学生旁边走过，他也想，工人运动，会从此一蹶不振吗？

但是他见过工人，他熟悉工人。他还见过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来回答那个学生。文章说：“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号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

这一年，他还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 ”，将工人组织起来。一些进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从无产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两年后，“工人同志会 ”改组，成立北京总工会。

这是中国工人最早的政治组织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纪念会上演讲。他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对身边的工人和学生说：“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

这一年，他的同志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场罢工。湖南军阀逮捕了他们，立即枪决。黄爱活到了25岁，庞人铨也活到了25岁。他说：“（黄爱、庞人铨）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 先驱遇验， 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

这一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样，那些“肮脏的”的工人依旧自由地进进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结识煤矿工人，和工人一起铲煤。他带着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笔，写下工人的境况，他说，这里需要一个工人组织。

这一年，他指导许多杂志创刊和运行，《国民》、《新潮》、《晨报副刊》、《每周评论》，他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个被称为“五四”的运动。他到处呼吁：“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劝退。一个原因是长期参加政治活动，缺乏时间学习。国家处在贫穷困顿之中，底层人民普遍遭受着饥荒、疾病和战乱的煎熬。他没有心思搞学术研究。在抗议日本政府的集会上，总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遇到史地教师白亚雨。3年后，领导滦州起义的白亚雨被捕，杀白亚雨时，白亚雨不愿下跪，他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杀的革命党，不过是社会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亚雨，而且决心要比白亚雨做得更壮烈。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反思国家的前途何处，写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之流）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 “

1900年，他问他的老师，“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饭吃？”

这一年，他11岁。

他是一个另类。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个月一百四十块大洋，那时候北京黄包车夫每个月平均能挣六块大洋，但是家里却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单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们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们的。老百姓受苦，被剥削压迫，教授们却长衫绸缎，和各色官员混得熟透，处处可以分一杯羹。这样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导的一个人，在延安成为了工农领袖，依旧是粗茶淡饭，补丁泥腿。

我时常想起他们那一群人。

在他们这些人的故事里，无论是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个人生命力的爆发程度，还是这些故事留给后人的价值，都要胜过古希腊的悲剧，荷马的史诗，甚至是莎士比亚的鸿篇巨著。

文学、哲学或是历史学，都不足以描述这些生命所展现出的绚丽与斑斓。

这种绚丽和斑斓的生命花，绽放于鲜血淋漓的北京城，绽放于黑暗而穷困的旧中国。绽放在一次次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之中，绽放在一天天伏案阅读、一次次登台演讲，一次次工厂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他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个阶级来说，是不朽的。

【文章来源：一粒铜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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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雕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俩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象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那个苦，那个乐，全靠个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痛苦了么?你为何又说要我们青年在痛苦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信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者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原载1919年3月14—16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