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环球网发布了《如何认识我们的近邻日本》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作者以记者和交流者的身份第一次去日本后的种种见闻及特别感受，笔起笔落间，毫不掩饰其对日本的赞誉，并以此发出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才刚刚开始”的由衷感慨。

　　如果仅仅是对日本的赞誉，倒也无妨，毕竟此类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各大旅游论坛上并不鲜见，许多赴国外游玩了几日的旅客，都愿意分享他们在各国看到的种种或令人感觉新奇，或令人心生敬意，又或令人震撼不已的内容。

　　还记得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吗？“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全民医疗索马里，俄国白送房一套,印度恒河有疗效，日本夏令营呱呱叫，被泼咖啡撒切尔，蒋公诺曼底逞英豪，舌尖韩国很美妙，英国美食就是好，喜迎民主伊拉克，阿富汗自由炮火少。乌克兰个个有选票，不丹生活质量高……”

　　连去到不丹、阿富汗、索马里、乌克兰，甚至伊拉克都有人要感慨一番，更何况是去往世界最主要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呢？因而，赞誉什么的并不新奇，也不值得去过多的争辩，毕竟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确确实实在“卫生”、“秩序”、“精细”和“毅力”等方面都做得不错，值得我们学习—这就好比澳洲的环保，南美的足球，北欧的福利，德国的工业，美国的科技，英国的薯条……谁还没点值得别人学习的优点？

　　但如果硬要把某些现象上升到国家或民族层面，并作为依据来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时，那就不能仅是简单的“赞誉”了。毕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因为对各国盲目“赞誉”，吃的亏还少吗？单看涉及日本的那些“赞誉”：你我还记得那一年“中日夏令营中的较量”吗？还记得那位“喝马桶水”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吗？还记得日本北海道的那个叫“旧白滝站”的“一个人的车站”吗？

　　这些“赞誉”远比环球网发布的文章中所提及的那些细节来得更触动人心，更撩拨眼球。可真相呢？从后续曝光的信息中我们发现：夏令营原来并没有发生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中日孩子各有千秋，可作者偏偏就要用自己的幻想，臆造出中日孩子的差距；日本的“马桶水”确实干净，可马桶的U型构造决定了U型管内的残余物是无法清理的，水是无法饮用的；“一个人的车站”则更是玩弄文字、欺骗读者的产物，唯一真实的内容不过是，小姑娘是那一站唯一的乘客，但列车并非专列，坚持运营也并非要坚持送小姑娘上学，关闭更非因为小姑娘毕业了……

　　除了这些“老赞誉”外，最近也出现了几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新赞誉”。例如：某位微博活跃用户在熊本地震发生后，连发微博赞誉“熊本县永旺超市在地震后将各种物资降价出售”，以此来暗示日本人特别的有责任和担当。可现实呢？日本媒体报道，原来是这家超市进货太多，再不出售就要过期了。同期，许多日本媒体还报道了不少日本超市在地震后商品价格暴涨的消息。

　　同样，某网驻日本的某记者，在日本熊本地震发生后，连发微博，赞誉日本灾民的“井然秩序”。在其发布的照片中，政府的救灾供水车明明就在里面，可她就是视而不见，渲染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灾民却秩序井然的状态……

　　难道真的是不夸大就无法博眼球，不渲染就不能表现自己出过国，不扭曲就不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到底有多低劣？或许作者们会辩解称，我们只是想激起中国人的羞耻感，知耻而后勇。可这些作者们是否知道“过犹不及”？当这些故事一次又一次的被渲染、被美化、被夸大时，它们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会潜移默化成为中国社会所渴求去攀爬的“高度”，一个遥不可及的“高度”，一个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的“高度”。

　　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有着更高的目标不是更能激励人吗，为何会带来消极后果呢？心理学上有个“超限效应”，指的是“如果外来的刺激过多、过强，或者作用时间过长，就会让人产生不耐烦，甚至逆反的心理”。

　　有个很经典的例子：“美国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到教堂听牧师的募捐演讲，一开始他觉得牧师讲的很好，感人至深，准备多捐点钱。可10分钟后，牧师还在讲，他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点小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在唠叨，他决定不捐了。终于等到牧师讲完了，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不仅一分钱没捐，还顺手从盘子里拿走了些钱……”

　　上面那些在一定现实基础上被人为刻意美化、渲染、夸大，甚至捏造的“励志”故事，起到的正是“超限”的作用—当然，绝不仅仅只是“超限”这个消极作用。例如夏令营的故事，什么日本小孩负重20公斤，行军100公里？特种兵的行军负重标准也不过是自身体重的1/4好吗？

　　如果中国家长真的都按照足以摧残儿童健康的“标准”去培养子女，不但无法让子女变得更坚强，还将摧毁孩子们本可以在合理标准下获得的自信、自尊和进步，进而彻底毁掉孩子的未来。更可怕的是，这种“莫须有”的“差距”，不但贬损了中国人的素质，打击了不少国人的自信心，还让太多人为此背负上了本不该有的社会压力，直至真的沦为了“垮掉的一代”……

　　回望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多年，随着出国人数的猛增，“仰望国外，自卑一切，无法站直了平看世界”成为了阶段性井喷的情况。这是特定阶段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决定的。那时的中国物资贫乏、经济落后，那时的发达国家意气风发、发展迅猛，当最早一批国人踏出国门时，他们如初生的婴儿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衣食住行，到科教文卫，再到日常的琐碎点滴，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新奇，那样诱人……

　　用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话来说就是：“发达国家高楼林立，公路上车流如梭，晚上灯火辉煌，商店里物资极大丰富，而当时的中国，路不平，灯不明，买东西要凭票，要排队。与国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那样的现实冲击下，内心对西方顶礼膜拜，“嘴上不承认，可心底是实诚”的状态成为了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至于后来出现的“月是国外圆”和“国外什么都好”的社会思潮也不过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事实上，上文提到的那些作者，很大一部分正是这股思潮下的“产物”。这个阶段，对西方的“顶礼膜拜”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直到现在，它至少已经伴随了一代人，并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新一代。

　　当然，出现这种心态是非常正常的，在那样巨大的反差和冲击下，正常人基本都会“给跪了”，甚至有不少人还是因为希望能够尽快“振兴中华，发展中国”而选择了向西方俯身。他们带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恨不得立即将西方最好的一切都引入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这种心态下，在缺少对比参考，以及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哪怕仅是表象，基本上都被视为是“精华”而介绍到中国，即便后来出现了很多的“水土不服”，也被认为是中国的问题。

　　更可怕的，伴随着这个过程，有部分中国人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习惯带着“发现的眼睛”，去国外找寻那一个个令人或震惊、或汗颜、或愧疚的与众不同之处，然后以此来比对、放大国内的问题……这种认知方式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成为了潮流。

　　相反，能够去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外存在问题，客观地去看待国外的黑与白、好与坏，并以现实为鉴，寻求自我更好的发展，这反倒是当前社会最稀缺的认知尝试。毕竟，要做到实事求是和客观，就不可走马观花，不可预设立场，更不可偏听偏信。它必须依托于真正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依托于有专业背景下的长时间的走访、调查和感悟，依托于拥有在有限条件下去尽可能全面认知及分析国内与国外现实的强大能力。

　　要做到这一切，不容易，绝不是出了趟国或搞了个出访就能做到的。但只有这样去做了，才能够最终有资格来谈论国内外的比对，以及国家和民族间差距的问题。否则，在强烈的主观导向下，在极其有限的信息汇集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明白哪些差距是真正的差距，哪些方向是最该努力的方向呢？更何况，一味的去夸大国外，并捕风捉影的来影射国内，恐怕并非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更像是“逆向民族主歧视”的表现。真的为中国好，就应当基于“真相”和“现实”的为它的提升及改变建言献策。

　　再结合现实来例证一把：如果之前的那些带有谣言性质的“恨铁不成钢”的 “励志故事”靠谱，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在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中，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视死如归，拯救生命。而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年轻的自卫队队员却百般推脱，拒绝接近爆炸的核反应堆，贪生怕死”的情况 呢？中国垮掉的一代究竟是如何撑起中国这些年高速的发展，而日本励志的一代又是如何让日本社会沦落到只能靠“发现的眼睛”来证明自己还行的状态？

　　回到环球网系列文章中开篇的那句引用：“听一位去过日本的朋友说：没去日本的都说日本的坏话，去了日本的都说日本的好话”。笔者想说，刚去了日本的都说日本的好话，可真住下了，坏话就又会多起来的。这也是现实，不是吗？

　　谦虚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好学是我们的优良品质，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够不卑不亢，能够站直了，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探索和思考这个世界。对日本如此，对美国亦如此。以前我们渴望平等而不可得，那是外力的限制；现在我们可行却依旧选择俯身，这是旧时心态的桎梏，是时候改变它了。中国人，站直了看世界，真的挺好。

　　（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时政评论员；来源：作者微信，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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