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自2015年以来，就进入下行趋势，这对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消除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任务压力很大。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末，几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作为一个像厉以宁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手段，实事求是地为中央献计献策，这才是责任担当、道义所在。然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的、抑或编造的“故事”，拿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上说事。无独有偶，财政部财研所原所长贾康也遥相呼应，说什么他几年前就在研究“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因为这是“新常态”所需的新动力（见21CN新闻，来源环球网2015.12.25）。

　　我们先来听听厉以宁的故事。为避免他们说我“断章取义”，只好再把“故事”复述一遍：某梳子制造厂要求其四位推销员，把梳子卖到一座寺庙去。第一个推销员去后空手回来，说庙里的和尚根本不需要梳子；第二个去了，卖了几十把。办法是，和尚虽然不蓄发，但经常梳头有利于头部血液循环，延年益寿；第三个去卖了几百把。他建议方丈，香客来烧香，头发里经常沾满香灰，若庙里多备些梳子供香客使用，他们感到庙里的关心，香火就更加旺盛；第四个销售员则带回上千把订单。他说服方丈把庙里香客最喜欢的对联刻在梳子上，另一面再刻上“吉善梳”，把梳子作为纪念品送给香客。同样的商品，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厉以宁认为主要是四位营销员对产品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打通梳子的新功能，让旧产品增加新功能，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创新”。（来源：2015.12.24人民网财经频道：厉以宁以寺庙卖梳子故事诠释供给侧改革）。

　　哇！听了厉以宁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个卖假药的。同样的商品，只要你巧立名目、花样包装，就能增加需求、拓宽销路、扩大销量。怪不得卖假药的都说他的药能包治百病。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有了这些能“挖掘使用新功能”的好推销员，何愁“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

　　我们看了他的故事，再来看他所说的“供给侧”的涵义。概括说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到“供给一侧”上。具体有：1、从结构上去过剩、补短板，全方位保证供给。2、创新新产品，拓展新的供给领域，增加新的供给。3、与“需求侧”相反，从认识上、政策上、产业上，往供给一侧发力。

　　假如我们对他的“供给侧”概念在认识上没有错误，那么可以用以上三点来衡量，就不难发现这与厉以宁讲的故事很少搭边儿。也就是说，他用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做基础，提出他所谓的“供给侧”新理论，很明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大理论家连简单的形式逻辑都不懂，令人汗颜。

　　既如此，我们暂时放弃厉以宁的故事，再来看他所谓的“供给侧新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实际，对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何指导意义。

　　首先，从一般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历来都是由人的生产、生活消费产生需求，并由需求催生、发力、推动生产来尽可能地实现供给，因此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也就谈不上供给，简单说就是需求拉动供给。如：我们要自主生产大型航母，急需电磁弹射设备，这才催动科研和生产部门加快研制这一产品。没有需求哪来供给？这是普通百姓都知道的浅显道理。所以，中央历来都用“需求”（外需、内需都是需求）拉动生产、追求经济发展。例如在外需方面，我国为摆脱经贸单纯依赖西方，建起一带一路经济带；在内需方面，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开展大规模脱贫。所以，需求侧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诚然，人的生活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延续，而是在循环延续中不断提高。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改变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即先有人的生产、生活消费的转变提高，从而形成新的需求；才又继续引导扩大生产、推动研发新技术、拓展新生产领域、增加新产品以满足供给。

　　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讲需求与供给的自然逻辑顺序，主要是因为厉以宁的“供给侧”把事情给搞颠倒了，需要把它纠正过来。我们不反对搞理论创新，但不能超脱经济现实和规律。

　　其次，是否要在供给一侧发力、做文章，还要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一般来讲，如果在经济中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像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社会总生产力落后，全国需求极其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我们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决定在供给一侧发力：首要的是在生产力布局上调整，把足够人力、倾其财力、集中科研，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重工业是轻工、农业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的前提和基础）发力，使国民经济在废墟上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由于我们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在重工业上，轻工产品缺乏，国家用“发票发证”这种不得已的办法，来保证人民最起码、最基本、最普遍的需求。可是这却遭到一些人的狠批，或说是死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或说这是搞社会主义穷过渡。我们只能说这些人要么是鸡蛋里挑骨头，要么是煽动反党、反毛情绪。

　　毛主席为让中国尽快富裕起来，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刚刚完成（1958年），就向全国发出“人民公社、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的伟大意义在于，宣布我们全党工作重心，由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某些人故意歪曲这一意义，指责为“左倾冒进”。需要指出，亩产万斤粮、大搞钢铁、吃共产主义大锅饭，绝对不是“三面红旗”这句口号的本意！而是有人借此刮“左”倾风，却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的目的，就是让中国老百姓生活赶快富裕起来，更企盼尽早赶上发达国家；可是我们又知道，国民经济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一锹挖口井！但是，号召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何错之有？！我们禁不住要提出个质问：为什么有人对共产党、对第一代国家领导人要如此挑剔 ，甚至还栽赃抹黑？！

　　第三，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情况确实变化了——供给已经变为大于需求（要注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中，还含有投机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投机需求属于非正常需求）。

　　需求包括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两个方面。

　　先看生产需求。由于国企“抓大放小”，绝大多数被私有化，私有化后根本不从事生产，而是拆了厂房盖楼房；再者，许多优秀支柱国企被外卖后，便从国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后“出口”到国外，从而使我国自主制造业生产能力低弱，生产需求大幅萎缩、显著下降，企业吸纳生产资料减少，使钢铁、煤炭（也有替代品因素）、电力等逐步显现“产能过剩”；水泥过剩是由滥盖楼房所致……。

　　再看生活需求。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是，我们国家总体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了；生产力提高也推动了需求欲望，这种高水平的需求，又推动供给结构更加完善。特别是在私有化过程中用权、用谋侵吞公有财产暴富起来的那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某些利益集团中的那些人，还有通过自己打拼走上富裕阶层的那些人，都一致要求改变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来满足他们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消费需求。对这一人群来说，的确适合于新“供给侧”。例如，可以根据厉以宁讲的“故事”（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厉以宁假说”），提醒那些手中积压很多楼房的开发商，告诉你的推销员，要到那些已经有足够住房、手中有钱的富人那里去卖。让售楼员对这些人说：你只有两、三栋楼房还不够，现在取消了限购，又降低了税率，减少了首付，这正是你购买10栋、20栋乃至更多房子的大好时机，你住不了那么多可以出租，没房的人多得都群居了，你有再多的房子也不甭愁租不出去；还可以说，你应该在全国大城市里都要买，哪里的房价贵，你就到哪里买，因为增值快，增值也高，赚了还可以再赚；还可以说，你拥有100平米房子面积太小，你应该买三百平米甚至五百平米、乃至上千平米的房子，因为你有小三、小四，大房子住起来才方便，也显得大气……。所以，售楼员只要这样打通楼房的新功能，让旧楼房增加新功能，这样开发商就能坐等房价上涨，更甭愁楼房卖不出去。

　　但是，可惜这种人群在十三亿人口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如按照30%计算，才接近四亿。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它涵盖不了我国现阶段经济供求现状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的总体特征，因此不适合厉以宁的所谓“供给侧新理论”。

　　二是，占我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派遣工、临时聘用工、打工仔），虽然其生活消费（即需求）水平确比以前（前三、四十年）有很大提高；但是，相对于目前的供给水平，我们又要看到他们的消费还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下，他们的需求相对严重不足；对生活奢侈品（比如小轿车之类）更是可望而不可及。需求欲望的高低，需求能力的大小，要由实际收入的多少来决定。目前看，广大农民、特别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极不稳定，工资收入相对很低（目前我国按劳分配原则已经严重变形、取消，改成按资分配了，“经济学家们”给了个新名称叫“按要素分配”）。例如在私企的员工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没有星期天休息日，社保、医保都不给交，也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和补充，至于他们的（工资）收入低到什么程度？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交不起社保医保，娶不起媳妇（如大龄青年多），生不起俩孩子（很多人表示怕养不起不敢生俩孩子），不但工资低，有时还得讨……。就拿北京环卫招聘的临时工来说，他们每月工资只有1950元。这些人难道就没有在北京住房的需求了吗？当然有！只不过由于收入微薄，想都不敢想。需求在这里休眠了、抑制了。北京企业退休人员，每月工资三千多元，这在全国来说是较高的，但如果没有一线城市急剧扩张拉动下的旧房拆迁给予的楼房和高额经济补偿，仅靠退休工资，恐怕也是买不起房子、富裕不起来的。全国看，当前物价连连攀升（注意国家统计局只发布相对物价指数，不发布绝对物价指数），几个因素共同影响下，广大人民消费欲望必然受到严重遏制，需求空间被挤压得几近为零；如果把这些人的需求释放出来，中国消费市场能力就会旺盛起来。因此，我国目前的市场仍旧是一个潜在的“买方市场”。中国经济有“韧劲”，每每都能“软着陆”，不坍塌，并不是厉以宁、吴敬琏这些假理论如何高明，而是人民大众的低水平消费，使得许多低端的、“过剩”的产品总能卖出去，从而有力地托举着市场。

　　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充分说明厉先生的故事，是脱离中国经济实际的假说。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厉以宁等人，为啥要抛出这么个假说？这是因为，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时刻把人民群众牵挂在心上，提出一切改革必须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非常负责任地要从实际着手，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贫困问题，解决低收入问题，逐步搬掉百姓头上“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这三座大山。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习主席身在中南海，牵挂着他曾下乡的梁家河村，他由此又惦记到革命老区，又想到全中国的贫困大众，下最大决心要在2020年消除7000多万贫困人口！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宏大决定！面临着多么大的工作压力！要实现这个宏大决定，必然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必然要加大税收范围和力度以减少财政压力（减税不但使财政亏空越来越大，而且也保不住私企，因为没有200%的利润，私企是不会干的！再说，人为地保私企也违背“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必然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必然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托底保障，必然进一步从降低成本入手，降低物价，增大普通人群购买力，从而增加全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这才是改变经济滞涨、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方妙药。总之一句话，切实让穷苦百姓，分尝到近四十年的改革成果，让改革红利不单单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惠及百姓。正当党中央鼓足信心，实施“十三五”规划从2016年起步的大背景下，厉以宁等人突然抛出他们自己诠释的一套“供给侧改革”的假理论，搬邪道岔，来干扰党中央的正确抉择。厉以宁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最怕我党恢复人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最怕人民群众得到哪怕一丁点改革红利，最怕政府为增加百姓需求能力出台新政策，比如拿出一些财税进行二次再分配为劳动人民获益，最怕政府要求私企降低价格、提高工人工资、填补工人应得的福利、为在岗工人缴纳社会保险等等。这就是“厉以宁假说”出炉的真正目的。

　　我们注意到厉以宁的所谓“供给侧”中，提出个“结构性”问题。这无非是指产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以上分析已经证明）。是的，我国产业结构早就出现“结构性”问题了，而且“调整产业结构”口号已经喊出好多年了。为什么如今他们仍把这个问题放到“供给侧”这个篮子里“老题新谈”？说明用“靠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资源”的方法、手段，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很简单，私人资本在无序的市场中，它只知赚钱、赚钱，或赔本、倒闭，甚至“跑路”，根本不管不顾（事实上也顾及不了）什么“结构性”。

　　同样，厉以宁的“供给侧”还提到一个“补短板”和“产能过剩”。厉以宁说：“经济当中，经常考虑供求平衡问题。”我们疑问的是，你一贯号称遵守市场经济规律，这怎么又主观“考虑”起来了呢？再请问，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考虑”这个主体又是谁？。厉以宁还说：“供给方发力，难点也存在”，“供给侧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关闭产能过剩、消耗能源和资源过多的企业，供给侧改革通常是增加供给。”（注：摘引同前）。我们实在读不懂厉老先生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讲的东西，一会儿说供给侧要求补短板、去过剩，一会儿说产能过剩了，在供给侧改革中又不能“简单地关闭产能过剩、消耗能源和资源过多的企业”。听他的意思是，这个独木桥既要必须走，但你真要走，又有很大难处！到底走还是不能走？难煞人咯！真高，实在是高！原来厉以宁的“创新”也只不过如此！其实，厉以宁的无奈，反映出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黔驴技穷”!

　　既然市场调节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然地会想到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国家意志）怎样发挥？一个是经济政策！有总政策和具体政策之分。总政策是指出经济发展大局和提出总目标；具体政策是对在执行中的计划做出某些补充或纠正。另一个是政府经济部门作出的经济计划！首先，计划依据总目标总要求，以市场价格反映的表象为起始点，以科学统计为基础，以计算机为工具，围绕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产品供给（生产、生活）状况，实时地、客观地、合理地安排调整社会生产力布局，补短板，去过剩，促提高，保（相对）满足。计划一旦制定，必须依法律形式约束来执行和完成，不能纸上谈兵；其次，政府实施计划的必备客观条件，是生产资料（劳动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公有制，和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力。有了这两个条件，政府才有权力调动社会各种资源，来补短板、去过剩，达到“全方位”保证供给。如果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被私人所有的情形之下，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落实经济政策、调动社会生产资源等各个方面，就大打了折扣；同时，社会越是走向市场化，政府去经济管理职能化就越多，政府可以利用的经济杠杆也大为减少（货币发行及利率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这是我坚决反对银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在此情形之下，政府即便有“计划”，也是“马歇尔”计划；更何况，在完全市场体制中存在大量投机（如有钱人买房，不为自己居住，而是为出租、增值变卖），它往往掩盖了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致使统计失去制定计划所要求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孙冶方、薛暮桥等老前辈之所以拿统计工作特别为重，其意义就在于此。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起步，经济理论大讨论进入高潮。有经济学家论述计划经济时，就谈到它其实是短缺经济论。意思是说，计划经济以补短板，抑过剩（供给结构本身反映的就是某产能是大还是小）、保持供求的基本平衡为首要。总而言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我党老革命家、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人——陈云老前辈高度概括的那句话：实行以计划为主（主要是生产资料），市场为辅（主要是生活资料）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既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刚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的要求，又能使国民经济脚踏实地、稳健扎实地前进，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避免社会生产力受到无谓摧毁，保护社会财富遭受损失，促使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收入、消费、需求、供给获得满足和提高。无论人们怎样不理解或怎样地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也还只能如此。习主席要求我们学点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很难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学哪里错误，哪里能够借用、吸收。全盘搬用，绝不可取，也绝不能取。    

　　 （作者是退休干部、共产党员；此为作者原创来稿，转载请注明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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