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全球财经媒体聚焦上海。全球市场上能够呼风唤雨的G20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们在上海举行会晤，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此次G20上海峰会被赋予了特殊了含义。

于是，G20可否协商建立一个类似于广场协议的汇率干预机制 成为会前的关注焦点。

2月26日上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会议上，围绕人民币汇改以来的汇率波动、全球货币贬值竞赛中，是否需要建立全球协作机制干预汇率，即所谓的新广场协定，还有，中国的债务问题、放松房地产信贷、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等等热点问题，周小川详细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2月26日，央行上海总部，周小川在答记者问。

周小川说，各国货币政策要相互讨论至少应“互相通气”，但，G20强调结构性改革，“G20是否专门就汇率进行协调，过去没有这么做过”。

联系中国人民币汇率波动一度引发全球市场的蝴蝶效应，周小川说，“国际市场之间确实会产生一些共振，货币政策会有一些溢出效应。今后的政策制定要更加小心，但同时也不能缩手缩脚。”

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周小川说，尽管国际市场动荡，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会过度基于外部因素制定国内经济政策。”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等等。

针对周小川的万字答问，以及此次G20会议的热点议题，观察者网26日，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暗示两会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基本风向

观察者网：今天周小川在G20上海峰会记者见面会上的发言，你看到有什么新的信号？

张军：周小川的讲话要跟楼继伟的政策配合起来理解说。周小川说，我们的工具箱还是有很多工具，需要的时候会出台相关政策，包括对房地产的刺激；楼继伟说，我们2016年财政会更加积极，会提高赤字，会安排大量的支持实体经济和结构转型的财政开支。

总体上，还是强调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完全受制于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不会受制于外部的压力。比如，大家担心资本外流会不会牵制我们货币政策的选择。周小川明确讲说不会受牵制，央行会应对资本外流，但是不会因此而改变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

周小川和楼继伟的讲话是互补的，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得出马上召开的两会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本态度。

观察者网：周小川提到一个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的说法，与以往稍有不同，看起来是今年稳增长任务蛮重的。

张军：对，稳增长要放在第一位，调结构要放在第二位。我很欣慰的听到周小川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是为了调结构的需要。过去大家把调结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立起来了，认为调结构就要收紧货币政策，其实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支持调结构的目标的。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提到过。

观察者网：对，这也是您去年以来一直就强调的观点：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结构转型更有利。你在之前的文章中还提到，去年811汇改以来，中国的汇率大幅波动，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央行跟市场沟通存在不足。这次G20，你觉得央行及财长应该向世界传达些什么样的信息？

张军：G20是个绝好的机会。特别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及股市的动荡。我们作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引擎，在市场沟通上做得不够好，这也是官方承认的。去年冬天，为此还专门派英语很好的方星海去达沃斯。

这次又提供了一次沟通的机会，所以中央高层比较重视。因为国际投资者容易钻牛角尖，他们对中国都是一知半解。利用好这个机会，把我们想做得事情，逻辑和全貌告诉他们，使全球投资者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努力，提高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达成《新广场协议》是好事，但只是个传说

观察者网：G20会议之前，华尔街的投行分析师提议，应该在G20上，各央行携手搞一个新广场协议，支持中国的人民币，遏制美元继续走强。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呵呵，真的要签一个《新广场协议》倒好了。《新广场协议》的含义是说就是让美元不加息，让美国为全球经济复苏做贡献，好是好，但我个人觉得这好像不现实。

G20会议商讨机制已经建立很多年了，每年4次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会议，从以往的会议成果看，看不到有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国际上每个国家制定货币政策肯定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虽然公开场合，美国财长会说，制定政策也要考虑政策的外溢效应，要考虑新兴市场的情况，但这只说说而已了。真的达成这种共识那是个奇迹。

观察者网：前面你提到如果达成《新广场协定》反而是好事，怎么讲？

张军：如果美国不加息，美元贬值，对我们有好处。人民币现在面临很大的贬值压力，要稳住汇率，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国不要加息。

美元即使贬值了，人民币也不会升值，另外人民币汇改的目标是努力与美元的脱钩，盯住一揽子货币，所以美元贬值，关系也不大。

人民币在过去这么多年，相对美元已经升值了30%以上，所以从市场角度讲，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如果我们放手不管，让人民币去贬值，有一定的风险，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

尽管贬值对中国经济有利，但很多事情会超出了我们想象，我们想贬一点，但市场会误认为我们会持续贬值，就会造成资本外流。

这样，我们的货币政策就是受到牵制，本来经济下行的时候，央行应该执行宽松政策支持实体经济，但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货币政策越放松，人民币贬值越厉害。所以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美元不再升值，也不再加息了，有助于我们走出这个困境。

最近银行间市场利率升得很高，流动性偏紧。核心在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不希望通过降准来注入流动性，因为一降准，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会加强。

能否让悲观情绪得到缓解 这最关键

观察者网：那么对G20, 你最关心和期待的是什么？

张军：很多人期望，G20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在全球经济萎靡比较糟糕、金融比较动荡的情况下，让美国这个全球老大，放慢加息的步伐。美国要是加息，大量新兴市场的资金都会流向美国，美元升值，这对新兴经济国家是不利的。但是让美元走贬值的道路，这也不现实。

本来我们认为，美元去年12月17日宣布的25个基点的加息，大家认为接下来可能还要加息，但是现在美国动摇了。因为美国的实体经济看起来也还比较糟糕，出口也不好，工业也不行。

那为什么人们说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其实只不过是金融领域在复苏，因为全球资本回流了，当然美国的资产价格都提高了，但实体经济还没有大的变化，还在变遭，所以我认为近期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此次G20会议，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些央行行长坐在一起，能否让市场形成的悲观情绪，得到缓解，这是最重要的。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应该给世界一个信号。

给新闻加点料：

今天的中国不是广场协议时的日本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五在沪开幕。此前，有西方专家提议出台新“广场协议”，协同干预汇率，支撑人民币，遏制“货币战”。

“广场协议”是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签署的。其时，美元飙升，美国通胀高企、贸易逆差扩大，望以美元贬值刺激出口。五国最终同意协调干预。协议签订后10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经济出现严重泡沫化，从此落入“失去的10年”。

有经济学家认为，广场协议救了西方，牺牲了日本经济。但也有学者认为，泡沫化主因是日本经济未能及时实现升级转型。

正是因为“广场协议”当年给日本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听到这个词就有点儿担心，害怕“日本悲剧”重演，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经济成果变成任由西方宰割的“羔羊”。

应当看到，“广场协议”时的日本，在经济结构上对美国有相当程度的依附性，汇率主控权也掌握在人家手里。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实质性不同。中国经济比日本体量大，决策自主性很强，汇率政策也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能操控的。即使是当今世界金融力量最强的美国也不行。

眼下世界经济的低迷不振，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具结构性弊病，根本不是靠一个新“广场协议”就能拽得动的。重回复苏轨道，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等一揽子的应对措施。同时，更需要发达与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

我们观察重提“广场协议”这一舆论现象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西方经济机构的预测与建议重点纷纷指向中国。一方面，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决定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市场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不足。后者更值得留意，因为缺乏信心背后隐含着对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不放心”。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肯尼迪说，北京需要恢复人们对其管理经济的能力的信心。今年年初以来，在唱衰中国经济声调此起彼伏的背后，就有着对中国发展模式深深的不信任感，亦暗含唱衰中国政治的动机。

经济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首要因素，也是中国影响力的基础。很多外国人之所以会渐渐地“服”中国，并研究中国崛起背后的文明因素、政治制度，以及管理经验等等，大多是从惊异于中国经济的特殊速度开始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形象，更是发展模式。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因此有西方与中国两种模式博弈之说，认为“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

看来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向世界证明自身模式可持续性的重要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签署广场协议时的国际经济整体图景，估量一下今天中国经济的分量，这样做会坚定我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而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这么大的经济体在转型中当然会有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还就得靠我们这套不断完善且与时俱进的体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中国经济，绝不会因为眼前这样的坎绊个大跟头。

如果西方真的将此视为模式的博弈，那就让我们来一场公平而合理的竞赛吧。不要总是打自家的小算盘，不要总想着以唱衰别人来弥补自己的失落，大家一起争先恐后地往前走，世界经济才会强劲、均衡和可持续增长。这是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应当做、也最需要去做的事情。